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傕又获得了“假节”，得到皇帝所“姑且颁给”的“节”（权杖）。这个节，类似明朝以后所谓的“上方宝剑”。
郭氾与樊稠的力量不如李傕，只分别取得了后将军与右将军的官阶；但到了次年（初平四年）也开了府，他们三人的府，与“三公”的府并列，号称“六府”。他们三人“共秉朝政”，渐渐地不把“三公”看在眼里：只用他们自己的私人为大小官吏。
再以后，他们竟然把长安京城分为三个“防区”，各管一区，这三个区，没有一个区治理得好；他们三人的兵都毫无纪律，把京城的人民看作被征服的奴隶。
张济的力量，比不上他们上人；只作了“镇东将军”，回驻陕县。
又过一年，到了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李傕对樊稠看不顺眼，于一次酒席之中把樊稠拖出去杀了。他怀疑樊稠与凉州的造反首领韩遂有勾结（韩遂曾经伙同马腾在去年，打到离长安仅有五十里的“长平关”，被李傕叫侄儿李利，帮同郭氾与樊稠，将韩、马二人的军队杀退，樊稠奉令追击，却在阵前与韩遂“骈马笑语”，叙谈凉州家乡的乡情）。
此后，长安城内的三雄，剩下李傕、郭氾两雄。三雄鼎立之时，势力容易均衡；剩下只有两雄，便难以并立。
李傕常常请郭氾去他营中喝酒；每次，郭氾都提心吊胆，怕做了樊稠第二。两人终于兵戎相见，把首善之区长安弄得鸡犬不宁。
自从董卓迁都长安，闭关自守以后，函谷关以东的州郡在贸易上早已与关中的“三辅”隔绝。物资缺乏，物价高涨。况且，董卓已经用新铸的小钱，把五铢好钱赶出了市面！人民的困苦，没有李傕、郭氾二人的火并，本来已经够受，加上他们的火并，这困苦真是难以形容。杂粮已高到五十万钱一斛，麦子高到两千万钱一斛。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不是一位喜欢过甚其词的人。他在《董卓传》的里面说，长安城内“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
李傕、郭氾二人打来打去，打到兴平二年，那原有数十万人的长安，破落到“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无复人迹。”
李傕把汉献帝从宫里接出来，安置在自己的营盘里，杨彪以下的公卿，忠心耿耿，徒步追随献帝与伏皇后、宋贵人的车子，也进入李傕的虎口。其后，献帝叫杨彪与司空张喜、大司农朱儁等人去郭氾那里，劝郭氾对李傕和解；这些公卿也被郭氾扣留了不少。
献帝的左右，为了取得李傕的好感，升李傕为大司马，位在“三公”之上；同时，也升郭氾为车骑将军。但没有用，解决不了这两雄不并立的问题。
问题的解决，依仗张济。张济从陕县来，劝他们和，也劝他们让献帝与公卿离开关中，东迁到陕县所属的弘农郡（弘农郡的郡治，在今天河南灵宝县的境内，县城西南若干里）。献帝本人（这时候有了十五岁），也派人向李傕再三恳求，求了十次。最后，李傕居然答应。
兴平元年七月甲子日，献帝与公卿从长安附近的李傕的北坞营出发，郭氾与董卓的其他旧部杨定、杨奉、董承，都参加了护送的行列。张济也乘此回到他的驻防之地陕县。
人马走到八月甲辰日，才到达了新丰。
两个月以后，人马走近华阴之时，郭氾忽然后悔，想抢走献帝，杨定与杨奉和他打了一仗，将他打败。
郭氾败了以后，回长安，与李傕真正和解起来，而且约好张济，一起对杨奉、杨定动手。
十一月庚午日，献帝与公卿的行列，走进弘农郡的东涧，被李、郭二人的联军追上，这一次，杨奉与杨定打不过他们，连累得九卿之中死了四个，又了侍中朱展、步兵校尉魏杰、射声校尉沮儁。
杨奉和董承商量，想出一条计策：请来山西的大强盗李乐、韩暹，与归化的南匈奴左贤王（这位左贤王的名字，叫做去卑）。
李乐与韩暹是所谓“白波贼”的首领。白波与黄巾的性质，差不了许多。
李傕与郭氾打得了杨奉、杨定，却抵挡不了白波军与南匈奴。董承等人便乘着战胜的机会，赶紧在今日茅津渡的附近将献帝与皇后、贵人，及少数的随从渡过黄河，到河东郡安邑住了下来。河东郡太守王邑，与河内郡太守张杨，均对献帝及其随从表示欢迎与拥戴。
张杨而且派人去洛阳，把焚毁了的宫殿加以整修，这些宫殿虽则是因陋就简，不值得一看，就当时情形来说，已经是献帝所梦想不到的了（比较大的一座殿，称为“杨安殿”，以表示这是张杨所筑，以安天下的殿）。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献帝由安邑迁回到洛阳。
