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对望“肥嘟嘟”的眼，人家也懒得再搭理我。
多亏此时第三位“神婆”也坐不住，殷勤地从小木凳儿上欠起身，招呼我上她那去，我就借故离开，转移到了第三个摊位，但还是心怀不轨，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打听一下“打小人”的价格，就继续发问：“那您这打一次要多少钱啊”？第三位“神婆”很痛快：“40文”（40块），说着就拉我蹲下，我本能地把身子往后退，尽量躲开她那满是纸屑也可能满是猪油的胖手，急忙说“不，不，等一会儿”，这位“神婆”以为我嫌她要的价钱太高，缓了缓，又拉我：“那打一个40文，你要是打3个呢，就100文吧！”
我知道这下我可有机会逃跑了——原以为鹅颈桥下“打小人”，只是有点类似“做法事”，甚至挺“行而上”的一种游戏——现代人过着现代的日子，没事也可以翻出古老的习俗调侃地玩它一玩。可是最后一位“神婆”地道的叫卖，让我恍然大悟：“一个40，3个100”，这位老“神婆”真不懂得“打小人”首先是一种“文化”，“文化”！薄利多销，撮堆卖小菜呀？难怪刚才我看到的那位女职员，一身不俗的装扮，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她内心或许也并不相信“打小人”真的管用，几十块钱掏出去了倒不必太心疼，只是“神婆”劈里啪啦地猛打数十下，她身边的“小人”就能被彻底消灭干净，百分之百地不再出没于她的眼前或梦中？
“古墓”就在家门口
香港自1841年被大不列颠执掌于手中，直到1997，英国人都把这个南中国的小岛视为自己的战利品，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然而香港人虽说穿西服、吃西餐、讲英语，过圣诞节，也过复活节，但是时至今日，即使是晚来香港一百年的我也可以证明，这座城市并没有被完全西化。外国人当年在香港盖了很多西式建筑，建了教堂，基督教、天主教，但中国的佛教、道教在这里也同样屹立、同样时兴。或许英国人当初并不是不想用钢筋水泥以及现代化的思潮把香港铺盖成一个和她的母体完全不相干的西方世界的一角，但是文化与传统是无形的，流传于每个民族的血脉，世代繁衍，只能融合，不能替代。
1993年我第一次出国经停香港，听朋友说要去拜拜黄大仙，还说要起大早，否则去晚了人多就办不成事。我以为“黄大仙”是一个人，白髯老者，沾点佛气，会算命，也会给人看疑难杂症，这种误解一直存在了好多年。后来才知道“黄大仙”不是凡人。过去活着的时候一生就以行医济世为怀，后来死了，死后名叫“赤松仙子”，被人供奉为神，20世纪初才从内地被奉接来港，自此“黄大仙”在洋人占据的香港近百年香火不断。尤其据传黄大仙“有求必应”，签文特别灵验，所以每年的大年初一，香港人为了争着上春节的“头一炷香”，半夜即来，弄得整个“黄大仙”18000多平方米的净土从早到晚青烟弥漫，阵阵摇签之声响彻四方。
我是2005年3月为了亲眼看一看“黄大仙”的人气与内地的寺庙有什么不同，特意来到了九龙黄大仙区（已成为地名，可见影响）。未见寺庙，山坡下一座“赤松黄大仙祠”的牌坊已经足够雄伟，进得庙里，更发现“黄大仙祠”的建筑金碧辉煌，气势恢弘，不仅大雄宝殿如我在内地见到的一样，就是其它副殿比如“三圣堂”，供奉着吕祖（吕洞宾）、观音、关帝，并挂有万世师表孔子老圣人的画像，到处都充斥着地道的中国传统特色，前来烧香、抽签，许愿、还愿的善男信女也都个个心具虔诚、手脚敬重，他们之中看得出大部分都是香港人。
调查“黄大仙”，我的目的并不在于想证明一百多年来香港的中西文化曾经有过怎样的一场恶战，最后孰输孰赢，而是不明白香港这个社会既崇洋又重古，两样追求怎么难分伯仲？年轻人结婚可以去教堂，很多人举行婚礼也会跑到“黄大仙”。而除了“黄大仙”，香港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天后庙、观音庙、北帝庙、文武庙、侯王庙、王爷庙等等数目众多，遍布港九。西部的大屿山更有一座百年古刹——“宝莲禅寺”，禅寺牌坊正对着的木鱼山山顶还盘腿儿坐着一尊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铜佛，人称“天坛大佛”。2005年12月12日，香港“宝莲禅寺”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开山百年纪念暨水陆息灾法会”，以祈市民身心健康、社会繁荣、整个世界到处和平。我到禅寺采访，身在寺中，虽不似立足开封、西安、南京那样的老牌中国文化古城，但是心里依然有一棵粗粗的根。纪念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了序幕，开幕式主会场的大舞台那天宛若被黄金镀过，佛光四射，法力无边。香港特区政府派员参加了第一天的仪式，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高祀仁先生也到会祝贺并担任了主礼嘉宾，会前还与智慧长老及数百信众在巨大的禅寺斋堂里共进了一顿午餐，当然大家吃的都是斋饭。
