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的事情。有人还补充说，不单是没听见过他抱怨自己的处境，而且还没见过他对别人发过脾气。只有一次例外。那次是有一哥们在他旁边故意开玩笑说：“耶和华就是我。”他立即就作出反应，两眼瞪着那哥们说：“放屁！”
事关信仰，他不让步。依我看，他已经用自己的品格赢得了人们对其信仰的尊重。因此，上面所说的例外的确只是一次例外。
在牢里他没有一天停止过他的宗教生活。据说他每顿饭前都要先做祈祷。当然不能大张旗鼓，他总是躺在铺上，用一张手绢盖住脸悄声地做。时间长了，这也成了公开的秘密。干部们则装着不知道，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我听人说后，才想起他在医院里时确实有盖脸卧床的习惯。当时我不明就里，以为人老了总会有些，怪癖。其实那时他教我念过祈祷词。那些格式化的词句，在他口中念起来没有丝毫例行公事的感觉。我还以为他是好不容易找到个机会，所以才倾注了特别的感情。哪里知道他每天每天都在反复念诵！
病号监移到楼上以后，我与白老头见面的机会就非常少了。有时候劳动号的人列队从我们的窗下走过，如果我恰好站在窗旁，彼此也会招手致意。有一次赶上我正靠着窗口唱歌，他们过来了，白老头特意用手先摸了一下自己的胸口；然后再缓缓地挥向我。那动作十分优雅十分“西化”（那时候是很少见的），让人不由得想起他早年曾留学法国的经历。我想他是在赞赏我的歌，但更有可能是在赞赏我的唱。——不是赞赏我唱得好，而只是赞赏我在那种环境中纵情歌唱的行为。
过了一阵以后我又装病绝食，在获准保外就医之前临时被转至劳动号“寄放”，得以再次与白老头同住一屋。我那时一条腿伤了，在劳动号基本上是躺了三天。夜里小解不便，就用一个罐子。白老头怕那罐子满了，夜夜起来为我倒尿，让我很是不安。聊天的机会却是没有，因为劳动号的人总是同出同进，不可能避开别人，而我们想聊的那些话题在当时却恰恰是犯忌的。但有这么一天，他们都出去劳动了，号子里只剩下我一人躺着，白老头却突然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我想他是编了个理由来和我说上几句话。一进屋他就径自地蹲到我身边来了（牢里人都睡在地板上），并且两手紧握住我的手。他说：“你知道吗？我很想抱你。”语气诚恳热忱，不像是出自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接着他说道：“记得在医院里你给某某剪脚趾甲的事吗？那天我装着看你剪，走到你身后用肩膀在你背上轻轻压了一下。我是想表示我的敬佩啊。”．
我记起来了。那也是一个年过七十的老人，由于中过风，手脚都老是在颤抖，非常不灵便。那天他用一把剪刀（那地方当时找不着指甲刀）哆嗦着想剪自己的脚趾甲，我在一旁实在有点看不过去，便蹲下来帮他剪。白老头特地走过来我也是知道的，但那种表示我却毫无觉察。现在经他这一说，我倒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我有理由认为，他抓紧时间告诉我的，就是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我原以为他欣赏我的原因在于我的聪明，在于我的好学，在于我对《圣经》的兴趣与理解，没想到他并不看重那些。他所看重的，倒是我不经意间做的那么一件小事。
于是我又想起在医院里我和他的一段对话。我那天有点掏心窝的冲动，话说得比较动情：“我想我这么个人，如果能给我机会，不成材也能成器。现在看起来这机会是没有了，不过我并不沮丧。我相信哪儿都有生活。”我的意思是想说，即使我必须终生在监狱里度过，我也会热爱生活。但白老头没让我进一步发挥，淡淡地打断了我：“你倒别这么想，你不见得就不再有机会。”然后立即就把话题转到别处去了。我当时以为他只是在安慰我，此刻却觉得他压根就没把成材成器当回事。他对生命的意义显然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我出狱多年之后读到一本题名为《活出意义来》的书，是一位从奥斯维辛集中营活过来的心理学家写的。其中说到，把人生的意义只寄托于取得成功，恐怕是过于狭隘了。在成功之外，至少还有两件可以使得人生具有意义的事：一是忍受苦难，一是沉思默想。读到这里我就想起了白老头，并因而相信了这位作者的论断。那是后话。
白老头已经站起来，我知道他得赶紧回他的劳动场地去，轮到我该说几句了。我于是说道：“白老头啊，我相信再怎样拖，你的案子很快也会有个了结。你会走出这道门安度晚年。我只有一个忠告，就是能享受时且享受，不要让自己活得太清苦。我认为上帝不会因此责怪你的。”他笑了一下，点点头走出去了。躺着看上去，我这才发现，他的背已微微有些下弯，步履已显得有些老态。突然间我意识到，此一别当成永别。于是支起身子来看着他远去了的背影，同时想起李商隐的名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来了个死刑囚徒
