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讨论，人人都可以据理争辩，那么《野火集》再怎么“勇敢”也只是众
多火炬之一，不会引起特别的瞩目。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有特别多的禁忌——
碰不得的敏感肿块，“野火”才显得突出。
而《野火集》究竟又碰了什么碰不得的敏感事呢？有些小学用经费去
建伟人铜像，却没有钱修建厕所，使孩子整日憋尿；我说，厕所比伟人铜像
重要；这是敏感问题吗？政府若失信于民，我说，人民要有勇气兴讼，“对
立”也是民主的权利。这个观众“危险”吗？如果我们不把台湾真正当家，
继续抱着临时落脚的心态，我说，那么环境与教育这种百年大计的问题就永
远不会做好，这个说法是禁忌吗？许多人用“拍案叫好”这个辞来描述读《野
火集》的感觉。可是我承受着相当的压力，冒着所谓“出毛病”的风险，难
道只是为了给读者在吃烧饼油条之余一点情绪上的快感？快感过了之后呢？
鼓掌的人是否会进一步思索比发泄情绪更重要的问题本体：我们这个号称自
由开放的社会为什么有一身敏感发红的肿块？这样一个社会是不是个健康的
社会？那些红肿是怎么造成的？如果那些敏感带永远不许碰，又是否有医治
的可能？不，我写“野火”，不是为了哗众取宠；群众的“宠”盲目而肤浅，
我不稀罕。我所寄望投诉的，是个拒绝受“哗”之众，是个有深省与批判能
力的众。人，和乌龟一样，背着巨大的壳。乌龟的壳是身体上的限制，人的
壳，却是他观念上的框框。乌龟不以背上的负担为苦，人，也往往对自己的
受限视若不见。但人毕竟不是乌龟，他是个能思考的动物，一旦对那个束缚
的壳发生怀疑，就有突破创新的智慧与能力。如果说《野火集》对这个社会
有所要求，大概就在要求重新审视背上那个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观念的壳。
不敢置疑、不懂得置疑是一种心灵的残障；用任何方式——不管是政
治手段或教育方式，不管是有意或无心——去禁止置疑、阻碍思考，就是制
造心灵的残障。《野火集》所逼问的是一个冷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一个
残障的民族？写“野火”有沮丧的时候，当某些人说要扑灭野火，当一些报
纸宣称要“围剿”龙应台，当有人每天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固定的三行字：
“你是卖国叛徒！中华文化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当小团体试图在我头上加上各式各样的“帽子”？ 。
沮丧之后，又不禁莞尔：难道执笔之初竟然不知道这是必然的反弹？哪一个
社会是在没有阻力与摩擦的情况下往前行进的？不也正因为台湾还有这样不
容异己的守旧势力，“野火”才有写的必要？写《野火集》更有快乐的时候。
当大学生来信说他们如何在宿舍里争辩“野火”所引发的问题，当号称“保
守”的警官学校或军队里的青年告诉我他们如何讨论“野火”所激起的观念，
当扶轮社的成功生意人说他们如何把一篇篇文章散发出去，当一小时赚廿元
的女工、自称“没什么学问”的家庭主妇、为人洗油烟机的水电工，来信说
他如何开始观察这个社会、思索从来没想过的现象。尤其是，当退伍军人写
着：对，我们要有不同的声音？ 。唯一令我不知所措的，是当一个眼里既热
情又迷惑的年轻人问：你指出了问题，但你没有给我答案；答案在哪里？我
怎么会有答案呢？即使有，我会给你吗？难道说，在我教你不要迷信权威，
不要追随口号，不要人云亦云之后，你反而来接受我的答案？难道说，我要
求你打破框框、抛弃英雄偶像的目的，是为了成为你新的英雄？如果我也给
你一套既成的答案，如果我来取代你从前的偶像，我们岂不是又回到了原点？
答案，在你的自省与思索中。不在我这里。
过两天，街头书坊会出现这么一本书，黑色的底，红色的、火焰似的，
董阳孜题的字：“野火”。它是知识分子的自说自话吗？是理想主义的自我陶
醉吗？究竟，有没有用呢？只有你能告诉我。
不过，火既然点燃了，就劳你传递吧！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于台湾附：没有时报编辑的发掘与坚持，《野火集》
不可能存在；容我对《中国时报》的“报格”表示尊敬。金恒炜尤其是“野
火”的支柱。
一九八六年，台湾
龙应台茄萣乡一九六五年，在一个满天星斗的夜晚，坐在一辆塞满破
旧家具的卡车里，我们来到了海滨的茄萣乡。道路上有很多坑，从跌跌撞撞
的车中望出去，右边是荒草丛生的坟场，左边是漾着水光的鱼塭。
只有这么长长的一条街，街上大概还没有路灯。晚上推着没有灯的脚
踏车出门，感觉到头上一点暗暗的月光。车轮突然碰到一团软软的东西，挡