中国的香港，香港的中国，到了香港我才发现这两样东西根本无法分割，所不同的，怎么说呢？在香港寻觅中国文化，熟悉的东西内地人一眼就望过去了，不熟悉的可就有点令人费解，有些情况不仅香港独有，而且不亲眼看到，根本不会相信——
2005年12月30日，我们中央电视台香港记者站接到了一则采访邀请：九龙深水埗50年前发掘的一处东汉古墓——李郑屋古墓，那一年经过修葺，新添保护，再度向市民和游客开放。
对于历史文物，我从小的兴趣就比大人浓，而且心里一直留着这样的印象：一般古墓都远离城市，绝不会就在市井附近。比如熬到了13岁我才有机会和同学结伴去了一趟明朝的十三陵，那时候没有直通的旅游巴士，得坐公共汽车，一站又一站，下了车还得走老半天的路，好家伙，怎么觉得那么远呀！后来再去清朝的东陵，开着车好几个小时，都到了河北省境内。想想道理仿佛天经地义，帝王的陵墓哪能就在家门口？就是平民百姓，我自己家的祖坟不也是远在北京西山？
好了，带着这样的印象，采访的那天我和摄像师都做好了长途跋涉的心理准备，出发去拍“李郑屋古墓”，但是车从港岛出发，算上过海底隧道、进九龙，最多才跑了40分钟，还没有开出深水埗店铺林立的街区，司机突然把车停靠在了路边，说：“到了，下车吧”，我懵懂如坠雾中：“到了，古墓在哪？”司机用手指了指路边的一片居民楼，极自然地接着说：“看，那就是。”
我混乱地下了车，把目光向司机所说的地方望去——眼前并没有荒草霸占的山坡，没有墓地墨绿油黑的松柏，更没有通往古墓长长的甬道。不对呀，来之前我可是看过资料的：香港“李郑屋古墓”，1955年8月被发掘。当时香港人正在开辟一片新的住宅小区，夷平山地时无意间发现。山地，那说明古墓是在山里。而且资料上还说，这座“古墓”是用砖砌成，有四个十字形的墓室，中央为穹隆顶，墓中因为发现了不少汉代陶器、铜器，所以被考古学家证明为是一处东汉古墓，建造时期应该是在公元25—200年之间——公元25—200年之间？那距离今天至少也得1800多年，这么古老的“古墓”怎么会坐落在“居民区”？
放走送我们的车，我还是将信将疑，再向路人打听，路人也继续说：不错，“李郑屋古墓”就在前边，说着话已经把我和摄像师带到了路边的一座平房院落。这座平房院落倒是古色古香，门前挂着“香港历史博物馆分馆”的牌子，可是“李郑屋古墓”呢？它藏在什么地方？路人就说在“分馆”的身后，你不进去，从前面看不到。
我那会儿根本无心参观什么博物馆，心里着急的是早点见到“古墓”！
这时，已经等在那里的工作人员发现了我们是记者，喜盈盈地走过来，把我们引到“分馆”旁边的一道窄门，说：别急，您不想看介绍，那就从后面先看墓包也行，进了这道门，您就到了古墓的后院，一会儿庆祝活动的现场也在那里》》我们就进来。不进不相信，进来了更是哑口无言——“墓包”倒是穿过窄门就现身了，一座圆圆的两丈来高的黄土小山，上面覆盖着一片很具现代风情的白色塑胶大篷，大篷的四角不规则地向蓝天展翅飞翔，小山的边缘有几棵小草，迎风显示着它那一点点可怜的绿色，但是它的前方和左右手都是居民楼，三座高高的平民大厦把一座“东汉古墓”抄手怀抱，“墓包”和大厦一面低、三面高，中间倒是留出了一块小空地，这块“小空地”，你说它是“古墓”的后院也行，说是三座大厦居民的“小花园”也行，反正功能重合。我相信“墓包”倒是不会有什么东西时不时地就从里面溜达出来享受自家的“后院”；倒是三座大厦的居民，看样子很可能天天都有人在此散步、乘凉、聊天，因为那里有一条条的公共座椅，还种了许多花花草草。
我在“小空地”立定，看见了临时搭起来的活动舞台，因为大大高估了行程，那天我们来得太早，庆祝仪式还没有开始。这样我就有的是时间一遍遍环视“古墓”和居民楼的关系——“东汉古墓”仿佛无声地到底等来了我这个内地的记者，同时又很无奈地看着我站在它的身旁惊讶地说不出一句话来——这三座居民楼离“古墓”也太近了，几个门洞走到“墓包”有的需要几十步，有的只要十几步。我凭空设想：住在这里的孩子要是有谁好奇，忍不住淘气地想爬到“墓包”上来玩玩，从哪个单元门口出发都用不了一分钟。当然这种事情在香港绝对不可能发生。
忽然我想起“古墓”，我们这趟来首先是奔着拍摄“古墓”的，结果“李郑屋古墓”的大门朝哪开还没找到，注意力却先被“居民楼”给转移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