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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您知道，谁也猜不出。”我也笑了。
五一棚的名称之谜很好办，胡先生谈笑风生就说清了。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五一棚发生的大熊猫珍珍疑案，已经过去了20年，却仍然让当事人各执一词。
珍珍疑案
说起珍珍疑案，就要提到另外两位大熊猫专家。
一位是当今卧龙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主任张和民。不过，在1984年，他和他的小团队还只是几个刚刚分配到卧龙保护区的大学生。另一位是美国的夏勒博士，在当时就是世界著名的博物学家。
话说1983年，大熊猫栖息地大面积竹子开花，中国的大熊猫食物奇缺，面临更大的濒危。当时，全中国都在唱着一首歌：
竹子开花罗喂，
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
星星呀星星多美丽，
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咪咪呀咪咪请你相信，
我们没有忘记你，
高高的月儿天上挂，
明天的早餐在我心底。
请让我来帮助你，
就像帮助我自己，
请让我去关心你，
就像关心我们自己，
这世界，会变得更美丽。
太阳出来啰喂，照亮我也照亮你，
一样的空气我们呼吸。
这世界，我和你生活在一起。
消息经媒体传到国外，又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关心。无独有偶，就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大熊猫的形象为会徽的世界自然基金会（简称WWF），与另一个国际知名环保组织——世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简称IUCN），正在和中国政府合作进行保护大熊猫物种的研究。
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次有关大熊猫研究的国际合作，而合作的地点就在五一棚。在合作的专家组里，中方的组长是胡锦矗，外方的组长就是夏勒博士。张和民、王鹏彦、张贵权几个大学生，到卧龙保护区工作不到两年，是胡锦矗和夏勒的助手。
夏勒博士带来了国际合作的使命，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无线电发射器和接收器。只要把有发射装置的项圈戴到熊猫的脖子上，通过接收器就可以掌握熊猫的日常活动。
夏勒的到来，开创了大熊猫生态观察的新时代。此前，以胡氏方法为主，也就是循着大熊猫活动踪迹去寻觅、发现、猜测、研究的时代，宣告段落。而把大熊猫的一举一动，全部隐私，掌控在手中，随时观察，定点出击的时代已经到来。隐秘物种的面纱又被揭开一角，人类的研究又前进了一步。
大熊猫珍珍是国际合作期间，夏勒的主要研究对象，在夏勒写作的《最后的熊猫》一书中，可以见到他对珍珍的深厚感情。
珍珍疑案发生在“五一棚国际合作项目”宣告完成，胡锦矗教授和夏勒博士离开了五一棚，到唐家河大熊猫保护区继续研究期间。珍珍疑案的始作俑者是张和民和他的小团队。
为了搞清这一段历史，我曾几次采访当事人，仍不得要领。现在，我把对胡锦矗和张和民的采访记录，夏勒博士写作出版的《最后的熊猫》一书，放到一起，由我拟出几个问题，来个三头对证。也许读者会比我看得更清楚？
三头对证
我的第一个问题：“珍珍是怎样来五一棚的？”
张和民在采访中说：“1984年，3月份，有天下午我们出去给熊猫搞定位。回到帐篷就发现后面跟着个熊猫。我们高兴坏了。因为在野外经常看到脚印、痕迹，很难看到熊猫。我们就把剩稀饭端出来给它吃。
“它在离我们棚子四五米的地方，不靠近也不走。我们就给它拍照片。拍了不到一个卷，它就进了我们的储藏室，从帐篷的通风口伸出一个头来。后来，它就在那里面住下了。经常是白天出去晚上回来。我们估计它岁数不大，接近十岁。后来，我们就给它起名叫贝贝。”
夏勒博士在书中说：“我在北京，王梦虎（当时国家林业部野生动物保护处处长）告诉我，五一棚人员为一头雌熊猫戴颈圈，为它取名贝贝。这个贝贝是何方神圣？当然就是珍珍。”
张和民在采访中说：“夏勒说这是他们观察的那只叫珍珍的熊猫。但是贝贝只有十岁左右，珍珍已经有十七八岁。根本就不是。”
胡锦矗在采访中说：“珍珍有两个虫牙。贝贝死时，我们去看过，就是珍珍。”
