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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地区政局混乱，可能造成了社会不安，迫使各国完善警察机制，提高办案水平。我说的自然是警察快速破案问题。一名罪犯，可能因为有人告密，在作案之前就登记在案了，但当地警察显然不如我们法国警察精细。有一次，我从阿尔巴尼亚进入南斯拉夫国境，有奥地利人安东做伴，通过海关时我出示了护照，所谓护照其实不过是一本法国军人证，只是我在里面夹了四页奥地利护照的空白签证（由安东提供），其中一页盖有塞尔维亚领事馆的签证用章。在火车上，在街道上，在旅馆里，我已经多次向南斯拉夫宪兵出示过这本古怪的证件，他们居然都放行了。有签证，有印章，他们就信以为真了。后来我被抓了起来——因为向安东开了一枪——警察竟把证件还给了我。
我爱法兰西吗？我当时头上一直戴着法兰西的光环。驻贝尔格莱德的法国武官曾多次要把我引渡回国——这是违反国际法规定的——南斯拉夫警方来了个折中处理：警方负责把我押送到与法国毗连的意大利边界上。我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横穿了整个南斯拉夫。我因此结识了不少罪犯，有的脾气火暴，有的阴险狡诈。破口大骂的语言粗野之极，不失为世界一流的下流话。
“我舔上帝他妈的屁股！”
“我贴他娘的墙！”
没过几分钟，他们哈哈大笑，露出满口白牙。当时南斯拉夫的国王是一个年仅12岁（一说15岁）的翩翩少年，头发整齐地梳向一边，他就是皮埃尔二世，其肖像画印上了邮票，也挂在所有监狱的看守室和警察局办公室里。流氓、窃贼怒气冲天，一股脑儿往这小孩头上撒泼。他们骂骂咧咧。他们牢骚满腹。这些坏人声嘶力竭的恶毒咒骂，就像对残酷无情的情人公开发泄兽性，他们把国王骂作婊子。我来到意大利边境的苏撒克监狱时——我已经辗转领教了十来个监狱，每个监狱只呆了几夜——被关进了一间大牢房，里面关押了不下20人。我与拉戴·佩里斯一见如故。这是一个克罗地亚人，因偷盗被判了2年监禁。我有一件大衣，他想沾点光，就让我睡在他身边的地铺上。他有褐色的皮肤，健美的形体。他穿着蓝色工装裤，洗得褪了色，当胸有一个大口袋，他喜欢把双手插进口袋里。我在苏撒克监狱只呆了两夜，但我已恋上了拉戴。
监狱外面没有高墙，但有一条壕沟与大路隔开，我们牢房的窗户就开向壕沟。开始是警察后来是海关人员把我押送到边境，让我进入意大利国界，我在冰天雪地里翻山越岭，连夜赶到的里雅斯特。我在法国领事馆的门厅里偷了件外套，立刻出手卖掉了。我用这笔钱买了10米长的绳子，一把钢锯，沿着皮耶迪卡公路回到了南斯拉夫。我乘一辆车子返回苏撒克监狱，已是夜深人静时刻。我从路上打了声口哨。拉戴立即出现在窗口上，我很容易就把整套工具递给了他。第二天夜里，我又去了，但他拒绝冒险越狱，其实这次行动易如反掌。我一直等到黎明，最终未能说服他。没办法，我打着寒战，再次登上山路，我很伤心，这个彪形大汉宁可稳蹲监狱，也不肯跟我到处冒险。我翻过了意大利边境，回到的里雅斯特，接着去了威尼斯，尔后去了巴勒莫，在那里又被抓进了监狱。回忆使我突然想起了一件有趣的细节。我进入巴勒莫监狱的牢房时，已经关在里面的罪犯问我：
“王妃玉体安康吧？”
“我也不知道。”我回答说。
早上院子里放风，有人又提出同样的问题。原来说的是国王的儿媳妇皮埃蒙太子妃的健康，但我对此的确一无所知。后来我才弄明白了，太子妃怀孕了，凡王室生孩子必有大赦，如何赦免则必须由孩子的性别来定。意大利监狱的房客们竟然和宫廷的权贵们操着同样的心。
人家把我押送到奥地利边境释放了，我在维拉茨附近翻越边界。拉戴幸好没同我一起逃跑。但他的音容笑貌，无时无刻不在陪伴我浪迹中欧各国。他不仅和我一起走路，陪伴我睡觉，就是在我当机立断时，我也要无愧于我在他心目中树立的勇敢形象。又一个倾国倾城、体貌具佳的美男子给了我显示勇气的机会。