在路中央，原来是头黑毛母猪，正在呼呼大睡。我牵着车子绕道而过。她当
然累了，白天，母猪带着群小猪到处游荡，在阴沟里搅和一下，浑身脏泥地
又晃进卫生所和派出所里去。
简陋的木头造的家就在大路边，睡在家里和躺在大马路上没有两样；
街坊邻居的谈笑声、咒骂声就在耳边。黄昏时分，成群结队的少年家嚼着槟
榔，足登日本木展，咔啦咔啦地踩过街头，往上茄萣去；那儿有乡里唯一的
戏院，戏院中放着一排一排板凳，角落里散着刺鼻的尿味。周末的时候，常
常有脱衣舞的插放。
台风一来，海水跟着倒灌，年年闹水灾。有一回在倾盆大雨中搭客运
车从学校里回来，下车时，车门一开，习惯性地蹬脚下去，扑通一声，人却
大半个泡在水里。板凳、竹篓、瓶瓶罐罐，都漂在街上。涉着及腰的水回家，
丢了书包就赶到街心去摸鱼。
茄萣人讲话声音特别大；是因为在广邈的沙滩上、在呼啸的海风中对
话，需要扯着喉咙喊叫吧！乡人的台语有一种特殊的腔调，和中北部农村里
的人非常不一样，听起来很刚硬朴直，三句两句间夹着“猴”的口头禅，好
像是茄萣渔民的标记。当我说台语时，卖鸭子的妇人会笑得很开心：“你的
台语有一个腔，真好听呢！这个查某婴仔真有人缘。”然后一刀霍下，把血
淋淋的鸭头斩下。
卖鸭子的妇人叫做“驼背嫂”，她的丈夫叫“阔嘴的”，长着很阔的一
张嘴，像唐老鸭。一年到头我见他背着鱼篓，赤着脚，脚板又大又扁又黑，
踩在地上，紧紧地扣着地面，两只脚板竟然像两只鞋子。“阔嘴”的兄弟叫
“黑鼻仔”，鼻子上有块大黑斑，好像不小心滴了墨水似的。“黑鼻仔”喜欢
卖弄成语，有一次，他生气地对“驼背嫂”说：“你不要‘指鸡骂狗’，你在
说谁‘烂蕃薯充数’？”“驼背嫂”的女儿书读得很好，但是小学毕业就被
送到针织厂作女工去了。
“查某的，读册有什么落用！”她劝告我的母亲，“现在让伊去打拼赚钱，
廿岁出嫁时，金银首饰嫁妆都赚到了。查某的读册，再读也是别人的！”“驼
背嫂”隔壁的肥胖阿珠，有好几个女儿；每一个都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卖到
高雄的茶室里去。没几年，阿珠就起了楼房。
而我们，继续过着清贫的日子。学校的家庭调查表上总有“家庭经济”
一栏，不晓得谁先想的，我们总是填上“小康”两字。可是家里破旧宿舍的
墙壁总是斑驳脱落的，一块一块的水渍痕迹和落漆的秃处造成一幅蛮恐怖的
画。下雨天，到处漏水；连卧室里都是一地的泥泞。每次填“小康”之前，
大概总是开学注册的时候，也就是母亲到对街西药房那儿去借学费的时候。
有一年，一个警员拿了把执勤的枪射杀了他刚考上初中的十三岁女儿，
然后用枪对准额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才三十五岁。据说是因为四处借不
到女儿的学费，一时想不开。
另外一个警员用摩托车载着刚考上高中的儿子到高雄去筹学费，在冈
山的平交道撞上了火车，人倒过来让头插进松软的稻田里。儿子的身体夹在
铁轮里被拖得老远。
十五岁的我，觉得茄萣很陌生，可是还蛮好玩的。
※※※
当价值判断渐渐在我脑中成形，茄萣就不好玩了。
海滩上堆着每天两万人所排泄、制造的垃圾，堆成一座一座发着恶臭
的小山。海风一吹，垃圾满天弥盖，擦过什么的卫生纸会“啪”一声贴在脸
上。黝黑的孩子们在垃圾山之间追追打打，玩躲蒙蒙的游戏。
庙前的戏台演着歌仔戏，巨大的扩音器把作假的哭调放大到不能忍受
的程度。过了午夜，“我的苦命儿哟”的哀嚎还笼罩着整个村镇。塞着耳朵
深夜读书，我觉得自己活在一个吃人的世界里。这哪儿是文化呢？台风年年
来，海水倒灌年年来，咸死了椰子树，也把乡民抛到大海里的病死猪又漂上
街来。浮浮肿肿的，眼睛陷进腐肉里，只剩一条缝。“死猫挂树头，死狗任
水流”，防风林里木麻黄枝上，到处吊着尸身腐臭的猫。死狗和死猪三三两
两地点缀着海滩，太阳一出来，尸肉开始蒸腾，惹来密密麻麻的苍蝇。清洁
队员在街上掏阴沟，用一很长长的杓子把乌黑恶臭的淤泥挖上来，倒在沟的
两边；说是台风过后，沟中必须喷消毒剂。
可是从沟中掏上来的污秽却就曝置两旁，一天又一天地搁着，似乎谁
也不在意。
“阔嘴”有一天突然失踪了，一天一夜没回来。驼背嫂到派出所去报案。
第二天有人在沙滩上捡到一节人腿，连着被咬断的裤脚送到派出所来。
有一天，同学在上大学的哥哥也失踪了。听说是读了不该读的书，说
了不该说的话。
听说五个便衣警察半夜到他家里去搜查，把他捕鱼的老爸吓得哭了。
有一天，驼背嫂十六岁的女儿拿了一袋草虾到表叔开的冰冻厂里去冰
冻。表叔把铁门一拴，就把她搂抱起来，她又撕又咬地一路逃出来，在我的
窗外对驼背嫂哭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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