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就会让一颗心从此安定下来。比如说眼下的状态，恍恍惚惚；再比如在岳母和梅子的声声催促下，我还是要涂涂抹抹。我知道停止了涂抹一切只会更糟。我的这个不良嗜好真是源远流长，以至于发展到今天已经无可疗救——我从那所地质学院，甚至从更早的时候起，就开始了这种不能停息的、像害了一场热病似的吟唱。也许就因为这个难以革除的共同的病根，我才有了那长长的奔走，一次又一次的告别：告别地质学院，告别杂志社，告别城市，最后又不得不告别那片平原，重新回到这座蜂巢一样拥挤和喧嚣的街巷。“我看见记忆之犬衔住梳子/一群麻雀的种子洒向泥土/那只悲琴从北风里吟唱/外祖母的白发啊，如何不让我想起鹭鸟/两眼迷执拗眺望眺望/那十里沙原之上飘飘的水汽/一片茁壮的青杨树在舞蹈……”
杂乱无章。如同梦游。好在它们有别于苦笑。它们时断时续，随手记在各种各样的纸片和本子上。有时我把它们写在孩子废弃的作业本空白处。
“爸爸的字可真丑……”小宁对母亲说。
梅子拣起那个写满了字的本子，皱着眉头。她每逢看到我写下的这些就是这样一副表情。我不知她为什么要皱眉。我想为梅子唱一首通俗易懂的滑稽歌谣。我在心里搜索崭新的词儿，找不出。可是每当我放松起来，又会捏起一支圆珠笔，毫不费力地在纸上写下：“春天暖洋洋/百鸟齐歌唱/革命人民恋爱忙/嘿，恋呀么恋爱忙……”
我回到这座城市之初没有告诉任何人，可是像过去一样，最后还是阳子第一个知道。他来玩，一次又一次带来崭新的画。每一次都是他一个人。他有一帮好朋友，一伙不无特异的男男女女——他们可都是艺术家啊！他不敢把那一伙带到这里来，知道我不希望把这里变得乱哄哄的。我羡慕阳子，有时甚至想：追根溯源，我们可能是由完全不同的某种动物进化而来的。他永远欢蹦乱跳，适合在阳光下生活。他结识的人多，听到的消息多；从他嘴里吐出的每一句话都无忧无虑，像琴键上蹦出的欢畅激越的音符……他每次离去，这个屋子立刻变得倍加清冷。我也只能更多地在纸片上涂抹。
“多年之后才有岁月的感触/那时还小哩/眼瞅着老黄牛驮了时间/镰刀上的胡须又白又长/赤脚从大李子树下走过/朝圣一般拘谨/转脸看到有人在原野上疾跑/何处寻找少年的闪电……”我刚刚把它合上，又一首滑稽歌谣从脑际流过：
“岳母胖乎乎/是个大老粗/岳父是好人/善于玩深沉……”
梅子收拾纸页时看到了。她这一次很快吐出两个字：无聊！
真的无聊。就像一篇文章由于有了一个准确的命题，一下变得清晰起来：我长时间以来一直是无聊的，而那莫名的烦躁就是由它引起。我常常不由自主就要向她和小宁发点脾气。有时甚至想吵几句，好像害怕冷场似的。当然，我们吵嘴的题目常常离不开那个宝贝岳父。因为他很好玩。吵来吵去，梅子就归结成这样一句：
“你只知道维护自己的父亲，从来不知道维护我的父亲。”
我记得类似的抱怨和指责已经许多了。在这无聊的时刻，我突然灵感大发，终于也归结出一句：
“我维护劳动的父亲。”
一阵沉寂。我们俩不吵了。梅子望着我，任我说什么她都不再回答。够了，我想。你瞧，我心里很骄傲呢。我就是有各种办法对付别人呀。
如果这个上午再不去黄科长那儿，梅子回来会失望的。这一上午挺好的时光又要被我糟踏了。我该马上去了。
终于结识了黄科长。
原来这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矮小老头。他的气色非常好，胖乎乎的，头发稀疏，脸庞上长着一对惊厥的眼睛。他看我时，不知怎么让我觉得这人似曾相识。这当然是一种错觉。他只偶尔到我岳父家里去一次，连梅子也刚刚熟悉不久。他握住我的手时，我突出的感觉是这双手多么小、多么软又多么温暖。一想起自己就要受惠于此人，想起他将帮我解决一个至关重要的生活问题，心里就涌出了感激，还有一点惭愧。可是当我认真注视他，特别是看到他张嘴说话的时候，又有点沮丧。因为我一看到那对桀骜不驯的门牙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操的是一口奇怪的普通话，掺有浓浓的南方味儿。谈了一会儿他更使我大吃一惊：原来我们还是老乡呢。他的老家也在东部平原上，只不过“参加革命已经很早了”。也许他的那些战友们当中有南方人，也许他直接就在南方工作过一段时间。只是谈得久了，我才多多少少听出了一些乡音。他说：“这事情很简单啦，只到那里去登个记，办一下手续，然后也就行啦。”
“具体是做什么工作呢？”
“工作是很闲散的啦。当然，对你嘛还是文字工作啦。”
