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锦清的课题组，尽管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工作的意义，都了解自己的研究成果一旦成功将有多大的应用前景，能够产生多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毕竟八年是不短的时间——所以曾经有人开玩笑说，他们是生活在“陈锦清的希望田野”上，陈锦清用“高油油菜”给他们画了一张“饼”，他们还就真信了。
那么陈锦清的这张“油菜饼”究竟有什么奇特的地方，能够让支持他的领导、追随他的部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相信他？
简单地说，陈锦清的科研项目就是——让植物生产“石油”，其理论依据是。“底物竞争”假设，陈锦清认为，超级油菜可以在各种恶劣的环境下生长，不用与粮食争地。我国现在大约有冬闲田1．6亿亩，如果全部种上油菜，就可生产9％…10％的燃油。假设超级油莱研制成功，那将意味着巨大的财富——植物燃油。当然那也是一条艰辛而漫长舱科学操索之路。
终于，“油莱高油科研课题”获得了突破性进展——超油1号和超油2号两个油菜新品系问世了，前者含油量比常规油莱提高25％以上，后者则高达52．82％，是目前世界上含油量最高的甘蓝型油莱。那一刻，陈锦清没有忙着发表论文搞讲座四处开课——他是一个温籍科学家，他有不亚于任何一个成功商人的经济头脑，所以他以最快速度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并通过PCT途径申请了多国国际专利。接着，期待已久的财富和荣誉纷至沓来，陈锦清没有拒绝——为什么要拒绝呢？等的不就是这一天吗？
在众多找上门的企业中，陈锦清选定了一家，350万的转让费打破浙江农口的历史纪录，八年没有发过奖金，现在一次性补偿。接着，成立公司，陈锦清亲自出任公司副董事长，从那以后，经费不是问题，前程像一面展开的锦缎，在课题组每个人面前徐徐展开，就像—个童话故事，丑小鸭在经历了种种挣扎以后，终于在水中看到了自己美丽的影子。
我对贫困生活有一种恐惧
陈锦清脚上有两个疤，这是故意烫的，因为当地有一种说法，如果一个小孩不好养，就用烙铁给他打一个印，陈锦清的母亲为了保险，给他烙了两个，一只脚一个。
陈家兄弟姐妹六个，陈锦清捧行老三，他出生时不足月，只在娘肚子里呆了7个月，生下来才3斤重，从小病多得要命，看看要养不活的样子，当娘的狠狠心，依着老辈的风俗，在儿子脚底心烫了疤，结果命是保住了，但苦却没少吃。
在陈锦清的童年记忆中，对饥馈的印象最深。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难受——他记得在七八岁的时候，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没有粮食，只靠吃番薯藤充饥，原本就先天不足的阿清，饿得像非洲的灾民，细细的脖子顶着一个脑袋，好像随时给人一种顶不住的感觉。有—次，几乎没有任何感觉，他一下子就昏了过去，人事不省，送到医院才知道，是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医生给他开的药方，阿清记了一辈子——二两半红糖。当场灌了一杯，马上就好了——母亲的眼睛里闪着泪花，她把剩下的红糖小心翼翼地拎回家。她问阿清，你饿得昏过去为什么不说呢？从此，她对这个儿子格外关照，在家里条件稍微好一点以后，做母亲的立刻宣布要给阿清搞“特殊化”——每天一个鸡蛋，烧开水的时候放在水壶里，水烧开了鸡蛋也熟了。
那是全家唯一的待遇——两个哥哥三个妹妹都没有。
从12岁开始，一直吃到16岁，阿清总算脱离了性命之忧，但是和他的哥哥比，他还是一根豆芽菜，浑身上下瘦得全是骨头。现在的陈锦清，一表人才风度翩翩，谁能想得到他早年间差一点就被饿死呢？他一米七二的个头，在南方人里不算矮了，但是和他的两个一米八○的哥哥比，差得就不是一点半点。他自己有的时候会有些遗憾地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没有东西吃，耽误了。
陈锦清坦率地承认，他对贫困生活有一种恐惧，正是这种恐惧，使他区别于另一些人——“现实对我的驱动力很大，我不想重复周围人的生活，我要脱离这种贫困而艰辛的日子。不过那个时候，想脱离但没有办法脱离。所以我常说我是生在新社会，长在多灾多难时期，得益于改革开放。”
阿清长到16岁那年，家里人认为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所以“鸡蛋待遇”取消了——那是妇女生了儿子才可以吃的，阿清吃了好多年，已经是家里人对他的厚爱，现在该是他回报家庭，为父母作贡献的时候了——他去做了学徒，当车工。那是一个大队的企业，70来个人的工厂，生产车床，三班倒，一个班八小时。陈锦清回忆起来，他实际上就是—个童工，人站起来，脖子刚刚够到车床。这么费劲巴力踮着脚后跟干了一年，赶上插队，阿清就以一个高中生的身份去了一个离家有十几里地远的农场，不过这次他在田里只干了70天的农活儿，就被贫下中农推荐到了农场的综合厂，那是一个以修农机为主的厂子。
