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宪平和邹晓风被赶出了自己的办公室，李宪平被“千钧棒”勒令到材料场去劳动改造，后来发现那里的人暗中照顾他，又将他弄到机加工车间的大锯上干活。腰上有伤病的邹晓风则被发配到制材车间去滚元木，当重劳力使用。好在那里有王河一些人暗中照顾，才使他少吃了一些苦头。
潘树仁本来没什么事，虽然也靠边站了，但开始还能待在自己的办公室。但后来“千钧棒”派人去搞他的历史问题，查出解放前他所在的地下交通站出过变节分子，受过破坏，就得出了他也是叛徒的结论，批斗了几次，把他也弄到下面劳动去了。“千钧棒”则将自己的队部搬进了工会，控制了广播室。这些人也不管上班不上班，屁大的事就扯着嗓门广播一通。
厂里唯一还管点事的是副厂长孙长喜。老孙是个老黄牛式的人物，从他身上找不出什么能上纲上线的事。他的儿子又是现役军官，军属的身份让他粘了一点光。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拼命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属于“拉车不看路”的那一类，况且无论哪一派也不愿落个破坏生产的罪名，厂里的生产总要有人管，这一来他成了厂里的大忙人。厂里的生产已处于半瘫痪状态，上班干不干活没人管，干多干少凭的是个人觉悟，孙长喜到下边分派生产任务跟向人家借钱似的，要耐着性子说好话。需要盖公章办的事他要找韩京生他们盖，“千钧棒”把那几个木头疙瘩当成了命根子。盖章的时候，韩京生几次借机警告过孙长喜说，“别总拿生产压革命！阶级斗争是纲，其它全是目，要懂得‘纲举目张’的道理。”
谷玉森的家属几次找到厂里闹事，来了人不找造反派专找孙长喜说理。谷玉森出院后，生活始终不能自理，他家里边自然有气，这气就只能撒到孙长喜的头上，人家找来了他只能说好话，仿佛把人打残的是他孙长喜。
孙长喜从没领导过这么大的摊子，棘手的时候就只好偷偷他去找李宪平或邹晓风拿主意。孙长喜的家还在城里，厂休的时候几个人常在他家聚齐，一起喝喝酒，诉诉苦，发发牢骚，再给孙长喜出出主意怎么对付造反派。五个支委中唯独缺少了一个谷玉森。潘树仁曾无限伤感地说，想不到解放都这么多年了，开个支部会还要在地下开！
“大联合”之前的一个厂休息日，邹晓风等人又在孙长喜家聚齐。
有件事把老孙愁得不行，韩京生一伙人找他谈了一次话，毫不掩饰地向他摊牌说，只要孙长喜站出来“亮相”公开表示站在“千钧棒”这边，他们就正式宣布解放孙长喜，就支持他进即将组建的“革委会”，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三结合”的新领导班子。这是一笔赤裸裸的交易，孙长喜一听就拒绝了，说你们结合别人吧，我不行，让我进班子是赶着鸭子上架。韩京生说我们就欣赏你这种谦虚劲。你也别把话说死了，回去你好好考虑一下再说。
李宪平听了当即表态说，答应他们，不就是表个态嘛！站在“千钧棒”一边怎么了？那里边大多数都是革命群众，又不是冲他一个韩京生。他随后仔细分析了一下情况，认为孙长喜进“三结合”的希望最大。说就是为了领导权不落入韩京生这号人手里，孙长喜也应该不放过这个机会。
邹晓风和潘树仁都同意李宪平的看法，说曙光厂不能毁在野心家的手里，更不能让莫怀远这号人得逞，斗争也要讲讲策略。邹晓风还举了毛主席当年上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例子来说服孙长喜，几个人费了挺大的劲总算把他说话了心思。
自从莫怀远投靠了“千钧棒”，韩京生一伙针对李宪平、邹晓风整理出的罪状越发“言之有物”，也较比更注意突出重点，集中火力往要害的地方下手。对李宪平的罪行主要对准了三条，一是重用坏人，招降纳叛，指的是重用石国栋，范建国、达进士、王玉蓉、郭子儒等这些摘帽右派与所谓历史有问题的人。二是所谓的血债问题，将茶炉工张润田的死因不顾当时的环境和其它因素全扣在了他一人头上，三是疯狂推行物质刺激，用金钱毒害广大革命职工，指的是前几年搞过的计件工资。至于那些年厂里取得的成绩，他们说那是典型的“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铁证”。
而针对邹晓风整理的罪状除了以上三条都有份，另外一条罪状便是压制革命群众，抵制文化大革命。八月二十四日那次突发事件也变成了邹晓风的一条罪状，说他下令召开大会是为了挑起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还说邹晓风那天之所以也被揪斗，是因广大革命群众识破了他的阴谋。
对付潘树仁虽不像对李宪平，邹晓风这么下功夫，但扣在老潘头上的罪名吓人――叛徒。其根据很简单，解放前老潘所在的地下支部受过破坏，有地下工作者被捕入狱，可潘树仁没事，这不是他暗中通敌是什么？那时候揪出的叛徒大都是根据推理得出的结论，坐过牢的可以说你有变节行为，没坐过牢的可以说你有通敌情节，总之躲不过“叛徒”这顶帽子，让你浑身是嘴讲不清楚。既然一顶叛徒的帽子就足以不让老潘翻身了，所以人家就不再下功夫整理，搜集其它罪行了，就这么简单。
