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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主过来收钱了，他用极不标准的普通话冲我们喊，给钱，给钱，快给钱！这是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一副屠夫的凶相。
我说，去海滨小城多少钱？
七十元，七十元，快给！屠夫样的车主声嘶力竭地喊。
志高与他讨价，四十元，干不干？
车主鄙夷地说了声法嗨。这是一句骂人的客家话。七十，一分也不少。
志高也凶了，妈的麻×，就四十，你不干老子下去。
志高拍了一下海二和大头，走，老子不坐他车。
我和我的兄弟们噔地站了起来，志高和海二一副干架的架式，与车主怒目相对。其实我们并不是要真走，只是要把车主的气焰压下去，让他晓得我们兄弟不是好欺侮的。
车主的目光避开了志高海二，又用客家话骂了一句调你老母嗨，四十，四十，快给！
我把钱给了车主，然后我们坐了下来。
我和我的兄弟们脸上都洋溢出胜利者的笑容。
但大巴车却并不急着走，以大桥为半径兜起圈子。海二有些晕车，一直趴在窗口，我日他屋娘，哪么还在这里，我日！
大巴车沿着大桥一直兜了近两个钟头，直到车箱内插竹笋似的不透一丝风儿才出发。这期间海二骂骂咧咧一直没停过，车兜得他呕吐了三次，黄水也倒了出来。以海二的脾性，他早就找车主退钱不干了，我们三人都劝他说，三年都等了，等不起六个月。我们就这样放弃了换车的机会。
大巴车从广州开往汕头的时候，已经是中午时分了。车子一拐上高速公路，就风驰电掣般狂奔起来。我清楚地记得一路上阳光好得无可挑剔，太明亮的阳光照耀在笔直的公路上，发出一层惨白刺眼的光芒。
出城后，除了晕车的海二一直萎靡不振地趴在车窗上，我和我的另两个兄弟心情好得如同阳光一般。
大头问志高，日他奶奶的，现在才走，到海滨小城那不得煞黑？
志高抬了抬手腕，看过他那块电子表，差不多吧。不过不要急，到那里后我给我表哥打电话，让他来接我们。他那儿隔城里不远，十多分钟就到了。
说到打电话，大头问我，秋生哥，我们还剩多少钱？
我说，不多了，总共二百一十块钱，四个人车票一百六，还剩有五十块。
大头骂了一句，我日，只剩这点了，兄弟们捆紧裤腰带吧。
由于连日的奔波劳顿，我和我的兄弟们其实都很累了，应该借着这小半日好好休息，蓄精养锐，去应付来日的奔波。我说，大家靠靠吧，到采石场要有精神，老板才会看得上。
我和我的兄弟们都慵困地靠着打瞌睡。
令人恼火的是大巴车一路上并没有如出城时那般风驰电掣，沿途几乎每到一个城镇都要停下来或慢慢滑行。车主扯着屠户卖肉般的破锣嗓音用标准的客家话和不标准的普通话喊，汕头，汕头的，上不上，上不上？遇上操客家话的本地人往往叽呱一阵，说普通话的不管是去哪里，靠拢过来准会被他一手拎上车。我们兄弟的瞌睡也被这只破锣嗓音不时地吵醒。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坐这辆大巴车抵达那座海滨小城，我们懵懵懂懂被那屠户样的车主肥猪般地宰了。接着我们又钻进那狠心的车主设置的圈套。为此，我和我的兄弟们挨了棒头，还被人追赶了好几里，险些丢掉小命。
从此，我和我的兄弟们恨死了这个被人称之为富庶、美丽的南方和精明无比的南方人。
大巴车驶进那座叫做××的县城时，已是华灯初上，夜幕笼罩，天煞黑了。我和兄弟们都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突然被车主的破锣嗓音吵醒了。
车主喊，到啦，下车，下车。
我醒来，看看车内已没多少人了，又望了望满城的灯火，推醒志高，问他，志高，到了吗？
志高迷糊着说，到了吧。又说，不对，没这么快吧。
这时我旁边一个中年男子轻声地说，到个屁，你们被人宰了。这车只到这里。
我听出他不是本地人，忙问他，大哥，你是去哪里。
那男子说，我就到这里。这里是××县城，离你们要去的海滨小城还远着哩。
说着他站起来往车门去。那屠夫样的车主已经过来了。
我和我的兄弟们都反应不过来，一时懵了。
车主踱过来，直朝我们挥手，下车，下车，快下车！
志高、大头和海二都朝我看着，意思是问我哪么搞？我是头儿，但这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车主又喊，调你老母嗨，叫你们下车，听到没有？手伸过来快要指到志高的脸上了。