这是阿清第一次尝到“懂技术”的甜头——他之所以被推荐，并不是因为什么关系背景，而是因为一个偶然事件——那个时候，拖拉机是很宝贝的，开拖拉机的人被尊称为“拖拉机手”，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当上的。有一天，农场的拖拉机开到半道儿不动了，围了一大群人，拖拉机手急得满头冒汗。阿清因为做过车工，所以对拖拉机多少也知道一点，他就上去说我给你修修看——一个很简单的技术故障，他上去拨弄一下就好了。
那是—个多么纯真的时代，贫下中农觉得这么“个能干的小伙子不能再上地里种庄稼了——那属于大材小用，他应该去大队的厂里，专门修理各种农机！
就是这么一个偶然的事件，使阿清爱上了“技术”——因为有“技术”，他得到了不同的待遇——从那以后，他开始自学高中的数学物理，慢慢地连微积分也学了，在工厂里，他虽然年纪小，但因为有技术，所以成了师傅，还给配备了学徒，城里来的知青要学修理农机，都要管那个瘦瘦弱弱的大男孩叫声“阿清”老师，语气既羡慕又恭敬。
于是，阿清有了更多自己的时间，甚至他有甲—独的房子。因为他兼管大队的武器库，所以他要守着武器住。那时候，一般的知青都住在一起，睡大通铺，但阿清例外；平常的活儿有徒弟干，那个徒弟说是“学徒”，实际上和阿清同岁，不过，大家是凭本事吃饭，所以只有遇到徒弟解决不了的问题，阿清才出山。
阿清插队的农场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飞云江农场，在浙江温州瑞安县的海边，风景秀丽。那些和阿清一起插队的高中同学，有空就骑车回家——那是真正的十七岁单车，成群结队聚啸成林——因为农场的地理位置，季风每天晚上是从海上吹向城里，凌晨再倒过来，从城里吹向海上。因此，只要是黄昏时骑车回家，清晨再回到农场，两边都是顺风顺水，非常舒服。如果哪天逆风，那天就要下雨。但是，阿清不这样，第一他没有自行车，第二他那个时候喜欢上了另一件事情——读书。
住在武器库的套间，窗外就是农田，清明前后，彻夜蛙鸣。就在那一片蛙声中，阿清读完了青年自学丛书。他迷恋书中的世界，他甚至抄厂一本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并且开始对文学感兴趣。如今，陈锦清已经是知天命的年纪，回忆那段时光，他说：“其实，没有一种经历是浪费的，只要你用了心。”
他常常感慨现在的入学生，很多是满堂灌出来的，尤其是20世纪如年代的。他认为应试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让人越学越死，知识面非常窄，这样学出来的人，最多只能在池塘里做，无法成为大家。
“比如说我们做生物工程，其实对形象思维的要求也是很高的，否则你虽然说知道这个基因表达那个基因表达，但是那些都是零碎的，无法形成轮廓，没有轮廓，哪里有科学模型？可是一个好的形象思维，能够帮助你把深奥的科学还原为一个很形象的东西，让你浮想联翩，触类旁通。”
陈锦清认为插队生涯对他的人生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他在那段岁月里，养成了一个人默默读书的习惯，而那个时候他的记性好得要命，完全是过目不忘——没有书读的时候，他就静静地回味书中的内容——那个时候，他有那么多的兴趣，甚至曾经迷恋过写作——据说出自他笔下的文章让广播站爱不释手，认为有鲁迅的风格。
除此之外，插队对陈锦清还有另一层意义——他更加恐惧贫困的生活——那是一种朴素的恐惧，带着朴素的厌恶。当然，在那个年月，他是不能表达这种厌恶和恐惧的。在寂寞枯燥的青春岁月中，陈锦清庆幸自己懂一点点技术，这使他能够比其他人生活得自由一些，虽然也艰辛，但比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要好得多了。
慢慢的，知青中有人谈了恋爱，插队的同学中也有人找了媳妇。阿清没有这么浪漫，因为他看到了那种“浪漫”的短命～贫贱夫妻百事哀，他不要过那种日子——一个月拿27元工资，爱人是农村的，没有一天的生活不是要去想办法对付的。那个时候，在飞云江农场有很多上海来的知青，他们结婚生子以后，生活极度贫困，几乎要靠偷玉米捡柴火才能烧火做饭。阿清下决心绝不过这样的日子——所以他根本连浪漫的念头都没有。陈锦清说他自己年轻时候，很长时间对女人都有一种恐惧——也许是在飞云江农场，那些近在咫尺的苦难爱情，给他太深的刺激了吧？
陈锦清的脚底板上有一双烙印，烫的时候很痛，痛过就不再痛了，最多想起来的时候，觉得——能活下来是多么不容易。但是，假如一个人的心灵，什么时候被生活打上一个印记，尤其是在青春的时候，那么这一印记几乎是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