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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结论是，阿德索所叙述的事件，就是他的回忆录：被许多神秘的阴影所遮蔽，以作者的身分为始，以修道院的所在地为终——对于这点，阿德索固执而谨慎地坚不透露。根据臆测，我们可以界定位于庞巴萨和康格士之间一个模糊的区域，很可能这个修道院是在皮得蒙、利朱立安和法国之间亚平宁山的中央山脊处。至于书中描写事件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1327年11月；另一方面，作者撰文的日期却又不得而知。由于作者自述1327年时他还是一个见习僧，又说他写回忆录之时已濒风烛残年，我们可以大致推断那份手稿是在十四世纪最后十年二十年之间写就的。
我再三思索，觉得理应将我译出的那份意大利文手稿付梓。
原作是一位德国修士在十四世纪末期以拉丁文写成，十七世纪时以拉丁文印行出版，而我所根据的是一本来历不明的法文译本。
最重要的是，我该采用什么文体呢？我绝不能用当时的意大利文体：不仅因为阿德索是用拉丁文写的，而且根据整个内文看来，他的文化（或者是显然对他有深刻影响的修道院文化）可溯至更久远的时期；中世纪末期的拉丁传统是几世纪的学问与琢磨文体警句的总和。阿德索是个修道士，他的思想和笔法都没有受到当时文艺复兴方言革命的影响，仍然拘泥于他所述及的那间图书馆中的藏书，念的是初期基督教教父刻版的经典；由这种语文及深博的引句看来，他的故事和十二三世纪的作品并无二致（除了十四世纪的参考资料和事件，阿德索无比困惑地记录下道听途说的事）。
另一方面，华莱将阿德索的拉丁原文译成他自己的新哥德式法文时，必然有自由发挥之处，而且并不只限于文体。举例而言，书中人物有时谈到药草的性质，清楚地提及艾伯特·麦努的草药书；而这本书在多少世纪以来，曾经过无数次的修正。阿德索无疑熟读过这本书，但他从书中引用的几段文字，不管是帕拉塞尔士处方或是自艾伯特草药书都德时期版本显然的篡改，几乎是原封不动的依样画葫芦。不过，后来我发现在华莱抄写阿德索手稿之时，巴黎正流传着十八世纪版本的《大公》和《小爱柏德》，这两本书中谬误百出。不管怎么说，我又怎能确信阿德索所知道的典籍，或被他录下言谈的高僧，并不包含任何将会继续影响后来之学识的注解或附录呢？
最后，我是不是要保留亚贝·华莱或许是为了忠于当时环境，而认为不适宜译出的拉丁文句呢？并没有特别的理由非如此做不可。但我总觉得应该尽可能地忠于原著……最后我把不必要的删除了，但仍然保留了不少。恐怕我是模仿了那些拙劣的小说家，在描述一个法国角色时，会使他喊道：“那当然啦！”和“女人，啊！女人！”
简而言之，我心中是不无疑虑的。我真不知道何以决定鼓起勇气，将阿德索的手稿呈示。不妨说这是一件爱的举动吧，或者可以说是去除我自己许多固执不移观念的方法。
我在翻译这本书时，并未考虑到时宜的问题。在我发现亚贝·华莱译本的那段时期，人人相信写作应文以载道，富有时代意义，以求改善这个世界。现在，十多年之后，舞文弄墨的人（恢复了最高傲的尊严）终于可以再尽情写出他想写的一切了。
因此，现在我觉得可以只为叙述的快感，把阿德索的故事说出来，同时发现这故事的背景时间无比的遥远（此刻理智的苏醒已将在它睡眠之时所产生的所有恶魂都驱逐了），和我们这时代毫不相干，对我们的希望或肯定的观念也毫无影响，更使我感到轻松畅快。
因为这只是一个故事，而不是令人忧烦的琐碎事务。
原著者的说明
阿德索的手稿分为七天，每天又根据做礼拜的时间分成几个阶段。第三人称的说明文字，可能是华莱加上去的，但由于它们有助于导引读者，再加上当时的方言文学也不乏这种写法，所以我认为不必将它们删除。
阿德索参照祈祷礼拜的时间，使我感到相当的困惑，因为礼拜时间常随地方和季节而有所变动；而且，十四世纪圣本尼迪克特教团教规中的指示，极有可能并未得到精确的奉行。
然而，我相信下面的附表对读者而言，是可信的引导。本表部分是由书中内文推论而出，另一部分则以比较原始教规及爱德华·施奈德在《圣本尼迪克特教团》一书中对修道院生活的描述为依据。
晨祷 凌晨两点三十分到三点之间。
晨间赞课 （传统上称之为“晨间礼拜”或晨祷）清早五点到六点，在黎明时分完结。
早课 大约七点三十分，破晓之前。
上午礼拜 大约九点。
第六时祷告 正午（在修道士无需到田里工作的修道院中，也是冬天时的午餐时刻）。
