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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二月，党在上海地下组织连续遭到三次大破坏，损失重大。过去常说，王明“左”倾路线使红军损失了90％，地下党损失了100％。事实上，单说上海，尽管中央上海局和江苏省委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党组织并没有全被消灭，工会（马纯古等）、青年团（陈国栋等）、文委（周扬等）、特科（王学文等）也还在人自为战，继续工作。特别是和地下党有关系的外围组织，却正利用了民族矛盾上升的机会，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反蒋运动。在这严峻时刻，我们这些身历其境的人，永远也不能忘愈之同志所作出的难以估计的巨大的贡献。愈之晚年写的《我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话：“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的一些党员，已都处于人自为战的状态，工作十分困难。这一年里，我除继续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外，还努力多方联络有志反蒋抗日的人士，力图在文化界首先能酝酿组织起一个抗日救亡的团体，以便在万马齐喑的形势下，救亡运动能有新的兴起。同时，我也以极大的热情来发展生活书店的业务，以扩大这一块宣传抗日救国的文化阵地。继一九三三年创刊的《文学》杂志后，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又创办了《世界知识》、《太白》、《译文》等刊物，一九三三年还创刊了《妇女生活》。这些刊物大都是我联系筹划下办起来的。”这是近代革命史、文化史上的一项影响深远的贡献。这个时期，在上海新建了三家进步书店，即“读书生活”、“新知”和“生活书店”。前两家是地下党人徐雪寒、黄洛峰办的，生活书店则是邹韬奋在愈之同志的支持和筹划下办起来的。这几家书店出了许多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出了许多进步书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都是这个时期由这几家书店冒着风险出版的。在这一段时期内，他不止一次和我谈过，现在形势变了，要联合抗日，单凭热情和勇气是不够的，出书和办杂志，首先要考虑到读者的需要和他们的接受水平，“一定要心平气和地说理，切不可居高临下地训人”。当他筹备出版《世界知识》的时候，他单独约我谈话，他说：“希特勒的纳粹党在德国登台之后，国际形势瞬息万变，现在急需要有一本专门介绍和评论国际知识的杂志，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当前的形势。”他要我在创刊号上写文章。我就用韦彧的笔名，写了一篇论美国电影的文章。叶圣陶先生说过愈之同志的四个长处，一是他的自学精神，二是他的组织能力，三是他的博爱精神，四是他的友爱情谊，这是对愈之立身行事的最真切的评价。圣陶先生说：“愈之兄创建过许多团体，计划过许多杂志和书刊，他能鼓动朋友们跟他一起干，他善于发现朋友们的长处，并且使朋友们发挥各自的长处，等到团体和杂志书刊初具规模，他往往让朋友们继续干下去，自己又开始新的建设。他有这样非凡的组织能力，所以建树事业之多，能比得上他的似乎少见。”不仅生活书店和它刊行的许多杂志是他“联系筹划下办起来的”，更应该说，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的救国会，抗战初期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青年记者协会，国际新闻社以及《南侨日报》等等，也无一例外地都是他精心策划、组织起来的。当然，我们更不能忘记，一九三七年冬，京沪沦陷之后，他奋不顾身地留在上海，组织人力物力，迅速翻译出版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接着又 奔走呼号，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支持，出版了卷帙浩繁的《鲁迅全集》。这种大无畏的勇气和非凡的组织能力，以及埋头苦干，拚命硬干的精神，在近代知识分子中，真可以说是无可伦比的。
一九三四年，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愈之同志就是这样一位巨人，中华民族的脊梁，他是当之无愧的。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二日
《欧阳予倩全集》序