张和民采访中说：“我们把贝贝麻醉了，一检查，牙齿是全的。而夏勒观察的珍珍左犬齿没有，还有几个牙也掉了。”
我问的是珍珍，又扯出个贝贝，到底是有牙没牙，是十岁还是十七八岁，如今已死无对证。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不管是珍珍还是贝贝，我们谈论的都是1984年春天，来到五一棚的那只大熊猫。既然如此，我们姑且把珍珍和贝贝都视为这只熊猫。
我的第二个问题：
“珍珍该不该被赶走？”
夏勒在书中说：“珍珍必须尽快离开营区。”
张和民在采访中说：“我们想把它留下来，像英国研究黑猩猩的珍妮那样，和它建立一定的关系，近距离跟踪、观察、研究。”
夏勒在书中说：“艾伦、肯恩和我一到五一棚，就立刻被飨以贝贝的故事，并被带去参观。凯依和我的帐篷里，床上有十五堆粪便。在贝贝玩耍的一个角落里，更有好大一个粪便堆；它咬掉了书桌的一个角。营地厨房里，他们指给我看它如何爬上碗橱，攫取一块重达二十五磅悬在梁上的猪肉；它在研究帐篷里，常倚着一堆柔软的竹子标本休息。”
张和民在采访中说：“它白天走晚上来，它不伤害我们，我们也不伤害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为什么一定要赶它走呢？”
夏勒在书中说：“但是，珍珍已经变成一头危险的动物。它每天至少来营地一趟，吞下满满一盆粥，我们的生活都绕着它转。厨子要等到天亮才敢做早饭，因为害怕撞见它。我们出巡时必须鬼鬼祟祟，提高警觉，甚至携带小段的甘蔗，以防万一它攻击时，可以讨它欢心。”
张和民在采访中说：“为了不让他们把贝贝弄走，我赶快跑到成都去，买了德国进口的钢板，背到五一棚，把专家们围起来，让熊猫自由一点。”
夏勒在书中说：“它（指珍珍）信心十足的大步走进研究帐篷，好像它一辈子都住在那儿似的，科学家却在外面游荡。它还跑到我们公共的木屋，挖开我们的储藏窖，悠闲地享用里面的甘蔗。只有在它弯腰到洞的深处去取甘蔗，只露出屁股在地面时，才稍停进餐。我们占用半个房间，另一半归它，一团和气地分享炉火的光线。
“它把肯恩从帐篷里赶出来，随即进去调查，好像那是它的权利似的，我们不过是一群未经允许就来到它家的入侵者。”
胡锦矗在采访中说：“五一棚就是珍珍巢域的边缘地带，四月份它吃笋子都要到我们帐篷后头来吃。以后它偶尔来我们的帐篷，但是我和夏勒到贵州开会，张和民他们就用糖稀饭引它。这是错误的。我们如果在，就要把肉和吃的收好，不让它吃。因为我们是研究它的生态的，怎么能让它依赖人呢？你要驯化动物就可以这样去研究，保护就不行。尽量不要让人去介入。哪怕花很长的时间去了解它的真实的生活情况，也不要加以干预。”
张和民在采访中说：“后来，潘文石老师把熊猫的小种群搞得很清楚，就因为他救了一只熊猫娇娇，娇娇就不怕人了，他们就近观察了娇娇的家族。现在，国际上都知道潘老师。要是当年不赶走贝贝，这个成果就应该是胡老师的。胡老师当时没意识到，错过了机会。”
胡锦矗在采访中说：“那也可能。但是，那就把研究引向歧途了。我们是研究野外生态啊，不是研究人为干预下的大熊猫。你干预了，就是放大了的动物园。动物园的和野外的动物行为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我的第三个问题：
“既然你们相持不下，珍珍是怎么被赶走的？”
夏勒在书中说：“是我给赖炳辉（当时卧龙保护区的负责人）写信，我说珍珍极具危险性，可能对人造成严重伤害，它对五一棚的研究工作构成了干扰，野生熊猫变成了爱喝粥的营地宠物，五一棚有太多的观光客、新闻记者来看贝贝，已经从研究营变质为观光营。我信上还说，如果国际上得知五一棚发生的事，中国的国际形象将受到严重损害。”
张和民在采访中说：“后来局里就给我们做工作，让我们赶走贝贝。我们说不行。四月底，国家林业部的王梦虎就下来了。赖书记就说，请王梦虎首长讲话。讲话就说，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是政治问题了，是对外开放的政治问题了。你们必须要它走，不走是不行的。就这么强行把珍珍搬到英雄沟去了。
“可是，没三天，吃午饭的时候，它就回来了。哎呀，大家把碗筷一撂，就把肉啊饭啊全都喂给它吃啊，它一回来就坐到我们的火塘边，就看着我们。哎呀，黑不溜秋的，又瘦，我们就高兴地围着它转。英雄沟离五一棚有七八公里，隔着好几条沟，我们就不想让它走了，就想跟它在一起了。当时夏勒不在五一棚，但还在中国，他的助手马上就告诉他了。夏勒又跑回来，跟我们交涉，让我们把它搬走。我们说是它自己回来的，就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