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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科莱塔
里科莱塔墓园一带，除了有全城最古老的救援圣母教堂——坚韧的石头百合，还有树，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树，令人心醉，还有像伦敦的电话亭一样漆成红色的老电话亭，红砖砌的墓墙，而且连邮筒也是红色的（不是作为邮电象征的那种普遍的绿色）。博尔赫斯在《勃朗宁决定当诗人》那首诗里把伦敦描写成“红色的迷宫”，而红色也正是里科莱塔区的基调，当然还有圣特尔莫。
同一棵树荫下，一边是长眠的人，
另一边是准备背井离乡者。一个女人
在电话亭里流泪。我无所适从，
剥开金合欢树上落下的豆荚状的果实，
种子显露了出来，它们会不会生根？
我感到抱歉。今天是星期天。
“聪明人应该诞生”，他诞生了吗？
公墓夕旷场上那棵美洲橡皮树撑开巨大的树冠，覆盖面比我故乡福建的榕树还要大，虽然有许多支架帮忙，树枝还是几乎垂到了地面。这棵树是僧侣瑞科里多斯兄弟1800年间种下的，坐在La Biela咖啡馆的露天茶座上，伸手即可触及枝叶。它真是无比壮硕，超级茂盛，像一座绿色大喷泉。它的存在，对于面朝里科莱塔墓园方向喝茶的人，在黄昏悄然到来时不免产生的感伤是一种慰藉。越过围墙上方看得见墓园中镀金的天使塑像和十字架，沿围墙走一小段，就能感受到死亡那边渗出的清凉气息。如果一个夜间的散步者就着灯光识读一则墙上的告示，他读到的可能是“我们必须相爱否则死亡”这样的警句。这座城中之城的街道与外面的街道一样整整齐齐，黑色大理石就像足以摄人人之魂魄的魔镜一样光亮，并且，许多棺柩并不是埋在地下而是摆在门洞里，透过有花饰的格子看得见它们仿佛临时摆在那儿展览似的，仿佛航海史上一艘艘大帆船的模型，令我想起张枣的一句诗，“死亡也只是衔接了另一场漂泊。”对于无信仰依托的灵魂而言，死亡或许是一场更大的漂泊。尽管如此，死亡也被视为荣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名门望族，哪一个不想在此占有一席之地呢？我听说庇隆夫人死后，遗体曾经躲躲藏藏，最终还是葬人园中。一些人为了体面的需要，竟然先租下一块墓地举行葬礼，然后再把死者悄悄安置在别处。不知道博尔赫斯选择身后流亡有何用意？但据说他在日内瓦的墓地上仅极端朴素地插着一块木板。
墓地附近通常都是较冷清之地，此处却是个例外。围墙外面的胡宁街曾经是红灯区，如今则罗列着一排飘散烤肉香味的饭店，年轻小姐穿着短裙站在门外招徕顾客；教堂左边是里科莱塔文化中心，经常有大型艺术展览。天气晴朗的夏日，草地上总有人躺着晒日光浴，恋人们在拥抱接吻，人体雕塑表演者以各种扮相逗引孩子们。缓坡向着自由大道一侧倾斜，销售各种手工艺晶的集市摊点沿坡逶迤至大道边，直达法兰西广场。彩绘玻璃杯、木偶、马黛茶壶、印第安人的泥塑国际象棋、首饰、邦乔式印花布连衣裙、大蜡烛、纪念章……摊主悠闲地喝着马黛茶，看游人挑三拣四，有中意者则买去，概无议价之说。我喜欢看秋日黄昏时分在墓园的高墙下跳的探戈。男舞者戴着黑礼帽，围着白围巾，鬓角留到腮边，面色苍白；女舞者穿着袒胸露背的丝裙，足登高跟舞鞋，目不旁视，起舞时身体始终略向前倾，脚尖触着地面，随着旋转的舞步脚下偶尔踢起落叶，橙色的大腿因舞步的跌宕而抬起，压向男舞伴僵直的、略向后退的身躯，裙子撩起，像火焰在地平线上腾跃。几步之外，录音机播放的探戈歌曲，与V．罗佩斯街角那边从楼梯上方倾泻到街上的夜总会的音乐响成一片，它们甚至要传到墓园内，去吵醒死者。
国立图书馆
国立图书馆原先在墨西哥街。有一次我和妻子一道在圣特尔莫散步，特意到这条街上去，就为了看看博尔赫斯工作过的所在。我还记得博尔赫斯的一件轶事。当庇隆政权垮台后，他即将被新的政府任命为国家图书馆馆长，消息已经传出，他当然很高兴。因为这意味着“家禽稽查员”的耻辱历史永远不会再有了，而且馆长之职实在是一个崇高的荣誉。在母亲的陪同下，他来到未来的琅娠福地，他并没有进去，而只是在门口站了一站。博尔赫斯后来回忆时解释说，因为迷信，他不敢在正式任命前跨进那个门槛。我觉得这几乎是一个但丁式寓言的翻版。经过了漫长的地狱和炼狱（庇隆统治长达十年之久），现在终于来到天堂的门口，不免诚惶诚恐。博尔赫斯的热情读者们都知道，他在诗中喜欢把天堂作为图书馆的一个隐喻来使用。
我，总是在想象着天堂
是一座图书馆的类型。
——《天赋之诗》