今年五月，是欧阳予倩同志百岁冥诞，为了纪念这位戏剧界的元老和中国话剧艺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央戏剧学院编纂的《欧阳予倩全集》六卷，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这无疑是一件意义重大、值得庆幸的事情。
中国话剧有三位杰出的开山祖，这就是欧阳予倩、洪深和田汉。按年龄，欧阳今年一百岁，洪深九十五岁，田汉九十岁。欧阳予倩出生那一年光绪帝载湉亲政，张之洞奏请筹建京汉铁路，广东建设了第一个兵工厂，洋务运动开始。洪深出世那一年，发生了甲午战争，北洋舰队覆灭，翌年清政府派李鸿章赴日本求和，缔结了辱国的马关条约。田汉出生于光绪二十四年，也正是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英勇就义的时刻。欧阳和洪深出生于官宦之家，而田汉则是农家子弟，门第不同，经历不同，但他们的童年都处在国破家亡、民生涂炭的时代，都亲身受到了辛亥革命前后的爱国图存这种时代精神的影响。欧阳予倩于一九○四年赴日本留学，下一年就碰上了日本文部省“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目睹了陈天华投海自杀的悲剧。一九○七年他参加了曾孝谷等发起的春柳社，演出了《黑奴吁天录》，这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开端，但这出戏是外国小说的改编，写的是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问题。中国人自己创作的话剧，则最早是一九一五年洪深写的《卖梨人》，一九一六年写的《贫民惨剧》，和差不多同时欧阳予倩写的《运动力》，这些剧本都演出在五四运动之前，要比胡适的《终身大事》早四五年。那时候，按田汉的说法，他们都还是“使酒纵马，豪气凌云，疾恶如仇，高喊‘炸弹、炸弹’的艺术青年”。可是中国话剧一开始就反映了当时的时代，就关怀到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的生活，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传统。
本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地覆天翻的时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一段苦闷、彷徨、探索和挫折的过程。但是历史安排得很巧，一九二二年，欧阳予倩、洪深、田汉这三位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在上海汇合了。忧国忧民、反对不合理的旧社会，要为平民鸣不平，他们之间是完全一致的；不怕艰险，愿为戏剧事业而奋斗终身，他们之间也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从爱国主义、人道主义走向共产主义，道路就不那么平坦了，他们都有过不同的幻想和尝试，也有过不同的成功和挫折，他们从一九二二年缔交之后，一直合作得很好，很久，真可以说是生死患难之交；然而在话剧运动和创作实践中，他们之间也不是没有过分歧和争论。从一九三○年田汉、洪深加入了“左联”和“剧联”起，一直到抗日战争初期，予倩和田、洪之间就不止一次发生过面红耳赤的争论，正如田汉所说：“予倩和我与洪深合作，但有时也不合作。回溯一下予倩和我的关系，完全不合作的时候是没有的，他到过英、法，两入苏联，而且参加了第一届苏联戏剧节，他很容易用欧洲和平时期的技术水平来要求我们的抗战演剧和革命戏剧，他常常批评我们的话剧演员不会说话。这话说中了要害，为了提高我们话剧的艺术水平，完全应该加强演员们在语言方面的基本训练，但是他却把技术问题绝对化了。……当时，我们许多戏剧工作者都因为要革命、要抗战而搞上戏剧的，换句话说，多半是半路出家，很少是戏剧学校出身的，过度强调正规训练，就不能不引起矛盾。”从这种分歧出发，就形成了一场当时出现在重庆和桂林的所谓“磨光派”和“突击派”的论争。予倩强调艺术，强调基本功；田汉则强调任务，强调为革命和抗战而突击；洪深呢，我看是介于两 者之间。他是美国戏剧教育家贝克的入门弟子，他有一套完整的戏剧理论，他一方面坚持写剧本要有章法，排戏要有程序，但由于他是一个被称为戏剧界的“黑旋风”的社会活动家，所以他有时搞“突击”，比田汉还要勇敢。他可以三天五天赶写一个剧本，可以临时上台串演一个角色。抗战前夕他写的《咸鱼主义》，是我逼着他在一个晚上赶出来的；一九四二年他写的《黄白丹青》，是他出了一个题目要我给他写了一个故事梗概，然后大笔一挥，不到三天就写出来的。在思想上，爱祖国、争民主这条红线使他们走上了同一条大路，但在艺术实践上，赶任务和求质量——也就是搞突击和重磨光又使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