他捏弄着一双小得让人吃惊的手掌：“我也在他们那儿啦，离休之后就分担了一点点社会工作啦，闲散得很。今后我们俩一块儿打交道的时间也就长了。”
说到这儿他朝里屋喊了一声。出来一个鼻子尖尖、说话瓮声瓮气的姑娘。他对她说一句：“我们走了。”
那姑娘看也不看我，只对他点一下头，“嗯”了一声退进里屋。
我和黄科长出门。他说：“很近啦，用不着乘车，拐一个弯，再往前走二百多米就到了。”
我们穿过一个很热闹的露天市场，接着又走入一条斜巷。这条巷子很僻静。黄科长说：“我这一带可是熟啊，我在这一带住了二十多年。你看见前面那个牌子了吗？”
我发现那里有很多牌子，不知他指的是哪一个。这是一幢破旧的水泥楼，上面的很多玻璃已经碎了。黄科长伸手指指一块黑色的牌子：“人才交流中心”。我愣了一下。黄科长说：“这不过是挂个牌子而已，档案关系要放在这儿。你具体是在‘营养协会’工作啦。”
我的耳边嗡嗡响着他的话，心里还没有完全明白。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那个牌子。这时我突然明白了：我是一个“人才！”
我每天和梅子一块儿走出家门，她往西，我往东。我们都去上班。我手提一个人造革棕色皮包，每天去黄科长那儿。
“大老爷们/走在街上/手拿提包/摇摇晃晃……”一首滑稽歌谣脱口而出。我真的感到了周身轻松，像突然解脱了似的。这从梅子的笑脸上也可以领悟。我在家里，甚至是在这座城市里，都体验了一种崭新的和谐与谅解。我想在这个周末再到岳父岳母那儿去呆一会儿，感受一下那种“上班效应”。
是的，一个男人到了四十多岁就尤其不可以独来独往，更不能闷在屋里。如果他恰在这个时候失业了，那也就意味着——完了。为什么完了？不知道，反正是完了。尽管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那个“人才交流中心”与正在效力的“营养协会”是一种什么关系，没弄明白黄科长与它们之间的关系，但还是感到了一点点安慰。当时我问黄科长：“就到‘中心’来上班吗？”
“不，‘中心’下边还有许多‘协会’，你在我们的协会。”
“协会在哪？”
黄科长捏着小手：“现在房子很紧张，办公地点也成问题。不过这都是小事情啦，解决起来很容易的。有关同志正在跑这个事情。这一段么，我都在自己家里上班。我家里很宽绰，你就到这里来好了。”
当时我由兴奋转入失望。因为我所期待的上班是像梅子那样，坐一段车或骑一段自行车，到某个办公楼的某一张桌子旁坐下，倒一杯茶，翻一下杂志或报纸，然后完成负责人交办的某一事项。我期待的是这样一种秩序和环境。因为无论是谁，我、我周围的人，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种节奏和环境。
“到你的家里……”我嗫嚅着。
黄科长一笑，摆摆手：“暂时的嘛，我那里一切都很方便。你去了，呆一段时间就会知道啦。”
就这样，我每天按时到黄科长家里去上班了。我安慰自己说：这是暂时的。
3
这是一个老式小四合院，在当年大概是同类建筑中最劣等的了，院子比较小，当中有一棵枣树。正房是三间，还有两个小耳房。不过如今它在这座城市里已经是令人眼红的居所了。我知道，只有黄科长这样的老人才有办法搞到这样一处小院落。不错，这里还算宽敞，黄科长的老伴在六七年前去世，一个儿子在外地工作，所以这处小院也就剩下了他自己。原来第一天我遇见的那个姑娘已经三十二岁了，未婚，在这个小院里已经做了五六年保姆了，叫“小冷”。小冷对人果然很冷，说话声音很粗，有点像男性。
初来上班的一天，黄科长看一眼小冷，又看一眼我，介绍：“这是新来协会工作的宁同志，以后你就叫他宁老师好了。”然后指指她，“这一位是我的保姆，同时也兼我的秘书。很好的一位女同志，相处久了你就会知道啦。”
她冷冷地伸出手，我们握了握。接着她就走开了。她转身时让我看到了侧脸：鼻子又高又尖。从正面看，她的一对眼睛相隔很远，圆圆的。那一对眼睛不难看，可是她身上那种冷漠的神气不是从眼睛而是从那个尖尖的鼻子上散发出来的。
黄科长盯住她的背影说：“很朴实的同志啊，本市的一个女青年，很爱学习。她是为了学习才到我这儿来的。手勤嘴勤，不懂就问；知道尊重老同志；洗衣做饭，帮我抄抄稿子。很好的女青年啦。”
他说这话的时候，露出了宽厚的笑容。不知怎么，这笑容凝在脸上长时间不能收拢。
我跟他走进一个耳房。耳房尽管窄小，可由一个人来占据毕竟有点浪费。里面有一个旧写字台，一个小小的书架，还有暖瓶杯子，小茶几，破旧的沙发，一把木椅。这就是我的办公室了。
我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