志高火了，把车主伸过来的手用力一扇，说我们买的是海滨小城的票，没到站我们为什么要下车？
车主说，你他妈的打人。
我说，是你先动手的。
海二说，打你怎么样？
大头说，怎么又打架了。有话好好说不行吗？
车主看我们有四人，回头对司机说，过来，过来帮忙啦。
司机的个头不怎么大，也瘦，畏畏缩缩地哈着腰过来。车主又望了望我们气势汹汹的四个，这时大头已从座位下找到一根长筒板手，悄悄地递给了海二。他想了想，又拿起另一根短一些的板手，攥在手里。
车主木木地站了一会儿，估计他和司机根本就不是我们兄弟的对手，把脑袋伸出窗口，朝外面叽叽呱呱地喊了一通话。
大头说，完了，他是在叫人帮忙。我们哪么搞！
志高说，打吧。
海二也说，打出一条血路，狗日的哪个死也好。
我制止了兄弟们的轻举妄动。我说，他肯定是在叫黄狗。在广州的时候，我们就把治安联防队员叫做黄狗。我说我们有理，走遍天下也不怕，我们是在中国，在中国就得讲个理儿，是不是？
大头点头说，对，跟他们讲理，明明买的是海滨小城的车票。
海二说，有个屁理讲的，打得狠就是理。
志高也说，拳头就是理。
我再次嘱咐海二和志高，要他们不要乱来。志高和海二都说，我们不先动手，必要时自卫反击，行了吧，哥！
车主果然叫的是黄狗。来了三条黄狗，一看这里的黄狗就是由本地人充当的，一个个胖胖的，矮矮的。其中一个掂着手里的电棍用客家话与车主叽呱了几句，就冲我们喊，下来，下来，有话在外面说。
海二和志高握紧了拳头，准备应战，大头是一脸的茫然，不知要不要放下手里的铁器。我拍了拍海二和志高的肩，说我去跟他们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手，我们打不过一城的人。这里的人最欺生了。
大头说，去吧，秋生哥，我们听你的。
我带着兄弟们下了车，去向黄狗们解释，期待他们的同情和公道。我给黄狗们说我们并没有打车主，是车主宰了我们。我们买的是海滨小城的车票，他把我们抛在这里，我们已是身无分文。我说只求车主给我们退钱，那样的话我们才能再买去海滨小城的车票。
黄狗们显然没有在认真听，他们不时地打量一下我们兄弟。那种打量的眼色是很不屑很鄙夷的，就像我们家乡勤劳一生的老农对待上门讨饭的青壮年后生一样。说到底这种眼光是对别人的不尊重，是人格上的污辱。我是一个心性傲慢的人，这时也只能尽力忍着，不敢发作。我的弟兄们显然也受不了，但他们也在尽力忍着，我甚至听到了海二的磨牙声。我回头用家乡的土话对兄弟们说，在人家的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忍着点，不打紧的。
海二和志高朝我点了点头。
我说的土话车主和黄狗们当然听不懂，他们漠然不解地看着我们。
车主也用客家话对黄狗们说了几句。那条掂电棍的黄狗问我，你们给了他多少钱？
我说，我们每人四十块。
另一条黄狗说，四十块能坐到海滨小城吗？
再一条黄狗说，四十块只能到这里。
我知道了黄狗们与车主是一伙的，我期待他们的同情，他们却不会把廉价的同情给予我们。但我仍固执地说，这不是多少钱的问题，他给我们卖的是海滨小城的票，他就得送我们到海滨小城。
掂电棍的那条黄狗骂了句法嗨，这倒是你有理了不是？
海二说，难道是他有理？
一辆中巴车对着我们开来，那车主用客家话与黄狗们打招呼。黄狗们招呼中巴车停下，他同那个屠夫样的车主说了几句话，然后对我说，这辆车是去海滨小城的。这样好啦，你们就坐这辆车。
我说，我们没钱了。
中巴车主对我们说，去海滨小城的，上来呀！
屠夫样的车主说，老子给你们转车，上车呀，赶快上车呀。
大头问我，秋生哥，走不走？
中巴车主说，每人加十块钱，保证送你们到海滨小城。
我和兄弟们站着不动。海二对那个屠夫样的车主说，不是说是给我们转车，怎么还要加钱。
志高也说，不加，我们买了海滨小城的车票了。
中巴车主耸耸肩，说别不识好人心呀，这里到海滨小城几百里，少说每人得三十元，我是看在他们的面子上才只收十元的，我是在帮你们啦。他指着屠夫样的车主和黄狗们，说你让他们讲讲，划得来的。
一条黄狗也说，是这样子的，你们只花五十元就到了海滨小城，别人花上一百元也不一定到嘞。
大头说，秋生哥，走吧。
我问另两个兄弟，哪么搞？
哥，我听你的，海二说。
那就走吧，志高也说，我们不能耽搁了。
中巴车开动后，海二冲着那四人骂了句，老——子——日——你——娘！那四人望着我们，嘻嘻哈哈地笑了。
出了县城，天已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