酳之酒，并除金银连锁，自余杂器，悉用埏陶。堂人执烛，足充鸑燎，牢烛华侈，亦宜停省。庶斫雕可期，移俗有渐。”参议并同。奏可。
晋武太始二年，有司奏，故事皇后讳与帝讳俱下。诏曰：礼，内讳不出宫，近代讳之也。建元元年，太常上朝堂讳训。仆射王俭议曰：“后讳依旧不立训。礼，天子诸侯讳群祖，臣隶既有从敬之义，宜为太常府君讳。至于朝堂榜题，本施至极，既追尊所不及，礼降于在三，晋之京兆，宋之东安，不列榜题。孙毓议称京兆列在正庙，臣下应讳，而不上榜。宋初博士司马道敬议东安府君讳宜上榜，何承天执不同，即为明据。”其有人名地名犯太常府君及帝后讳者，皆改。宣帝讳同。二名不偏讳。所以改承明门为北掖，以榜有“之”字与“承”并。东宫承华门亦改为宣华云。
汉末，蔡邕立汉《朝会志》，竟不就。秦人以十月旦为岁首，汉初习以大飨会，后用夏正，飨会犹未废十月旦会也。东京以后，正旦夜漏未尽七刻，鸣钟受贺，公侯以下执贽来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称万岁，然后作乐宴飨。张衡赋云“皇舆夙驾，登天光于扶桑”。然则虽云夙驾，必辨色而行事矣。魏武都邺，正会文昌殿，用汉仪，又设百华灯。后魏文修洛阳宫室，权都许昌，宫殿狭小，元日于城南立毡殿，青帷以为门，设乐飨会。后还洛阳，依汉旧事。晋武帝初，更定朝会仪，夜漏未尽十刻，庭燎起火，群臣集。傅玄《朝会赋》云“华灯若乎火树，炽百枝之煌煌”。此则因魏仪与庭燎并设也。漏未尽七刻，群臣入白贺，未尽五刻，就本位，至漏尽，皇帝出前殿，百官上贺，如汉仪。礼毕罢入，群臣坐，谓之辰贺。昼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寿酒，大飨作乐，谓之昼会。别置女乐三十人于黄帐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多虞，不复晨贺，夜漏未尽十刻，开宣阳门，至平旦始开殿门；昼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贺。宋世至十刻乃受贺。其余升降拜伏之仪，及置立后妃王公已下祠祀夕牲拜授吊祭，皆有仪注，文多不载。
三月三日曲水会，古禊祭也。汉《礼仪志》云“季春月上巳，官民皆洁濯于东流水上，自洗濯祓除去宿疾为大洁”。不见东流为何水也。晋中朝云，卿已下至于庶民，皆禊洛水之侧，事见诸《禊赋》及《夏仲御传》也。赵王伦篡位，三日，会天渊池诛张林。怀帝亦会天渊池赋诗。陆机云“天渊池南石沟，引御沟水，池西积石为禊堂。跨水，流杯饮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诏罢三日弄具。今相承为百戏之具，雕弄技巧，增损无常。
史臣曰：案禊与曲水，其义参差。旧言阳气布畅，万物讫出，姑洗洁之也。巳者祉也，言祈介祉也。一说，三月三日，清明之节，将修事于水侧，祷祀以祈丰年。应劭云：“禊者，洁也，言自洁濯也。或云汉世有郭虞者，以三月上辰生二女，上巳又生一女，二日中频生皆死，时俗以为大忌，民人每至其日，皆适东流水祈祓自洁濯，浮酌清流，后遂为曲水。”案高后祓霸上，马融《梁冀西第赋》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输。虾蟆吐写，庚辛之域”。即曲水之象也。今据禊为曲水事，应在永寿之前已有，祓除则不容在高后之后。祈农之说，于事为当。
九月九日马射。或说云，秋金之节，讲武习射，像汉立秋之礼。
史臣曰：案晋中朝元会，设卧骑、倒骑、颠骑，自东华门驰往神虎门，此亦角抵杂戏之流也。宋武为宋公，在彭城，九日出项羽戏马台，至今相承，以为旧准。
********志第二 礼下
建元四年，高帝山陵，昭皇后应迁祔。祠部疑有祖祭及遣启诸奠九饭之仪不。左仆射王俭议：“奠如大敛。贺循云‘从墓之墓皆设奠，如将葬庙朝之礼’。范宁云‘将窆而奠’。虽不称为祖，而不得无祭。”从之。有司又奏：“昭皇后神主在庙，今迁祔葬，庙有虞以安神，神既已处庙，改葬出灵，岂应虞祭？郑注改葬云‘从庙之庙，礼宜同从墓之墓’。事何容异！前代谓应无虞。”左仆射王俭议：“范宁云‘葬必有魂车’。若不为其归，神将安舍？世中改葬，即墓所施灵设祭，何得不祭而毁耶？贺循云‘既窆，设奠于墓，以终其事’。虽非正虞，亦粗相似。晋氏修复五陵，宋朝敬后改葬，皆有虞。今设虞非疑。”从之。
建元二年，皇太子妃薨，前宫臣疑所服。左仆射王俭议：“《礼记·文王世子》‘父在斯为子，君在斯为臣。’且汉魏以来，宫僚充备，臣隶之节，具体在三。昔庾翼妻丧，王允、滕弘谓府吏宜有小君之服，况臣节之重邪？宜依礼为旧君妻齐衰三月，居官之身，并合属假，朝晡临哭悉系东宫。今臣之未从官在远者，于居官之所，属宁二日半，仍行丧成服，遣笺表，不得奔赴。”从之。