我们号子里来了一个死刑囚徒。脚上带着一副铁镣，手里拿着一纸判决书，他蹒蹒跚跚地就进来了。
几句活一说，他的情况已大致清楚。刚开完公审大会听了宣判，就从区级看守所“集中”过来，等候五天后从这里（市级看守所）拉出去执行。那年代的“上诉期”只有五天时间。与当时的绝大多数死刑囚徒一样，他没打算上诉。不是不觉冤枉，是知道上诉“没什么球用”，认了。他的案情很简单，抄写了四份《少女之心》。《少女之心》是当时流行的一个手抄本，被认为是黄色读物。抄写四份自然就有给人传观毒害别人的嫌疑，已属“罪大恶极”，这案子因此没什么可争议的。坐牢没坐几个月就公审宣判了，在当时这种办案速度算得是奇快，原因自然是“形势需要”。——说穿了就是杀鸡给猴看的意思。
那位死刑囚徒原是农民出身，初中文化程度，参军复员后到了一个化工厂，案发前一直在那里做工人。这回做了死刑囚徒，又只在我们号子里呆五天，成为一个地位特殊的过客。“地主”们自然会礼让三分。可是这位过客还是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新地方，一脸的谦恭，只差没说“打扰了，不好意思”的模样。五天的时间里他显然还在不自觉地做一种努力，以适应我们号子的习惯和气氛。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在努力适应我们号子的“号子文化”。人啊，人！一生一世都活在某种“框框”或者说某种“引力场”之中，到死都不得超脱啊！
但是，感叹归感叹，他的努力还是打动了我。第一夜他起来小解，我那时正醒着。看见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提着脚镣，吃力地跨过“路上”横七竖八的身体，嘴里还轻声骂着：“这鸡巴脚镣磕天绊地的！”（原话用方言说是“款天磕地”，在我们当地引申的含义有牛逼烘烘的意
思）我知道他这是不想吵醒别人，由此便对他产生了好感。
第二天我开始与几个年轻哥们商量，每顿饭都多领一罐进来，让这位就要去死的哥们吃几天饱饭。号子里有三十来号人，炊事员隔门递饭总是数得匆忙，谎称“还差一罐”不难蒙混过关。关键在于号子里须得心齐，没有人去揭发检举。我那时正在装病绝食，我的克制力和每顿只吃几口就让给别人的病号饭（稀饭）使我在号子里有了一定的号召力。再加上没人会去嫉妒死刑囚徒，所以我的计划竟得以圆满完成。五天的时间，一天四罐饭，终于吃得他不断地打馊嗝儿。
到第六天早上，最后一顿饭领进来了，我开始跟他开玩笑，说：“慢着慢着！据说待会出去还要给一顿吃的，你这会要是吃得太饱，待会吃不下人家会说看把你给吓的。”他的回答是：“不碍事，不碍事，待会照吃不误。反正今天也不会再打馊嗝了。”
临走时他又习惯地用手提起了脚镣。我说：“别。就这么走吧，你还能吵着谁呢？”
那个大年三十
大年三十。下午四点左右，一种骚动开始在彼此隔绝的号子之间传播。与烧开水很相似，渐渐的，嗡嗡声越来越大，终于达到沸点，发出尖利的叫声。起因很明白很简单，到四点还没看见手板车拉着肉从那道大铁门进来（平时四点已经开饭了），今年这个三十夜怕是连祭牙的荤腥都没有了！看守所虽然封锁很严，这点动静却逃不过犯人的眼睛。有那么几个号子，可以从风门口张望到那道大铁门，他们至迟下午一点就开始轮番在守候，而后把自己的担忧、不满和愤怒一点一点地、逐渐升温地向外辐射，传遍全监。他们不可能不传，不传会把他们自己憋死。
四点多钟，炊事员们送来了开水（平时是在饭后送的），结果把号子里的“水”催开了。骂声四起，从人身攻击到“反动言论”都出来了！按当时的政治气候，差不多可定为”反革命骚乱”来进行镇压。以严厉著称的所长（一个山东老头）很快出现在走廊里，他的夫人是炊事员中的一位，那天受到的攻击也最多。实际上那老太太善巴巴一个人，平日里在犯人中是以菩萨心肠著称的。犯人们那天也真有点过分！
“静一静！”所长开言了，大家屏息以待。
“讲个事啊，”所长的声调出乎意料的和蔼，比平时任何时候都要和蔼，“今年猪肉特别不好买，我们已派人排大队去了。什么时候买来什么时候下锅，就是熬到半夜，也一定做给大家吃！”
话不多，说完了走人，受够气的炊事员们也悄无声息地跟着撤了。号子里一下变得异常安静。接下来是守望者们坚持在守望，不能守望的继续在监听，目标还是那道大铁门。果然是一直到晚上，天黑了好半天后那道铁门才发出巨响，然后是一个声音在传：“是！是肉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欢声雷动。再一次的等待，这回等的是送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