也许鲜有人知，原国立图书馆的大楼是为国家彩票总行而设计和建造的。最近，在参观国立图书馆新址时，又听说那幢位于解放者大道附近的造型奇特的建筑，原先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成为图书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甚至是庇隆被允许出国前最后的藏身之所。“庇隆躲了起来”，博尔赫斯曾经写道。他支配过的九十万册书籍浩浩荡荡地进驻了独裁者的避难所，这种变化谁能料到？
历史学家奥拉修·冈萨雷斯先生是现任副馆长，我在一次晚会上认识他，不久又荣幸地和妻子一道应邀到他家里做客，那天他的夫人到罗莎利奥演出去了（她是探戈演唱家，到过中国）。客中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几位来自法国的教授。他家的客厅正对着院内的花园，窗前垂下挂着串串小果实的盆栽植物的柔蔓。在弥漫着阳光和书香的午后，大家很随便地边喝酒边闲聊。我向他询问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这位阿根廷怪杰，因为他在思想史著作《修辞与疯狂》中用很多篇幅谈到他，还因为他曾是青年博尔赫斯的引导者。我想，这位不相信有死亡的人或许仍然以某种方式活着。我没有读过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的书，只知道他是《不朽长篇小说博物馆》一书的作者，博尔赫斯为他的遗作所作的热情洋溢的序言为我们勾画了一幅绝妙的肖像。有时候，透过只言片语，我们就能触摸到一个人的性格，费尔南德斯正是这一类型的思想和怪僻的发明者。奥拉修建议我，闲时可到国立图书馆去找他，如果想看费尔南德斯的书，也有馆藏。而我心里想的，主要是为了实现前面提到的愿望。
一个春日的午后，我拿着奥拉修的“手谕”，由一个年轻的馆员引导着，参观了图书馆。阅览厅里的长条书桌属于旧馆，倾斜的红色皮桌面，天平形状的台灯架两端配着绿玻璃灯罩，不多的几个读者在安静地阅读。中心位置的一面墙上，装饰着一张反映旧馆阅览厅内景的巨大照片——上下两层的回廊环绕着中央大厅，颇像博尔赫斯在短篇小说《巴别图书馆》中的描写，只不过结构并非六角形。新阅览厅的玻璃长窗是向外开放的，一面对着开阔的拉普拉塔河，所以采光很好。而楼梯是不带阶级的缓坡式走道，我们走在上面时，年轻的馆员告诉我，这样便于搬运书籍，我却觉得与我想象中的巴别塔通道相似。
我被带到珍本藏室，它的别名是格鲁萨克室。一位优雅的中年女馆员接待了我们。进门左边墙上一溜悬挂着历任国立图书馆馆长的肖像画，博尔赫斯在倒数第二位，他的前任之一格鲁萨克在倒数第四位。玻璃柜里陈列着大开本拉丁语彩印书籍，每一页都有宽边的植物纹饰。沿另一面墙立着高高的书架，上面的皮面精装书每一本都是无价之宝。我在书架前静立了一会儿。想着这些书中必定有一本，博尔赫斯生前来不及阅读，而成为他幻想宇宙的阿基米德点。珍本藏室内还有两张书桌，一张是格鲁萨克的，上面摆着他使用过的老式打字机；我猜墙角处的另一张应该是博尔赫斯的，得到了肯定的回答。这么说他的一些书就是在这张书桌上写成的。我注意到椅子后面还有一个空的旋转式书架，那上面必定曾经摆满他特别心爱的书吧？某一天，当他发现自己几乎完全成为一个盲人时，他感到沮丧，于是他缓缓转动书架，不禁感叹：“上帝同时给了我书籍与黑暗”。
博卡的船
也许纯属巧合，阿根廷最有竞争力的两支足球队的命名都与河流有关：河床与博卡（即河口），那个地区不仅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城的发祥地，也竞争探戈的发祥地。然而，多姿多彩的博卡区为全世界所熟知还是因为足球。那里的体育馆外墙上绘着巨幅壁画，给我的印象仿佛里面是一个超级天体实验室似的。
自从1535年8月，西班牙人佩德罗·德·门多萨率领船队在拉普拉塔河西岸登陆以来，已经有不计其数的船造访。卡洛斯，一位自称无根者的先生向我描述过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巴塞罗那的漫长航程，使我想起博尔赫斯在一首诗中曾以五个月亮丈量过那片大水的宽度。往昔称霸海上的雄武的西班牙大帆船，如今在一些博物馆可能还保存着龙骨和碎片，到处可见的是那张疲惫的蒸汽船抵港的照片。时间是1910年代的某一天，不是来自西班牙或意大利，而是一艘法国船。乘客站在舷梯上用新移民的眼神望向这边，前面的另外两个舷梯正在卸货。皮箱或木箱都用绳子绑着，一些可能装着邮件的麻袋已经在码头的遮棚下堆起。人群中可以注意到，除了忙碌的码头工、海关人员，甚至还有一个年轻的水兵。
布宜诺斯艾利斯命定面水的地理，使得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