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起来的黑苗子，对帝国主义是感恩不尽的！是从骨子里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苗子！”那位慷慨激昂的领导不时地晃动着范建国的检查，仿佛那就是他的罪证。
他当时恨不得抽自己的耳光，他为什么要为自己编织那些连自己都不信的鬼话呢？他想大声喊叫是受了那位领导的骗，但人家领导做工作的时候并没让他编瞎话呀！他后悔为时已晚，只能怪自己太年轻无知了。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如有，他宁可用整个性命的代价也要去买。
他提出与女友分手，他不能牺牲别人的前程。他的女友刚刚入党不久，还在预备期没有转正。同他一个系统的女友非常坚定地拒绝了他的要求，说不管别人怎么看你，我最清楚你是清白的。但女友的态度只坚持了不足一个月就必须在未婚夫与党籍之间作出选择，他们相拥在一起大哭了一场最终分了手。
正当他胡思乱想的时候，下面有人喊他们下来，上午的战斗胜利结束了。
３．竟然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
当天中午，厂食堂免费为每位职工供应两只油炸的麻雀。
许是过于伤感所至，往日饭量很大的范建国一点胃口没有，他借口嫌麻雀肉少将他分到的那两只麻雀让给同屋的孙广财下了酒。这小子虽然躲在宿舍睡了一上午的懒觉，打饭时炸麻雀却没少分。因范建国忘了给他请假，上班后他挨了主任一顿批，见了范建国他本想骂街的，是范建国让给了他炸麻雀才封住了他的嘴。再说他挨批也是常事，并不十分放在心上。
当天全厂剿灭麻雀的战绩，王河的班组名列第七，居中上游。个人战绩居第一位的是厂长李宪平，掏窝捉了三只，用猎枪打死七只。个人战绩居第二名的便是王河，他掏窝外带用弹弓打共捕灭了八只。
王河受到表扬，来了情绪，在当晚班里的总结会上提出了高指标，提出在今后两天的行动中要争取全厂班组第一的佳绩。当晚的集体行动之后，他留下几个年轻能蹬高的连夜掏窝，折腾到九十点钟才回家，捉到的十几只麻雀全关在一只早备好的笼子里。走前，他将笼子交给了范建国，交待说：“带回宿舍看好，有窝头喂一点儿，别早早就饿死了。到时候上交活的才够意思！”他是想将这些麻雀充当第二天的战果，好在全厂夺个班组第一。
大限将至的十几只麻雀挤在一个笼子里，惊恐地“叽叽喳喳”乱叫，扑打着翅膀往外乱窜，逃生的欲望是那样强烈，羽毛被撞掉了一片仍不顾一切地往外乱撞。
这一笼子即将被判处极刑的“囚犯”拎在范建国的手里，令他有说不出的感慨。无疑，它们是冤枉的，和他自己一样凭白无故扣了一顶帽子，打入了“四害”之列。而如今，他却主宰着这十几只小性命的生死大权，他完全可以把它们全放了，放归蓝天。他也确实产生过放生的念头，也有这个胆量。但一想到班长王河，这个念头很快就被打消了，他不能做对不起王河的事，王河从不为难他，工作中处处照顾他，更没有歧视过他。所以，他不能辜负王河对他的信任。他也想过，自己的想法是否太狭隘了一些。但他还是为自己的狭隘找到了理由，那就是他即便放了生，这些小性命也是躲过了今天，躲不过明天，他又何必多此一举。
宿舍里没人，孙广财打回饭没吃人也不在。范建国估计他是到酒铺打酒去了。出厂门往东不远的路上有一家小酒馆，厂里不少人喜欢下了班跑那儿泡酒馆，尤其是一些住厂的人，好喝几口的都是三两个邀了伴去，轮番做东，唯独孙广财人缘太差，只能跑单帮，一个人把酒打回来喝。
范建国将鸟笼子放在屋的角落里，洗了几把脸就去了食堂。
食堂卖饭的窗口五个只开了一个，在食堂吃晚饭的人不多，就三十几号在厂里住的人。这部分人大多家在农村，除了休探亲假，或偶尔利用周末回趟家，常年吃住在厂里。与范建国一拨来的老右也只有他一个吃住在厂里。
排队买饭的只有五六个人，范建国发现排在自己前边戴眼镜的年轻人竟是清晨与他在屋顶轰麻雀的何小波。他轻拍了一下对方的后背，含笑打招呼道：“怎么，你也在厂里吃晚饭？”
何小波扭过脸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嗯”了一声又转过身去。表情依然是麻木的，没有任何变化。显然，他不愿意与任何人多说一句话。
范建国本想问他是否住在厂里的，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时他发现厂长李宪平也排在队伍里。他不知为什么，这位岁数不算大的厂领导也是常年吃住在厂里，仿佛也是个单身汉。
李宪平打过饭发现了他，冲他招呼道：“小范，待会儿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范建国心里一阵发毛，厂长为什么要找他？会不会是为陈爱兰说的那件事训他？但从厂长的口气里又闻不到火药味，口气还是蛮亲切的，范建国已难得听到这么亲切的语调，尤其是从领导那里听到。范建国觉得端着饭到厂长那里去不太合适，就三下五除二在食堂将饭菜一扫而光。