朝廷的大小官员，很少人找得到房子住，而且也谈不上有什么薪水俸禄，雇佣仆人，当然免谈。他们这些可敬的忠贞官吏，只有自己出去找干果、水果、野生的五谷，自己砍树木，捆荒草，背回家去烧饭。
而且，他们要被韩暹等人欺负，韩暹此时，已经官居“大将军、领司隶校尉、假节钺”，不仅“假节”，又假了钺，钺是很大的令人害怕的大斧。
张杨与王邑这两位深明大义，具有实力的太守，却又爱避嫌疑，不愿意留在洛阳，蒙干预朝政之名，均回了他们职责所在的郡（河内郡与河东郡）。
朝廷之中的一位“卫将军”，不甘心让韩暹长此跋扈下去，就在暗中派人邀请曹操来洛阳“保驾”。
曹操这时候（建安元年）已经全凭他自己的作为，崛起于群雄之中，由骑都尉而东郡太守，又由东郡太守而兖州牧。
曹操的力量，确是能胜过韩暹的。
三 吕布
曹操这时候刚刚战胜了吕布，夺回了吕布所袭占的兖州。
吕布的活动，值得先行叙述，因为，在曹操战胜他以前，他在各地表现了强悍的战斗力，很有点所向无敌的样子。
事实上，他只会骑马耍戟；至多能带上几百人或几千人，作一个偏裨之将，他个人的武艺相当高强，然而战术的知识有限，战略的学问毫无。至于政治，他更是门外汉了。我们再说得浅一些，他有勇无谋；而他的勇，也不过是比起匹夫之勇略微高些而已。
他连李傕、郭氾之流都打不过，还谈什么到关东（函谷关以东）来逐鹿中原？
他慌慌忙忙离开长安，把董卓的臭腐了的头颅挂在他的赤菟马的颈子上，带了几百名骑兵溜出武关，直奔南阳，投奔了袁术。
袁术起初对他相当礼遇，因为他毕竟是杀了董卓、替袁家几十口报了血海深仇的人。他这人似乎是不识抬举，在南阳住了不久，便放任自己的部下胡闹，抢劫老百姓的财务。他之如此，也可能是对袁术的一种抗议，袁术生平不甚慷慨，大概是“日久厌生”，不热心供应吕布及其几百名骑兵的粮饷。然而，话说回来，吕布论什么也不该在南阳有骚扰，当强盗也得选个地方。合则留，不合则去，既然宾主之间弄得不甚愉快，那就另找出路好了，以客人的身份兼为小偷，总有点儿那个！
他终于不得不向袁术告辞，一口气由南而北，渡过黄河，到并州（山西）河内郡投奔同乡张杨。张杨这人对皇帝忠、对朋友义，待吕布比袁术待他好得多了。吕布却又无法在河内郡久留。原因是，张杨自己虽然十分厚道，张杨的部下之中倒颇有人存心想把吕布杀了，送他的头去长安，向李傕、郭氾领赏。吕布见到情形不对，连张杨本人也怀疑起来，他向张杨说：“长安的朝廷悬赏捉拿我，捉到活的我，赏金大于捉到死的我，你与其杀了我，送我的头去；不如把我捆起来，送活的我去。”
张杨很幽默，不说“我没有意思出卖你”，却向吕布冷冷的说：“你的话很对。”
吕布被张杨这一句话，弄得坐立不安，想来想去，想出了“以走为妙”。于是，他带了部下若干人向东走，投奔袁绍。袁绍这时候已经逼走了冀州牧韩馥，取而代之，作了冀州牧，住在冀州的邺县（河南临漳西南），正在为了“黑山贼”大伤脑筋。
所谓“黑山贼”，也是造反的老百姓，与黄巾大同小异。他们的领袖是常山人，姓张名燕，原名张飞燕；最初在河南朝歌县的黑山起事，因此部众被称为“黑山贼”（常山是汉朝的一个郡，州治在元氏县）。
袁绍费了很大时间，很大力气，平不了张燕及其部众。吕布一到，立刻就把逆势变成优势。吕布带了几十名猛将与勇士，骑着马，冲入敌阵，横冲直撞，每次都杀了一些敌人才回来。而且，每天一次，甚至三次四次。
结果，他这种攻势战法和主动作风，收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瓦解了“黑山贼”的士气，把他们打得溃不成军，迫使张燕接受招安。
吕布的功劳的确不小。他的威名也建立了起来。人们看见他一马当先，能奔上敌人的小城城墙，冲进敌人的堡垒，越过敌人的水壕土堑，由不得不佩服、不欣赏。他座下的那匹赤菟马，也十分可爱。因此，大家流行了八个字的赞美之语：“马中赤菟，人中吕布”（赤菟的菟字有草头，不是小白兔的兔）。
吕布和袁绍也好不了多久。原因，仍旧是他自己与部下没有纪律。
他被袁绍送走。送走的方式，是“承制”以吕布为“领司隶校尉”，派三千壮士陪伴他去洛阳上任（所谓“承制”，在字面上是“奉了皇帝的制书，皇帝的圣旨；但在事实上袁绍从来不曾收到过献帝的这种制书。献帝这个小孩子，当时处于李傕、郭氾的掌握之中，哪里能够颁发如此的制书给袁绍或任何其他军阀，授权他们代为任命中央或地方的大官）。
吕布只得带了他的几十名部下，跟着袁绍所派谴的三千壮士，离开邺县。他在董卓死后，败于李傕、郭氾，奔向南阳，依附袁术之时，尚有几百名军官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