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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故事讲的是北大一位应届毕业生李某的事。在“大呜大放”阶段，北大各系的党组织动员大家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不少头脑比较冷静的同学感到不对劲，躲到一边当观潮派。那些即将毕业的同学更不愿这时候得罪人，怕影响毕业分配不愿伸头。但架不住党组织，团组织反复动员，终于有人抗不住响应了号召，提了一些意见。李某是其中的一个，他是某系四年级某班的班长。党支部多次召集他们班开会，后来怕交不了差，同学们就对他说，你是班长，你就代表大家说几句算了。李某推脱不掉，就不疼不痒地提几条意见，说的大多是毕业分配的问题。谁料李某后来与那些被动员提了意见的都划成了右派。而李某的右派等于是班上同学选出来的。
石国栋怎会不知妻子的良苦用心，她专捡那些比他冤的例子讲无非是为帮他找个心里平衡，让他想得开些，让他知道冤死鬼不只他一个。其实妻子大错特错了，他听了这些非但难以达到心里平衡，反而更悲伤，更痛心了，一个被他视为亲生母亲的伟大政党，怎么会一下子将这么多的人推向了敌对的一方？一个充满自信，曾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政党怎么会一夜之间变得如此弱不经风，竟会视一些不同的声音为洪水猛兽呢？
他尤其对伟大领袖发出的“诱敌深入”的“阳谋”先是不信，继而百思不得其解。那么谦恭地请人家提意见，反复动员人家“呜放”会是“诱敌深入”？会是“引蛇出洞”的“阳谋”？他老人家怎么就不曾想到这一号召会有多少听党的话的忠诚战士跟进，义无反顾地积极响应而“随之深入”呢？
他想不通，如此伟大的人物也会发生判断上的严重失误？也会有如此轻率的随意性？他旦愿这一切的发生都是下面某一个环节出现了偏差，他看到的都只是极个别的现象。他盼望着扭转这一局面的奇迹发生，但奇迹没有发生。他每天从报纸上看到的，从广播听到的，都在一遍又一遍的证实，大势不可能发生逆转。他渐渐有些失望了。
为此，石国栋悲观地连申诉材料也不打算再写下去，他认定在这种形势下没人敢给他翻案。现在正是人人自保的时候，校园里没人敢理他，连过去的好朋友见了他都如同路人。一次他在校园一条小路上与一关系不错的老熟人“狭路相逢”，躲闪不及只好微笑着向对方点了一下头，不想那位老熟人如同被蝎子蜇了似的跑开了。而这种时候向谁递补交诉材料，如同向人家怀里塞炸药包，不吓坏人才怪！联想到，清华园里一位中央委员的女儿也被打成了右派，无非是给谁提了意见，有几分言论而以。中央委员尚且保不住自己的女儿，足见形势之严峻，他又何必再往刀口上撞呢？
但又是妻子的坚持，最终在她的鼓励下，他写完了自己的申诉材料。
郑雅华说；“反正已将好人打成鬼了，再给你加个不服的罪名也坏不到哪儿去。现在的问题不是当个老实的鬼，还是当个不老实的鬼的问题，而是追回你做人的名分。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就不能放弃！”妻子之所以信心比他足，是因她的入党介绍人现位居高教部的司长。她想通过这层关系将丈夫的情况反映到高层领导那里，妻子深信总有讲理的地方。
申诉材料写完后，郑雅华自告奋勇想亲往高教部去面呈这位司长。石国栋晓以利害，终于说服妻子改变了主意。理由很简单，万一这次申诉失败，又被人捅出来，妻子这条为右派丈夫翻案的罪名就足以将她补划进自己的行列里来。妻子是维系这个家庭的精神支柱，这个家不能没有她。况且妻子的这位老关系他也见过面，何必再让她冒掉进火坑的风险！
在司长的办公室，石国栋见到了想见的人。
司长没有翻看他递上的申诉材料，而是要他简单扼要介绍一下申诉材料的内容。司长面部表情十分严肃地在听他的讲述，时而眯起双眼，时而皱起了眉头。十分钟后，终于冲他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本来他讲完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想介绍一下自己的历史的，即便这位司长知道他的过去，他仍想着重讲讲的，他觉得这十分必要。他毕竟过去是把脑袋塞进裤腰带跟着党干过革命的一分子啊！但司长不想听下去了。
司长用有些沙哑、低沉的语调说：“国栋同志，听我讲几句好吗？”他显得十分激动地点了点头。因为他听到了“同志”，这久违的称呼。