吃过饭天已黑了。厂长办公室里亮着灯，屋门半敞着，范建国上前还是轻轻敲了敲门。只听里边传出李宪平的声音：“那门不是开着嘛！”
“坐吧。”李宪平指了指他办公桌对面的一把椅子。
范建国欠着身子坐下问道：“厂长找我有事？”
李宪平喝了一口他用剩菜的汤冲的高汤，抹了抹嘴说：“怎么，没事就不能找你这大文化人聊聊啦？”说着，他眼皮冲上一翻，变了一下口气又说：“要说找你也算有事。我问你，最近你又发表什么高论了？跟我也说说。”
李宪平的态度使范建国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便装傻充楞地摸着自己的后脑勺说，“我能有什么高论呀！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对除四害，消灭麻雀你又发表什么高论了？别总自作聪明，总以为就自己高明，群众对你是有反映的！”说着，李宪平站起身关上了屋门又坐回了原位，口气和缓了一些说，“怎么不吭气啦，没说屈你吧？”
范建国垂下头，一声不吭。他觉得没有必要分辩，他当然也能察觉到，这位厂长似乎并没有要整他的意思，即便那口气中有几分讥讽，也是善意的，是出于一种关爱。他觉得眼前的这位厂长不像是个笑里藏刀的人。
“小范呀，小范，我时常为你惋惜啊！你是个高才生，大学里的高才生，又入了党，国家的有用之材，本大有可为的，可就是被你那张臭嘴搞糟了。可你还不吸取教训，还要到处乱放炮！除四害是谁号召的，这你也要怀疑？天底下就你范建国高明！”李宪平的调门不高，但语气相当激动。
范建国仍沉默不语，他知道，沉默是最佳的选择。他既不想违心的认错，更不愿激怒对方，他不是那种不知好歹的人。他努力做出一副很沉痛的样子，垂头呆坐在那里，如同泥雕木塑一般丝毫不动。
“老实讲，你进厂后干得不错，技改也很有成效嘛！这些群众有目共睹，领导心里也有数。本来我们研究后是准备表扬一下的，但你这一乱放炮就吹灯了！你为什么就不接受教训呢？你是个很聪明的人嘛……”李宪平的语调又变得激动了许多。他对范建国的惋惜是说的心里话，从见到这个年轻人那天起，他就喜欢上这个大个子。范建国的档案材料他反反复复看过，无论从那个角度讲，他都觉得处理过重了。说什么他也不相信，一个苦水里长大的孤儿，靠着政府的津贴才读完大学的人会反党。
李宪平喜欢，同情范建国还有一重要因素，那就是二人同是孤儿出身。他也是一岁就没了娘，是父亲又当爹又当娘将他拉扯大。他十三岁那年，为八路军当交通员的父亲由于汉奸的出卖被日本鬼子抓去砍了头。远近十几里都知道他的父亲，那是个很受乡亲们爱戴的教书先生。父亲牺牲的第二年他参加了八路军，先是帮助伙夫做饭，后给连首长当了交通员。就因为同是没爹没娘的孤儿，他格外同情范建国的遭遇。他总觉得自己有责任该为这个年轻人做些什么，至少应该减轻他的精神负担，他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他当然也清楚这一切应做得自然，符合他的身份，否则会势得其反。他清楚，身后不知有多少眼睛在盯着他呢！
看到眼前的范建国被他训斥得像个不知所措的小学生，李宪平也有些后悔，他本想找对方谈谈心，聊聊身世的。有关除四害的那些言论当然也要谈，那只不过是要劝告对方注意吸取以往的教训，不要乱放炮。不想一说就激动起来，就抡起了重锤，他依然是当兵时养成的习气，越是自己喜爱的部下，就越是批评起来不管不顾。
李宪平很有些悔意，于是倒了一杯水端到范建国跟前，“喝吧，就用我的杯子，我可是什么病都没有！”他完全是一种对老朋友的语调。
范建国真的有些不知所措了，双手颤抖地接过有些烫手的杯子。这多半年来，还从未有过一位领导这样对待他，完全是用对待自己同志的方式对待他，对此他已完全陌生了，他所熟悉是对待异类的目光，冷冰冰的眼神。他觉得自己的眼圈开始发热，他强抑制着自己，眼泪还是顺着眼角流了下来。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他借着李宪平接电话的机会，悄悄抹去了脸上的泪水。
李宪平接过电话突然变得激动起来，他冲范建国挥挥手轻声说：“你先回去吧，咱们改日再聊。”
电话是区工业部部长周彦琪打来的。
对方在电话中劈头盖脸地责问他说：“你不是向我打保票说，接收第二批右派学生是全支部讨论一致通过的吗？怎么这样快就有人向上反映不同意见？告诉你，人家已反映到章书记那里去了！接收不接收这些人并不是问题，关键是反映你们对这些人管理不严！知道吗？……”
“章书记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