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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长喜也来请，他说亲戚送了他两瓶茅台酒舍不得喝，拿到厂里准备和大伙儿一起喝。孙长喜既是中层领导又是党员，厂里“反右倾”的各类学习少不了他，但那次谷玉森发难的会他请了假，他去关系单位加工磨具去了。事后得知此事很是生气，这次他弄来茅台酒也有赌气的意思。他说咱们喝咱们的茅台，谁爱生气活该，听拉拉蛄叫还不种庄稼了！孙长喜是实在人，这实在人要生了气也好跟人较劲，不然的话茅台酒他不会轻易往厂里带。
李宪平好言劝慰了半天终于说服了他。李宪平说喝酒的时候替我敬大伙儿一杯吧。
潘树仁想请他节日期间去家里喝酒，也来约日子。他先找过邹晓风，老邹让他挑日子，说就“十一”这天不行，他是厂里参加游行人员的带队。李宪平“十一”这天在厂值班，十月二日和一个老战友又约好了，于是定下十月三日去老潘家，邹晓风也去。这几年，每到国庆或春节期间，老潘和邹晓风总要约他到家里聚一聚，让他感受一下家的感觉。
李宪平要见的这位老战友是抗美援朝期间与他一个部队的营教导员张向东，两人一个团，一起负伤住进了野战医院，又一起回国治疗，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张向东伤好后又回到朝鲜前线，他则转业留在了北京。但二人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张向东的父亲是位军级干部，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但张向东待人丝毫没有高干子弟的优越感。
前不久，张向东转业分配到交通部门工作，李宪平得知这一消息后打了多次电话才找到他，定下了见面的日子。李宪平隐隐感到对方情绪似乎不高，得知他在一个基层单位只担任了一个副职，而他在部队已是副团级了，猜想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盼望早日见到老战友的念头也更加强烈了。
三十号这天一早，吴素梅就找到李宪平给他派活，让他盯着中午去食堂卖饭。因往日是百十口子吃饭，这天是人人手里有餐票，一个饭口要安排两个卖饭的才行。平日里李宪平常帮着卖饭，这种日子口小吴自然又想到他。
李宪平说，这种美差别总想着我呀，找老谷，老东西总闲着没事找事，你让他忙乎一身汗对谁都有好处。吴素梅笑笑走了。她刚走，生产技术股的田伟光又过来请，副股长包永刚新近已正式调离生产技术股，出任纤维板车间的主任。股里的人分别准备了好酒，好菜，想用中午食堂发甲菜的机会请过老包喝一次酒，也算是欢送的意思。老田是想请厂长过去凑个热闹。
李宪平说，我已经答应赵贵臣了，你们那儿就不去了，参加国庆游行的人今天最后一次练队，老邹吃不成把他的餐票给我了，我借花献佛，给你们做点儿贡献吧。说完不容推辞，将那张餐票给了田伟光。
田伟光又提出给他股里增加人的事，因小包一调走，股里管技术这一块就没人了。年中的时候，李宪平与他提过一个人选王玉蓉，老田表示没什么意见，还提出不如将宋辉或范建国也一起调给他。邹晓风当时也答应找机会在支委会上议一议，但后来风云突变，全国又掀起了“反右倾”的运动，这事就放下了。王玉蓉虽然始终没调到生产股搞技术工作，实际上却一直干的是专职的技术设计，只不过她的办公桌摆在了机修车间老孙的屋里。
李宪平摆摆手说，眼下时机尚未成熟，还是等一等吧，最晚年底能给你准信儿。你可以把王玉蓉先当作编外人员使用，有什么需要她搞的跟老孙打声招呼就行。对他们车间的其他人也可以这么办。
田伟光之所以此时又旧事重提，是因国庆前夕报纸上刚刚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摘掉一部分确已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他知道，厂里的这些右派分子肯定将有一部分人要摘掉帽子，这时候点名要谁，肯定有助于这个人摘掉头上的帽子。他早看准了王玉蓉，那是个既肯钻研，又很有灵气的姑娘。他见李宪平口风很紧，知道不便多问，说了几句闲话走了。
中共中央关于右派分子摘帽子的文件正式下发后，曙光厂党支部已开过两次会进行传达，学习、部署。邹晓风对此事抓得很紧，国庆前事情虽多，他还是硬抽出时间开了两次会。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审议右派分子是否摘帽的权力在这些人现所在单位的党组织，邹晓风组织支部全体委员，对文件进行了认真的学习领会。最后统一了基本认识，即曙光厂先后两批接收的四十九名右派分子绝大多数表现较好，其中一部分人表现突出，在工作和劳动中有一定的贡献。而表现一般的是极少数，表现不好的只是个别人。