“我个人完全相信你讲的这些全是事实。不排除是由于与某些领导的误解，造成了今天的结果。但要想将这个结局扭转过来，不那么容易，也可以说还不是时候，或说是至少眼下还不是时候。即便是现在定的调子高了一些，严厉了一些，也没有什么。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嘛！”
“可我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了！这还不是最后的处理？”石国栋不顾一切地争辩了一句，仿佛对方的手里就掌握着能改变他命运的东西。
“你听我讲，有些事情是要到运动的后期才能看清楚的。你也算参加革命时间较早的同志啦，应该领会党的有关政策。党在处理人的问题上一向是非常谨慎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眼下你要有耐心，要相信党。运动有时好比打仗，有些误伤总是难免的。今天我多说几句，最后还是要在已划右的人当中，区分哪些是‘疑似分子，’哪些是‘思想右倾分子’，哪些是什么什么，有些就不便细说了，总之要看运动后期的处理。”
司长最后说：“这份申诉材料你还是拿回去，我个人的意见是你也不要再往上递，或再托关系转给什么人，没有好处的！眼下做的就是要有耐心，要相信我们的党。你不是也承认自己在整风中说了错话，办了一些错事嘛，那就加深认识，争取早日取得谅解嘛！”说罢，他抬起手腕看了一下表。
石国栋知趣地起身告辞，司长起身送客与他握手时说了一声，“回去代问雅华同志好。”
石国栋回家将见司长的经过照实一说，妻子生气地大骂对方耍滑头，说他过去可不是这个样啊！在妻子的心目中，她的这位老上级是党性强，政策水平高，人品好的完人。所以这一结果不仅令她失望，也大出她的意料之外。
石国栋却并不同意妻子的看法。他觉得这位司长表现得相当不错了，至少对方还将他视为“同志”，说的官话中隐含着几分善意的关照，那就是要他冷静，要耐心等待。他无论怎么猜想，也觉得那些话不像是对方用于搪塞的拖词。况且人家可以找出足够的理由避而不见的，须知这是什么时候！
丈夫的看法并未能使郑雅华心服。她总觉得是这位老领导过于怕事，在她看来，对方接下申诉材料，找个机会再转给部长并非难事。以这位老领导的身份，向部长说上几句话引起部领导的重视也是可能的。所以，她对这位老领导的表现大为不满。她了解自己的丈夫，那是个在任何处境下都能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的人，她不能不承认这是好的品格，但正是这好品格，谦谦君子之风，解除了自我保护的武装，使丈夫落到了今天这样的结果。所以她力劝丈夫将申诉材料寄出去，直接寄给部长。
她说：“甭听那老滑头的。等什么？要争取主动！明明是打错了，你不哼，不哈，只能表明是你默认！你有什么可怕的？还是那句话，反正已成鬼了，当白鬼，黑鬼是一样的！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
石国栋认准的事很难回头，他坚信此时申诉不合时宜，不会有好的结果。但他同样不能说服妻子，真理论起来，妻子说的那些理由要比他的理由更充足，更具有说服力。那几天，夫妻俩争论的话题只此一事，最后是石国栋的执拗终于使妻子大动了肝火，与他吵了起来。
她翻出了老账说：“当初我劝过你什么？张放一登出那篇狗屁的‘暧昧的中立’攻击你，我就劝你反击，不能跟这种混球再客气，要把一切都说清楚，免得背黑锅。你呢，觉得堂堂一个师长不能跟学生打嘴架，不能太小家子气了，要表现得你这当领导的有一定的气量！你看现在多好呀，屎盆子全扣自己头上了，想吃后悔药都没地方买去！”
石国栋知道，为怕刺痛他，妻子在很长一段日子里不提及这段伤心的往事。而如今妻子当面揭他的伤疤也并非想羞辱他，只是想用残痛的实例说服他。但他并不为之所动，他觉得彼时之错，并不证明自己此时不对。
“你这次到底听不听我的意见，你给我个痛快话。我不想再劝你，跟你多废一句话啦！”那天晚上，妻子用不同以往的语气对他摊牌说。
妻子并没表明他不听的后果是什么，但其神情，说话的语气，能使他预感到那后果的严重性。他并不担心离婚，那是他求之不得的，他担心的是她会背着他把材料寄出去。他沉思了片断，终于做出屈服的样子点了点头说：“好吧，我听你的，明天我就寄出去！”
他万没想到，自己的这一屈服的表示竟会使妻子激动得泪流满面，依在他的怀里久久没有说出话来。一想到自己的屈服只是为了敷衍对方，他眼圈也随之红了，仰制不住的一阵心酸。
就在当天的晚上，他当着妻子的面将信封写好，将整整十五页的申诉材料小心翼翼地装了进去。第二天，没等妻子问起便主动告诉她寄出去了。
不久，石国栋发现妻子的情绪极为消沉，问她原由，她也是强作笑颜地以身体不爽来搪塞，他断定有什么事在瞒着自己，妻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