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自己在一堆旧报纸里找到了电话簿。这是一个普通的白细布皮小本子，是记地址和电话码用的。那上面有好多姓名。看来这一定是布莱克的朋友和熟人。
扬柯夫斯卡亚指着名单说：“这就是您的那些姑娘。”
这些姑娘的地址很容易和别人的地址区分开来，因为在她们每一个人的姓名跟前标着一个浑名或是绰号：有小蜜蜂、利扎、蔷薇、爱尔娜、小苹果，然后才是她们的住址和工作地点。
这里仿佛就没有进行秘密工作的任何规矩。任何一个比较明眼的人，只要他稍微注意一下阿弗古斯特·贝尔金的活动，就会轻而易举地发现他这些仪表可人的间谍。但是，正是由于布莱究所收买的间谍一色是年轻的，而且大都是长得很漂亮的女人，所以，也就很容易被别人把它当做是画家贝尔金这个淫棍的情妇名表，而不会认为这是间谍头子布莱克的秘密工作人员名单。
但是，布莱克先生毕竟还是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只要有人知道贝尔金的真正活动，他就会不难看破这个名单和名单里的那些女人只是一种蒙蔽真象的手段。虽然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从事侦察工作的人，但是我要说，这是一种拙劣的办法，只能骗过一些幼稚的人。
至于是否还存在一个真正的、办事认真、活动有效的间谍组织，我以为是会有的。但是，我却没能看出它的迹象，甚至连布莱克的助手扬柯夫斯卡亚都没有发现。不过，后来我知道了。
她现在也让我进行她所从事的那种工作。
“哪一个姑娘到您这儿来的最勤？”扬柯夫斯卡亚问我说。
我想了一下。
“仿佛……仿佛是那个黄头发的胖姑娘。”我迟疑地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么她是在理发馆工作的……”
“唔，您再想一想，她总是什么时候到您这儿来的？”
我又皱起了眉头。
“我仿佛记得她是一星期来两次……是的，一星期两次，都是早上！我以为她就是爱尔娜……”
“您应该更注意一些，”扬柯夫斯卡亚责备我说，“应该设法计算一下她们来的次数，并且记上这些姑娘得了些什么奖赏……”
我天真而嘲笑般地望了望我的这位老师。
“要雇一个会计吗？”
“不，不用。”她很沉着地反驳我说：“不过任何一个间谍头子在这些事情上都不能全凭记忆……”
我叹了一口气。
其实我已经把来访的这些姑娘都仔细地登记了。我的寝室里有几个装着钮扣的小盒；比方说，天蓝色的钮扣是代表爱尔娜的，盒于里这样的扣子一共有七个，这就是她来过的次数，五个小黑裤扣是说明“沙沃”旅社的英加一共只来过五次。但是我不想把这件事告诉扬柯夫斯卡亚。
“除了这些姑娘以外，再没有别的人到您这儿来过吗？”她又仿佛是无意中问了一句。
“有人来过。”我说，“是一个劈柴店的老板。”
“他要您做什么？”
“他要我买他的劈柴，准备在我们的温水暖气装置不好使的时候用。”
扬柯夫斯卡亚注视着我。
“没有别的事了吗？”
“没有别的了。”
实际上这个人也并没有再问我谈什么别的，只是在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他手里一直拿着一个画着一些花的明信片。
虽然我并不认为每一个来访的人都是间谍或是特务，不过，我却觉得这个商人来得很奇怪，他显然是对我有所期望，这一点我已经感觉到了。完全可以这样设想：他说了一句暗语，如果我能够同他有了交往，那就一定能使我更进一步了解到布莱克的实际活动，但是我既不知道什么暗语，也不晓得什么口令，甚至可以说这种无能为力的处境确实使我十分苦恼。不过关于这些我也认为没有必要同扬柯夫斯卡亚讲。
“您还是把到您这几来过的人都记下来吧，”扬柯夫斯卡亚说，“办事情还是有头绪好，如果您这样做起来，您的生活立刻就会变得有趣了。”于是，她又改变了话题：“爱丁格尔昨天同您谈了什么？”
“他叫我去作客。”
“他说得很认真吗？”
“他说我们应当见一见面，并且请我到他的办公厅去一趟。”
“那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呢？”
“不忙。”
“那不对。不要推迟这次会见，在今天的里加他可是一个最有力量的人物，和他处得好能够保证安全……”
她坚持要我当天就去见爱丁格尔。其实我自己也明白不应该拖延。
