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献，惟登歌奏《禧安》之乐，而县乐舞缀不作，亚献、终献仍用武舞。」诏从之。是时，仁宗始大朝会，群臣上寿，作《甘露》、《瑞木》、《嘉禾》之曲。
明道初，章献皇太后御前殿，见群臣，作《玉芝》、《寿星》、《奇木连理》之曲，《厚德无疆》、《四海会同》之舞。明年，太后躬谢宗庙，帝耕籍田、享先农，率有乐歌。其后亲祀南郊、享太庙、奉慈庙、大享明堂、祫享，帝皆亲制降神、送神、奠币、瓒稞、酌献乐章，余诏诸臣为之。至于常祀、郊庙、社稷诸祠，亦多亲制。
景祐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肃等上言：「大乐制器岁久，金石不调，愿以周王朴所造律准考按修治，并阅乐工，罢其不能者。」乃命直史馆宋祁、内侍李随同肃等典其事，又命集贤校理李照预焉。于是，帝御观文殿取律准阅视，亲篆之，以属太常。明年二月，肃等上考定乐器并见工人，帝御延福宫临阅，奏郊庙五十一曲，因问照乐音高，命详陈之。照言：「朴准视古乐高五律，视教坊乐高二律。盖五代之乱，雅乐废坏，朴创意造准，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无福应。又编钟、镈、磬无大小、轻重、厚薄、气短之差，铜锡不精，声韵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昔轩辕氏命伶伦截竹为律，后令神瞽协其中声，然后声应凤鸣，而管之参差亦如凤翅。其乐传之亘古，不刊之法也。愿听臣依神瞽律法，试铸编钟一虡，可使度、量、权、衡协和。」乃诏于锡庆院铸之。既成，奏御。
照遂建议请改制大乐，取京县秬黍累尺成律，铸钟审之，其声犹高。更用太府布帛尺为法，乃下太常制四律。别诏潞州取羊头山秬黍上送于官，照乃自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为十二管定法。乃诏内侍邓保信监视群工。照并引集贤校理聂冠卿为检讨雅乐制度故实官，入内都知阎文应董其事，中书门下总领焉。凡所改制，皆关中书门下详定以闻。别诏翰林侍读学士冯元同祁、冠卿、照讨论乐理，为一代之典。又诏天下有深达钟律者，在所亟以名闻。于是，杭州郑向言阮逸、苏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乐，诏遣诣阙。其他以乐书献者，悉上有司。
五月，照言：「既改制金石，则丝、笙、匏、土、革、木亦当更制，以备献享。」奏可。照乃铸铜为龠、合、升、斗四物，以兴钟、镈、声量之法，龠之率六百三十黍为黄钟之容，合三倍于龠，升十二倍于合，斗十倍于升。乃改造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镈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铭曰「乐斗」。后数月，潞州上秬黍，照等择大黍纵累之，检考长短，尺成，与太府尺合，法乃定。
先时，太常钟磬每十六枚为虡，而四清声相承不击，照因上言：「十二律声已备，余四清声乃郑、卫之乐，请于编县止留十二中声，去四清声，则哀思邪僻之声无由而起也。」元等驳之曰：「前圣制乐，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十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筝，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钟磬，各自取义，宁有一之于律吕专为十二数者？且钟磬，八音之首，丝笙以下受之于均，故圣人尤所用心焉。《春秋》号乐总言金奏；《诗·颂》称美，实依磬声。此二器非可轻改。今照欲损为十二，不得其法，稽诸古制，臣等以为不可，且圣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钟，又设黄钟至夹钟四清声以附正声之次，原四清之意，盖为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也。夫五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不相凌谓之正，迭相凌谓之慢，百王所不易也。声重浊者为尊，轻清者为卑，卑者不可加于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声之尊卑者，事与物不与焉。何则？事为君治，物为君用，不能尊于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则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声之设，正谓臣民相避以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钟旋相考击，至夷则以下四管为宫之时，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则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钟、磬十六，皆本周、汉诸儒之说及唐家典法所载，欲损为十二，惟照独见，臣以为且如旧制便。」帝令权用十二枚为一格，且诏曰：「俟有知者，能考四钟协调清浊，有司别议以闻。」钟旧饰旋虫，改为龙。乃遣使采泗滨浮石千余段以为县磬。