第九时祷告 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
黄昏晚祷 大约四点半，日落时分（教规指示在天黑之前吃晚餐）。
晚祷 大约六点（修道士们在七点之前上床就寝）。
这是根据意大利北部在十一月底时，早晨七点三十分左右日出，下午四点四十分左右日落的实际情况推算的。
序幕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神就是道。
在真相坦然揭露之前，
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在误解中的片段……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神就是道。
这件事始于上帝，每一个信仰虔诚的修道士每天以谦卑的赞颂，重复永远不变的责任。但是现在我们透过一层阴暗的玻璃看去，在真相坦然揭露之前，我们所看到的是在误解中的片断，（啊，多么暖昧不明！）因此我们必须忠实地说出它的标志，尽管对我们而言，那些标志是那么幽暗难解，并且仿佛和一种邪恶的意志纠缠混合。
我这罪人的一生已届残年，白发苍苍的我，和这世界一起步上老境，等着沉溺到无底的静默深渊，沐浴在天使的光芒中。现在我拖着多病的孱弱身躯，坐在梅勒克修道院这个小房间内，准备在眼前的羊皮纸上写下我年轻时所目睹，而今一幕幕在我脑海中重现，既不可思议又十分可怖的事实。逐字逐句，原原本本的，仿佛意欲留给那些探究神的遗迹的人（如果假基督没有先出现），好让他们借以解析祷文。
蒙天主恩宠，我成了那件事情的见证人。为了敬神之故，我不能说出那家修道院的名字。当时是1327年年底，路易皇帝亲临意大利，恢复神圣罗马帝国的尊严，遵循上帝的旨意，意欲将在阿维尼翁令使徒圣名蒙羞的篡位者、买卖僧职者和异教创始者驱逐（我所说的是罪恶的雅克，不敬神的人称他约翰二十二世）。
也许，为了使我所卷入的那些事件更易于了解，我该追述在那段时期所发生的史实，就我当时的领悟、经历，及我现在记忆所及，加上我后来所听说的其他故事——只希望我老迈的记忆还能将那么多复杂的事件连缀起来。
在本世纪初，教皇克莱门特五世把教宗所在地移到阿维尼翁，使得罗马受到当地野心君主的荼毒，渐渐地这个基督教圣城变成了一个马戏团，或者该说是妓院，被各领主所瓜分；虽名为共和，实则不然，被武装军队袭击，饱受掠夺。神职人员——包括教区僧——指挥恶徒和盗窃集团，手握刀剑，犯罪并组织邪恶的交易。如何才能阻止卡普·孟狄再度名正言顺地戴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恢复原属于凯撒所有之世俗领域的尊严呢？
于是1314年时，法兰克福五位日耳曼王公选出巴伐利亚的路易王为最高统治者。但同一天，在主流对岸，莱茵河西部地区的帕拉汀伯爵和科隆的总主教，却也选出奥地利的佛莱德里克拥有同样的最高阶级。两个皇帝想争一个王座，两团中只能有一个教宗。在这种情况下，便形成了极大的骚动、混乱……
两年后，在阿维尼翁，新教皇产生了，卡奥尔的雅克，一个七十二岁的老人，名号为约翰二十二世，天幸没有别的教宗像他那么恶名昭彰了。他是个法国人，效忠法王（这些人只眷顾那块腐朽之地上的臣民，无法将整个世界视为他们精神的寄托），曾支持菲力普四世对抗被国王不公地指控是最可耻罪行的圣堂武士团，以便和变节圣职者狼狈为奸，将武士团的财物据为已有。
1322年，巴伐利亚的路易击败了他的对手佛莱德里克。约翰宁可见两雄相争，也不愿一王独尊，在恐惧之下将路易逐出教会。同一年，圣方济格修会在贝鲁吉尔集会，修道会会长切泽纳的迈克尔，接受主教团（以后我偶尔会提及）的请求，宣告就信仰和教义而言，耶稣是贫穷的，如果它的使徒拥有某物，那只是“实际的需要”。这是一次可敬的革命，意欲保护修会的道德和纯净，却使教皇大为不悦，他或许辨识出在这宣告中有一条原则，会危及他身为教会之首的权益，否定帝国有选出教皇的权利，更进一步地主张教皇可以授权给皇帝。基于这种种理由，1323年时，约翰以Cum inter nonnullos教令谴责圣方济格修会的主张。
我想，就是在这个时候，路易看出了成为教皇之敌的圣方济格修会是他极具潜力的同盟。他们声言基督的贫穷，可以说也加强了帝权神学的思想。主张帝权神学的学者有马亚留斯、詹丹的约翰等等。最后，在我所将叙述的事件发生之前几个月，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