我反复列举事实，纵横交错，山重水复——但我并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也不知道它们在时空中受到什么限制——尽管对事实进行了推陈出新的说明，但我至今未能找到开启事实的钥匙，也未能通过事实找到开启我自己的钥匙。一张巴罗克式的古怪图案提示了我，我得重提某些往事，也算是弥补一下疏漏，以对它们——我生命表层轨迹最原始的脉络——绚丽多彩的情结表示重视。如果说法兰西是艺术家或艺术家式的激情长河，有种种承上启下的艺术细胞神经元，而我说到底只不过是一串兴奋的浪花，我至今说不出最初的发端。犹如要用一根带钩的长蒿把一个溺水者从水荡里救出来，我为我的童年肉体感到痛苦，真的可以用鱼叉来寻找尸体吗？我在原野中跋涉，在麦浪中，在冷杉棺木下，发现了一些溺水者，我对死者举行了非现实的葬礼。难道我可以说，这就是过去？或者说，这就是未来？一切已成定局，直到我死了，在一块是非的大浮冰上，我为历历往事浑身战栗：一个狂欢之夜，有一个彪形大汉自告奋勇要做我的老公（我发现他的欲望就是我的哆嗦）；在茫茫夜色中，从一个沙丘看到阿拉伯游击队正向法国将军们投降；我的手背搁到一个大兵的裤裆开口上，战士则用讥讽的眼光看着我的手；在比亚里茨两栋房屋之间我突然看见大海；我从听告罪神功的神甫那里蹑手蹑脚逃脱，惊慌失措，并非害怕被再抓回去，却担心成了自由的猎物；在外籍军团，我骑在一个金发大兵的大屁股上，他沿着墙根把我驮出20米远；我似乎不是英俊的足球运动员，也不是运动员的脚，也不是他脚上的球鞋，而是圆滚滚的足球。我摇身一变成了开场“第一球”，开球以后我又不是球了，产生了飞脚踢球的意念；在大牢房里，素昧平生的小偷们竟然亲切地叫我的大名；光脚穿着凉鞋，在茫茫雪地上星夜跋涉，翻越奥地利边境，但我仍然毫不泄气，只是独自思忖，应该用这痛苦的经历丰富我人生的壮丽，切不可把这段光阴和余生变成一堆堆废渣。我要化痛苦为神奇，以精神威力一飞冲天。在波尔多码头上，一些黑人给我送吃的；一位著名诗人让我的双手抚摸他的前额；一个德国士兵被杀死在俄罗斯雪地里，他的兄弟写信告诉了我这件事；在布列斯特军团，一个图卢兹青年帮助我把军官和士官的宿舍洗劫一空，后来这青年死在监狱里；我得提到一个人——顺便说一下，在监狱中，在谈情说爱的放风时间里，一天晚上，听着为开赴苦役营的船队送行的歌曲，我爱上了一个戴白手套的高手——他早已死了，也就是说盖棺定论了。我此生别无他求，只希望为我最初的苦难伸张：我的人生应是一部传奇，可歌可泣，而且常读常新，会产生新的激情，我把这种新的激情称之为诗。我早已一无是处，只不过是一种寄托而已。
史蒂利达诺缓慢地运动着身体，像晒太阳一样享受爱情。他辗转反侧，接受阳光的全方位沐浴。我在安特卫普与他重逢时，他已是脑满肠肥模样。不能说他是肥胖，只是丰厚多了，身上的棱角圆滑了。但从他的举手投足的行动上看，仍然保持着那股野性的灵活和神经质，虽有些缓慢，却更威风了。那天天灰云暗，在安特卫普埃斯科河岸边一条最肮脏的街道上，他的后背活像斑马，有西班牙百叶窗明暗相间的条纹。与他同行的女人穿着一袭黑缎紧身衣，真是天生的雌雄配对。他看到我大吃一惊，似乎喜出望外。
“让诺！你在安特卫普？”
“你好呀？”
我握了握他的手。他给我介绍了西尔维娅。在欣喜重逢的寒暄中，我却对他陌生起来。突然他吐出了一句悄悄话，刚一张口，就满口白沫，我一直弄不明白那黏糊糊的口液是什么成分构成的，而且未曾枯竭，但我从他的白齿白痰中，找回了原来的史蒂利达诺。我也没有客气，劈头就说：
“你保持了老样子。”
史蒂利达诺一听就明白了。他顿时脸红了一下，笑了。
“你看出来了？”
“还用说吗。你对此骄傲得不得了。”
西尔维娅不解地问道：
“你们说什么呀？”
“宝贝，人家聊聊天。你甭操心。”
心有灵犀一点就通，我与史蒂利达诺重温旧梦。他原来所有的魅力，又在我身上春风化雨：强壮的肩膀，灵活的屁股，在丛林中可能被另一只野兽砍断了手，以及那具久违了的阳物，殊不知它一夜险象环生，深藏不露，臭气熏人。我任他摆布。我对他的用心一无所知，但我肯定，他是下九流的头目，码头、酒吧间都是他的领地，他甚至君临整个城市。一旦臭味相投，必显出登峰造极的风度。史蒂利达诺一身打扮可谓精心挑选，无可挑剔：黄中透绿的鳄鱼皮鞋，一袭褐色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