先是，宋祁上言：「县设建鼓，初不考击，又无三鼗，且旧用诸鼓率多陋敝。」于是敕元等详求典故而言曰：「建鼓四，今皆具而不击，别设四散鼓于县间击之，以代建鼓。乾德四年，秘书监尹拙上言：'散鼓不详所置之由，且于古无文，去之便。'时虽奏可，而散鼓于今仍在。又雷鼓、灵鼓、路鼓虽击之，皆不成声，故常赖散鼓以为乐节，而雷鼗、灵鼗、路鼗阙而未制。今既修正雅乐，谓宜申敕大匠改作诸鼓，使击考有声。及创为三鼗，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罢四散鼓，如乾德诏书。」奏可。
时有上言，以为雷鼓八面，前世用以迎神，不载考击之法，而大乐所制，以柱贯中，故击之无声。更令改造，山趺上出云以承鼓，刻龙以饰柱，面各一工击鼓，一工左执鼗以先引。凡圆丘降神六变，初八面皆三击，椎而左旋，三步则止。三者，取阳数也。又载击以为节，率以此法至六成。灵鼓、路鼓亦如之。植建鼓于四隅，皆有左鞞、右应。乾隅，左鞞应钟，亥之位也；中鼓黄钟，子之位也；右应大吕，丑之位也。艮隅，左鞞太簇，寅之位也；中鼓夹钟，卯之位也；右应姑洗，辰之位也。巽隅，右应仲吕，巳之位也；中鼓蕤宾，午之位也；左鞞林钟，未之位也。坤隅，右应夷则，申之位也；中鼓南吕，酉之位也；左鞞无射，戌之位也。宜随月建，依律吕之均击之。后照等复以殿庭备奏，四隅既随月协均，顾无以节乐，而《周官·鼓人》「以晋鼓鼓金奏」，应以施用。诏依《周官》旧法制焉。于是县内始有晋鼓矣。
古者，镈钟击为节检，而无合曲之义，大射有二镈，皆乱击焉。后周以十二镈相生击之。景德中，李宗谔领太常，总考十二镈钟，而乐工相承，殿庭习用三调六曲。三调者，黄钟、大簇、蕤宾也；六曲者，调别有《隆安》、《正安》二曲。郊庙之县则环而击之。宗谔上言曰：金部之中，镈钟为难和，一声不及，则宫商失序，使十二镈工皆精习，则迟速有伦，随月用律，诸曲无不通矣。」真宗因诏黄钟、太簇二宫更增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是，诏元等询考击之法，元等奏言：「后周尝以相生之法击之，音韵克谐，国朝亦用随均合曲，然但施殿庭，未及郊庙。谓宜使十二钟依辰列位，随均为节，便于合乐，仍得并施郊庙。若轩县以下则不用此制，所以重备乐尊王制也。」诏从焉。
隋制，内宫县二十虡，以大磬代镈钟而去建鼓。唐武后称制，改用钟，因而莫革。及是，乃诏访元等曰：「大磬应何法考击，何礼应用？」元等具言：「古者，特磬以代镈钟，本施内宫，遂及柔祀，隋、唐之代，继有因改。先皇帝东禅梁甫，西瘗汾阴，并仍旧章，陈于县奏。若其所用，吉礼则中宫之县，祀礼则皇地祇、神州地祇、先蚕、今之奉慈庙、后庙，皆应陈设。宫县则三十六虡，去四隅建鼓，如古便。若考击之法，谓宜同于镈钟。比缘诏旨，不俾循环互击，而立依均合曲之制，则特磬固应不出本均，与编磬相应，为乐之节也。」诏可。
九月，翰林学士承旨章得象等言：「宋祁所上《大乐图义》，其论武舞所执九器，经、礼但举其凡而不著言其用后先，故旅进辈作而无终始之别。且鼗者，所谓导舞也；铎者，所谓通鼓也；錞者，所谓和鼓也；铙者，所谓止鼓也；相者，所谓辅乐也；雅者，所谓陔步也。宁有导舞方始而参以止鼓，止鼓既摇而乱以通铎？臣谓当舞入之时，左执干，右执戚，离为八列，别使工人执旌最前，鼗、铎以发之，錞以和之，左执相以辅之，右执雅以节之。及舞之将成也，则鸣铙以退行列，筑雅以陔步武，鼗、铎、錞、相皆止而不作。如此则庶协舞仪，请如祁所论。」其冬，帝躬款奉慈庙，乐县罢建鼓，始以卖代镈钟。
礼官又言：「《春秋·隐公五年》：'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何休、范宁等咸谓，不言佾者，明佾则干舞在其中，妇人无武事，独奏文乐也。江左宋建平、王宏皆据以为说，故章皇后庙独用文舞。至唐垂拱以来，中宫之县既用镈钟，其后相承，故仪坤等庙献武舞，备钟石之乐，尤为失礼。前诏议奉慈之乐，有司援旧典，已用特磬代镈钟，取阴教尚柔，以静为体。今乐去大钟而舞进干盾，颇戾经旨，请止用《文德》之舞。」奏可。
大乐埙，旧以漆饰，敕令黄其色，以本土音。或奏言：「柷旧以方画木为之，外图以时卉则可矣，而中设一色，非称也。先儒之说曰：'有柄，连底挏之。'郑康成以为设椎其中撞之。今当创法垂久，用明制作之意有所本焉。柷之中，东方图以青，隐而为青龙；南方图以赤，隐而为丹凤；西方图以白，隐而为驺虞；北方图以黑，隐而为灵龟；中央图以黄，隐而为神蚓。撞击之法，宜用康成之说。」从之。又诏以新制双凤管付大乐局，其制，合二管以足律声，管端刻饰双凤，施两簧焉。照因自造苇籥、清管、箫管、清笛、雅笛、大笙、大竽、宫琴、宫瑟、大阮、大嵇，凡十一种，求备雅器。诏许以大竽、大笙二种下大乐用之。
时又出两仪琴及十二弦琴二种，以备雅乐。两仪琴者，施两弦、十二柱；十二弦琴者，如常琴之制而增其弦，皆以象律吕之数。又敕更造七弦、九弦琴，皆令圆其首者以祀天，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