好在老潘想得开，他说让那几个小兔崽子胡扯八咧去吧，他们懂个屁！老子跟国民党特务玩捉迷藏的时候，韩京生还在他爹的腿肚子里转筋呢！
一场人鬼颠倒的运动将李宪平的性子磨出来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变得比过去狡猾了，他知道怎么对付无有休止的批斗，知道怎么对付造反派。连“坐喷气式”怎样能少受罪他都积累了一些心得，一有机会就对邹晓风他们传授。至于怎么样对付批斗，他说与其顶着干吃眼前亏不如把什么都认下来，反正到最后绝不是这伙人说了算。他态度好得有时将成就也当成罪行说。最后让批斗他的造反派都觉得不是味。
一次批斗会，主持会的韩京生没完没了地让他交待新问题。李宪平说，要说新问题想不起什么了，老问题到想起来一件事，觉得对不起组织，对不起革命事业。不知道该不该说？
韩京生以为挖出了宝，厉声让他老实交待。李宪平不紧不慢地说，那是一九四四年的秋天，在吴家岭打的一场伏击战，他五发子弹才打死两个鬼子，还让鬼子的一个中队长活生生从自己的眼皮子底下骑马跑了，三发子弹全打飞了。他挺遗憾地说，要是平日将枪法练好一些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结果气得韩京生一拍桌子，说这是你交待问题呢？还是在为自己评功摆好！
还有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有人提到分房不公问题，说李宪平虽当时不是分房小组成员，但一切全是他背后指使干的。李宪平照样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参预了一些意见。他借题发挥说，我现在通过反省深刻地认识到不仅是一个分房不公的问题，而且还导致了不团结的问题，腐蚀了职工的革命斗志。因为人的居住条件大大改善了，也自然会产生革命意志衰退的现象，这两栋楼真不如不建……
起先造反派还注意听，但听着听着觉得不对劲，说谁让你说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了？捡大的说！这时李宪平会装得很委屈地说，这问题还小呀？腐蚀了广大职工的革命斗志！助长了人们贪图享受的思想！总之，他学会了变着法儿的跟造反派兜圈子，充楞装傻拿人家开涮。
面对逆境，紧锁双眉忧心仲仲的是邹晓风，反倒是李宪平经常开导他，两个人的角色完全掉了个。刚满四十岁的邹晓风两鬓已生出许多白发，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他变得少言寡语，人们难得见他一笑。令他眼晕的运动望不到头，他发愁，厂里厂外乱成这个样子看在眼里他揪心。他也知道发愁，揪心不顶用，想使自己想开一点或变得麻木一些，但他做不到。
两派群众组织“大联合”之后，成立了厂革委会，孙长喜“亮相”后得到群众组织的“谅解”结合进了领导班子，担任了革委会的副主任。上边的军管会为了搞平衡，让两派的群众组织各有一人进了班子，韩京生与杜新生分别担任了厂革委会的委员。领导班子的第一把手则是区里派下来的窦耀迪担任。
窦耀迪原是区工业部的一个办事员，因在运动中表现积极深受军代表的赏识提了起来。窦耀迪嘴皮子能说，笔头上也能写，当年他一调进工业部，周彦琪也欣赏过他，但很快就发现这个人太飘，过于自负，理论又常脱离实际，后来开玩笑管他叫“窦马谡”。
窦耀迪最突出的一个毛病就是好表态，他来厂没几天便在领导班子的一次会上肯定了韩京生，说小韩对厂里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我完全赞同，是彻底的无产阶级唯物主义的观点。这话让孙长喜他们听的极为反感，但又不能说什么。结果弄得韩京生尾巴翘上了天，根本不把孙长喜这个副主任放在他眼里。成天围在窦耀迪的屁股后面转，“窦主任”不离口，俨然他就是厂里的二把手，在他的身上，野心比心眼长得还快。他已深深体验到权力的好处和美妙。
窦耀迪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竹筒子倒豆子，有什么说什么。”他到下边找人了解情况时念叨这句话，要生产进度时也要挂上这句话，他的名字又有些绕嘴，一来二去落了个绰号“窦要底儿”，不少职工这么背后叫他，有的干脆叫他“要底儿”。窦耀迪习惯下车伊始，又好大喜功，自认为在区工业部干了多年，领导生产是行家里手，所以常常脑门一热就发话，瞎指挥造成的麻烦还要孙长喜给他擦屁股。
生产上窦耀迪没搞出名堂，但他不久即在狠抓阶级斗争中大显了身手。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曙光厂成了区工业系统的一个典型。一个时期，连本区“头号走资派”区委书记章华，“黑线干将”周彦琪等人都被送到这里接受劳动改造。窦耀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