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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早在他获悉盛世才崛起之日（一九三四年），就密谋联苏反蒋，派李杜担任此工作，先後派赵毅、应德田担任李的助手。＇注19＇且从一九三四年起，张学良就装装模做样的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如辩证唯物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列宁的《左倾幼稚病》、《资本论》等，还要黎天才和潘文郁经常给他讲解，吴汝铭（吴雨铭）更是“专办随车讲课”。张任鄂豫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和武昌行营主任时，家住武昌徐家棚，办公在望山门原两湖总督衙门，每天乘车前往要四十多分钟，张学良常要他们随车给自己讲课。甚至到南京开会，住在蒋介石的陵园别墅里，张也毫无顾忌地要黎天才、潘文郁、吴雨铭（吴汝铭）给他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注19＇更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向共产党示好。＇注29＇像张学良这样大军阀，大官僚，且“终身无憾事，唯独好女人”的人，竟要研读马列主义，是多么不合情理，也难怪有人对这一堆资料持怀疑态度。
但是，若将这一堆从表明上看，似手极不合情理的资料综合加以考查，可明显的看出其背後，隐藏的玄机：张学良获悉盛世才崛起之日，与张学良密谋联苏之日，＇注19＇以及张学良装装模做样的研读马列主义著作之日，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向共产党示好之日，均为一九三四年。可明明显的看出，盛世才崛起对张学良的鼓舞作用，使张学良沿着盛世才成功的足迹前进，张学良如此做的〃良苦〃用心，当然不是张学良“进步”到信仰共产主义，要将他交给外国人管理的，存在上海租界外国人银行的巨额存款拿出来“共产”。而是像盛世才那样标榜进步，并唯恐别人不将他张学良如此“进步”、“革命”宣传出去，让斯太林知道，从而取得斯大林的信任，与盛世才努力学习共产主义著作，并在书架上摆着《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供共方人员及苏联官员参观＇注30＇如出一辙。也难怪大陆敏锐的学者指出：“从一九三四年二月至一九三五年九月，张学良在武汉近两年时间，考察他的言行，其思想与一年多後发动‘西安事变’之间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可以说，武汉时期，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准备时期。”＇注27＇“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准备时期”，早至一九三四年，即张学良获悉盛世才崛起之日。
可见目前流行的看法：“中共的'二个口号'、'一支流亡曲'使张学良思想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以及张学良自辩：“共产党之停止内战，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是事实。
恰巧张学良与中共在策划大规模内战，如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张学良进一步说明了他对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具体设想：欢迎二、四方面军到甘肃来，二、四方面军宜先夺岷州，据此出陇西，攻击毛炳文，以便吸引毛炳文部注意力集中对付红军，（让）东北军于学忠部乘虚控制兰州；另一部（红军）出夏河攻击马步芳老家河州，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马步芳部东援，争取使东北军（乘虚）接防河西走廊，如此可便利接通新疆；为便利西北发动起见，红军一部出河南，仍是调动陕西中央军出境，确保陕西於我手中的有效策略。“张学良就是如此幻想中共帮他“肃清蒋系势力”，以能实现他据西北称雄的“鸿鹄之志”。这是张联共的重要目的。
其次，张学良以联共标榜进步，从而取得莫斯科的信任。并希望通过中共做中介顺利联苏，以能像盛世才据新疆称雄那样，在苏联的支持下，据西北称雄；张学良联共的另一目的，正如本书《西安事变的远因》这一章所说，东北军内军队国家化的趋势，被张视之为“瘟疫”、“第三期以上”的重“病”，惊之似警钟、雷呜、山崩、地裂，使张学良惶惶不可终日，“最大问题是东北军自身的统率与改造问题，依目前条件，必须尽快物色和训练一批可靠军官，为此请派有力干部前来协助。”张学良不惜饮鸩止渴，引进中共，以抵销东北军内此一军队国家化的趋势；此外，还有保存实力，拥兵自重等。