太子妃斩草乘黄，议建铭旌。仆射王俭议：“礼，既涂棺，祝取铭置于殡东，大敛毕，便应建于西阶之东。”
宋大明二年，太子妃毙，建九旒。有司又议：“斩草日建旒与不？若建旒，应几旒？及画龙升降云何？又用几翣？仆射王俭议：“旒本是命服，无关于凶事。今公卿以下，平存不能备礼，故在凶乃建耳。东宫秩同上公九命之仪，妃与储君一体，义不容异，无缘未同常例，别立凶旒。大明旧事，是不经详议，率尔便行耳。今宜考以礼典，不得效尤从失。吉部伍自有桁辂，凶部别有铭旌，若复立旒，复置何处？翣自用八。”从之。
有司奏：“大明故事，太子妃玄宫中有石志。参议墓铭不出礼典。近宋元嘉中，颜延作王球石志。素族无碑策，故以纪德。自尔以来，王公以下，咸共遵用。储妃之重，礼殊恒列，既有哀策，谓不须石志。”从之。
有司奏：“穆妃卒哭后，灵还在道，遇朔望，当须设祭不？”王俭议：“既虞卒哭，祭之于庙，本是祭序昭穆耳，未全同卒吉四时之祭也，所以有朔望殷事。蕃国不行权制，宋江夏王妃卒哭以后，朔望设祭。帝室既以卒哭除丧，无缘方有朔望之祭。灵筵虽未升庙堂，而舫中即成行庙，犹如桓玄及宋高祖长沙、临川二国，并有移庙之礼。岂复谓灵筵在途，便设殷事耶？推此而言，朔望不复俟祭。宋懿后时旧事不及此，益可知时议。”从之。
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穆妃以去年七月薨，其年闰九月。未审当月数闰？为应以闰附正月？若用月数数闰者，南郡王兄弟便应以此四月晦小祥，至于祥月，不为有疑不？”左仆射王俭议：“三百六旬，尚书明义，文公纳币，春秋致讥。《谷梁》云“积分而成月”。《公羊》云“天无是月”。虽然，左氏谓告朔为得礼。是故先儒咸谓三年期丧，岁数没闰，大功以下，月数数闰。夫闰者，盖是年之余日，而月之异朔，所以吴商云“含闰以正期，允协情理”。今杖期之丧，虽以十一月而小祥，至于祥缟，必须周岁。凡厌屈之礼，要取象正服。祥缟相去二月，厌降小祥，亦以则之。又且求之名义，则小祥本以年限，考于伦例，则相去必应二朔。今以厌屈而先祥，不得谓此事之非期，事既同条，情无异贯，没闰之理，固在言先。设令祥在此晦，则去缟三月，依附准例，益复为碍。谓应须五月晦乃祥。此国之大典，宜共精详。并通关八座丞郎，研尽同异。”
尚书令褚渊难俭议曰：“厌屈之典，由所尊夺情，故祥缟备制，而年月不申。今以十一月而祥，从期可知。既计以月数，则应数闰以成典。若犹含之，何以异于缟制？疑者正以祥之当闰，月数相县。积分余闰，历象所弘。计月者数闰，故有余月，计年者苞含，故致盈积。称理从制，有何不可？”
俭又答渊难曰：“含闰之义，通儒所难。但祥本应期，屈而不遂。语事则名体具存，论哀则情无以异。迹虽数月，义实计年，闰是年之归余，故宜总而苞之。期而两祥，缘尊故屈，祥则没闰，象年所申，屈申兼著，二途具举。经记之旨，其在兹乎？如使五月小祥，六月乃闰，则祥之去缟，事成二月，是为十一月以象前期，二朔以放后岁，名有区域，不得相参。鲁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唯书上月，初不言闰，此又附上之明义也。郑、射、王、贺唯云期则没闰，初不复区别杖期之中祥，将谓不俟言矣。成休甫云‘大祥后禫，有闰别数之’，明杖期之祥，不得方于浸缟之末。即恩如彼，就例如此。”渊又据旧义难俭十余问，俭随事解释。
祠部郎中王圭之议，谓“丧以闰施，功衰以下小祥值闰，则略而不言。今虽厌屈，祥名犹存，异于余服。计月为数，屈追慕之心，以远为迩。日既余分，月非正朔，含而全制，于情唯允。仆射俭议，理据详博，谨所附同。今司徒渊始虽疑难，再经往反，未同俭议。依旧八座丞郎通共博议为允。以来五月晦小祥，其祥禫自依常限。奏御，班下内外。”诏“可”。
皇太子穆妃服，尚书左丞兼著作郎王逡问左仆射王俭：“中军南郡王小祥，应待闻喜不？穆妃七月二十四日薨，闻喜公八月发哀，计十一月之限，应在六月。南郡王为当同取六月，则大祥复申一月，应用八月，非复正月，在存亲之义，若各自为祥，庐垩相间，玄素杂糅，未审当有此疑不？”俭曰：“送往有已，复生有节，罔极非服制所申，祥缟明示终之断。相待之义，经记无闻。世人多以庐室衰麻，不宜有异，故相去一二月者，或申以俱除。此所谓任情径行，未达礼旨。昔撰《丧记》，已尝言之。远还之人，自有为而未祭，在家之子，立何辞以不变？礼有除丧而归者，此则经记之遗文，不待之明据。假使应待，则相去弥年，亦宜必待，乃为衰绖永服以穷生，吉蠲长绝于宗庙，斯不可矣。苟曰非宜，则旬月之间，亦不容申。何者？礼有伦序，义无徒设。今远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