文件规定，摘掉帽子的人必需具备下列三个条件：（１）真正认识错误，口服心服，确实悔改；（２）在言论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３）在工作中和劳动中表现好，或者在工作和劳动中有一定的贡献。让各地各部门根据这些条件和实际情况，把右派分子仔细排队，确定哪些人可以摘帽。这次摘帽的比例是可以稍大于或稍少于百分之十。
曙光厂的右派分子总数整整五十人。按照文件规定的摘帽比例，应是五人，即便大于这个比例也多不了一两个。这让邹晓风、李宪平私下都感到有些为难。李宪平主张至少报八个，说能批几个是几个。邹晓风认为报多了明显违背中央文件精神，弄不好会让推倒重新审查报批，他主张最多不能超过七人，比例是百分之十四，接近中央文件精神。
第二次开会即是排队审议摘帽的人选，这个会开了足足四个小时，才初步确定了七个可以摘掉帽子的人选。
第一个被通过的是厂里土成土长的右派分子达进士，审议他时全体支委一致通过。论表现，达进士算不上十分突出，但他的工作精神有目共睹，这么多年始终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一年到头连病假也不休一天。更重要的一点是全心里有数，知道如不是当初“反右”有名额限制，他这个右派八成当不上。如同当初戴这顶帽子是“名额”的因素被全票通过一样；如今他摘这顶帽子则是同情因素起了作用，再次被全票通过。
其余的六人是石国栋、宋辉、王玉蓉、范建国、霍希古、史丽云。审议到范建国时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谷玉森明确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范建国说过对除四害不满的怪话，还动手打过人，违犯过厂纪。说第一次摘帽子不应考虑这种人。
后来是李宪平据理力争，例举了范建国在制材车间期间搞技改的一些成果，又用孙长喜说过的话，对范建国调到机修车间后的表现及在研制新产品有关设备起的作用讲得有根有据，驳得谷玉森没有话说，在其他支委纷纷表示同意的情况下，他只好自己找了个台阶说，同意上报，但他保留意见。
李宪平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气，“反右倾”的会上谷玉森笑眯眯地当众对他发难，又抓辨子，又扣帽子，他如当场反驳，会显得他气量狭小没有风度，弄得他有话不好说，有气只能忍着。如不是其他支委仗义执言，为他争辨，说不准会是个什么结果。而这个会上情况则不同，他李宪平是为别人据理力争，也是为了公正。为了公正，他没有什么不好说的，况且他也是有备而来。会前，他就想到了，谷玉森不会轻易放过范建国，他特意找过一次孙长喜，请老孙介绍了一下范建国的情况。李宪平清楚得很，谷玉森之所以盯住范建国不放，很大程度是由于他欣赏范建国，他觉得因为自己的原故使一个年轻人丧失重归革命队伍的机会太不公正，也使自己欠下别人一笔无法偿还的债，为这，他绝不放弃，也不会退缩。他深知谷玉森为人色厉内荏，欺软怕硬。
审议到史丽云时，谷玉森第一个发言同意为其摘帽，他例举了史丽云在大炼钢铁时的积极表现，以及厂里宣传工作中的突出作用，并借陈爱兰的话对其表现予以充分肯定。而在评议同样在大炼钢铁中有积极表现的何小波时，他却吸起了烟一声不吭，支委挨个表决时，他执的是暂不考虑摘帽的态度。
史丽云与何小波相比是显稍好一些，但如若与石国栋、王玉蓉等人相比，论工作中的贡献显然不如这些人，但厂里的宣传工作自从有了她的参与，也确实增色不小，加之邹晓风表态支持谷玉森的意见，最后还是将她列入了可以摘帽的名单中。但按顺序，史丽云排在最后一个。范建国则名列第五。
中共中央为部分右派分子摘帽的指示精神，对曙光厂的几十位年轻的右派分子来说，无疑是一大福音，这一福音来得是如此突然，使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思想准备，幸福的感觉如在梦中。人人盼望着幸运能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因为是要给部分确已悔改的右派分子摘帽，这部分是多大的比例虽无从知晓，但足以使他们人人看到了希望，既便一些早已悲观，对能搭上首列幸运之舟不抱任何希望的人，也从中看到了一缕曙光，觉得又有了盼头。
国庆前，厂里右面分子最后一次的学习会，几乎变成了摘帽的“猜迷会”，大家相互猜测第一批摘帽的人中会有谁；猜测摘掉帽子的比例能有多大。几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应该够格，但自己又不好意思说，便猜测别人，你猜别人会摘帽自然让人家听了高兴，别人也会猜你，相互恭维，投桃报李，先搞了一阵子精神会餐。在那么多次的学习当中，唯独这次学习人人喜气洋洋的。
被人猜测最多的人是石国栋，道理很简单，他是这个特殊群体的头，肯定深受厂领导的信任，更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