这是张学良为甚么对他与中共的关系如此忌讳如深的原因，也是张学良晚年，宁可说：“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地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也不愿说出他联共的目的是中共的“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以及中共帮他“肃清蒋系势力”，张为达此目的，甚至像盛世才那样申请加入共产党。
是不是真的如张学良晚所说：“我就是共产党”呢？请看看这位自称：“我就是共产党”的张学良在关键时的表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中共仍拒绝公开“三位一体”，使张学良据西北称雄梦破灭後，张再也不需利用中共帮他“肃清蒋系势力”了，张对中共态度突变，不但不联共了。相反，张於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主动向蒋公献上剿共策略：
“甲、剿匪：一、调东北军全部驻开封、洛阳……。二、请虎城出洋考察……。……。”＇注1，25＇
从张学良主动向蒋公献上的此剿共策可看出，不仅张学良晚所说“我就是共产党”不是真的，就连“三位一体”，也只是张学良为了利用中共帮他弄到俄援，以及利用中共帮他“肃清蒋系势力”的临时策略，待张不需要时，主动向蒋公献策：剿共，还要调东北军离开西北，“力求东北军能够远离中共与红军”，＇注1＇再也不“三位一体”了。充分证明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特定的条件下的联共，并不是反内战，而是利用中共“攻击毛炳文，以便吸引毛炳文部注意力集中对付红军，（让）东北军于学忠部乘虚控制兰州；……；红军一部出河南，仍是调动陕西中央军出境，确保陕西於我手中的有效策略。”即利用中共帮他“肃清蒋系势力”，让他张学良能据西北称雄而已。
如此机密，张学良怎能不忌讳如深，唯恐外人知晓呢，甚至宁可用：“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地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用单纯的信仰，来掩饰他联共，甚至申请加入共产党，所要达到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西安事件真相》第七章 中共在西安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3）四、张学良又是怎样和中共建立秘密统战关系的呢？
本来联共就是张学良步盛世才的後尘，密谋中的“另立局面”一个重要步骤，特别是张学良尝试像盛世才那样，直接联苏，虽多方努力，如派李杜担任此项工作，李杜甚至连毛泽东藏於民间的二个儿子都找到了，但仍无法与苏联系上，张通过马占山等私下与苏联系也毫无结果，使张愈来愈感到须找中共做中介，张心急如焚的至少从以下三条管道找中共。
第一，希望从上海找到中共，但因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构已迁至陕北，成效不大，仅找到脱党的刘鼎，但张学良最初并不知刘鼎曾脱党，还以为是化名的中共要员，曾猜测过刘可能是王稼祥＇注31＇，肉麻的吹捧刘；第二，从北京找到中共，找到宋黎……一大批中共党员。另据李锐（曾任毛泽东的私人秘书）回忆，他的同学熊彪，在北平参加共党活动被捕，忽然释放後被带到西安，张学良的部属试图从熊身上追找到联共之路；第三，从陕北找中共，但是一九三五年的陕北中共中央，虽然已经决定对东北军展开统战工作，但对身为西北剿总代总司令的张学良，不抱任何幻想。且数度与东北军交手，发现东北军战斗力极弱，红军将领不把东北军放在眼里。除了象延安、宜川那样有完整城墙的县城，红军因为装备落後无力攻取外，一般进攻计划制定得相当大胆。甚至敢于放手进攻甘泉，原因是甘泉城墙残破不堪，守军又只有五个连，照理不能阻挡红军。想不到，红军十五军团八十一师数度展开进攻，守军凭借武器优势，硬是把红军挡在了城外。眼看强攻伤亡较大，前线总指挥彭德怀下令围而不攻，每日利用前东北军俘虏宣传喊话，动摇守军军心。这种攻心之策颇见成效，不断有持械来归的东北军士兵。鉴于守军军心已经动摇，彭德怀干脆调来被俘不久，已经归顺红军的前东北军六十七军一零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让他前往甘泉进行现身说法，劝告守军指挥官放弃甘泉，甚至实行火线起义。高福源源刚刚进到甘泉劝降，就通过守军电台得知，王以哲军长要他速往洛川六十七军军部一谈。高福源本来就是王以哲的部下，得到电报后，当即出城征求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的意见，并明确表示愿意进一步见王以哲说明共产党人的联合抗日主张。彭德怀对此虽不无疑问，但仍然表示了赞同的意见。随后，高福源即动身前往洛川了。
高福源前往洛川的时间是一九三六年一月八日，但依照王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