盖世太保占据着一座很大的六层楼房。管理处有很多的冲击队员，他们鄙视地瞧了瞧我，仿佛我到那里去是走错了路。
我走近了发通行证的一个小窗口。
“我要见爱丁格尔先生。”我说罢就把身份证递了过去。
“长官不接见拉脱维亚人。”一个很高傲的小伙子很粗暴地回答说，“走开！”
这种做法对德国人来说是反常的；德国人对他们所需要的人本来总是十分亲切，看样子，管理处事前一定没有得到通知。
他们很不高兴地让我挂一个电话。我叫给我接爱丁格尔。我刚一说出我的名字，他的秘书就回答说马上就好。
果然不错，没过几分钟，让我走开的那个小伙子就拿着通行证从隔板后面跳了出来，给我敬了一个礼，并且要把我送到长官的办公室去。
我们乘电梯上去。当我和那个向导走到走廊里的时候，迎面走过来两个党卫军军官，有一个没有军衔的人陪着这两个人，这个人也穿着一身黑色军服，袖口上有一个可怕的标记——一个头颅和两根交叉着的骨头。
我觉得这个人很面熟；我怕是看错了，又仔细瞧了瞧，竞认出了这个人，他原来是加什凯，正是和我一同住过院的那个加什凯。
他走在那两个军官的身后，腋下夹着一个棕色的纸夹，架子很大，目不斜视表现着聚精会神的样子，真是一个洋洋得意的希特勒的官员。
我直盯盯地瞧着加什凯，很想知道他能不能认出我来，但他只是冷漠地扫了我一眼，就走过去了，仿佛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我们走进了接待室，我的向导给那位秘书敬了一个礼，我马上就被请到长官室里去了。
爱丁格尔一头红头发，一撮小黑胡，依旧象那天在格列涅尔教授家的晚会上一样，显得十分可笑。虽然城里好多人都说他非常可怕，说他在审讯的时候折磨人，并且亲自动手使共产党人“无能为害”——希特勒匪徒所谓的“无能为害”就是指“杀死”——但是他的外表却并不显得可怕。
爱丁格尔显得十分亲切。
“请您……”他向我指了指椅子，“我刚才在读我们敬爱的领袖的著作。”他洋洋自得地说：“这本书可太好了！”
我暗自以为他这是装相，可是他桌上确实放着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爱丁格尔那副肥胖的面孔上现出大受感动的神情。
他有一会儿工夫活象个市井的叫卖小贩，对他的领袖表示万分高兴。他又谈到了国社党的功绩，把未来的德国赞美了一通……
可是，他捧了一顿他的领袖之后，马上就又换了一种很随便、又很认真的口吻：“对不起，……”他刹那间有些惶惑了，“您容我直接了当地讲出来吗？”
“讲吧……”我也很随便、又很认真地回答他说，“我是准备直言不讳的。”
爱丁格尔现出了笑容。
“噢，布莱克先生！”他喊道，“对于德国侦察机关来说是没有任何秘密的！”
我装出对他的话感到很吃惊的样子；如果爱丁格尔不那么妄自尊大，他可能就会看出我甚至装得过火了。
“没什么，没什么，不要难过。”爱丁格尔很宽厚地说，并且拍了拍我的肩头，“我们甚至连大地都可以看穿！”
我很客气地笑了笑。
“唔，这也算为德国侦察机关增光了。”
“是的，亲爱的布莱克先生，”爱丁格尔又稍沾自喜地接下去说，“当乌里曼尼斯在拉脱维亚当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您，当拉脱维亚加入了苏联以后，我们就注意了您，而当我们把拉脱维亚变成了我们的一个省份以后，我们就把您找到了。还没有谁能逃脱出我们的手掌呢。”
这一次我没有笑，相反地我却尽量冷漠地望着爱丁格尔。
“您说这些话的用意何在呢？”我问道，“就算您晓得我是谁，那又怎样呢？”
“我只想说您是在我们的手掌里。”爱丁格尔稍微有些迟疑地说，“一个士兵被俘之后，不管怎样说他也算失败了。”
“一个军官的失败并不等于一个国家的失败。”我冷漠而又斯文地说：“请您不要忘记，我是一个侦察人员，侦察人员是随时准备牺牲的。我们的职业就是这样的：您可以战败别人，但您也随时可以被别人战败。”
我自己明白，我所说的这一番话，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说是一种大言壮语，但是我也清楚，大言壮语在实际生活中有的时候也会起一定作用。
“您明白这一点，这我很高兴。”爱丁格尔很满意地说，“那我们就来谈一谈收买的价钱吧。”
我在椅子上挺起了身子。
“我还不曾被人出卖和收买过，爱丁格尔先生！”
“莫非您不怕死吗？”我的对手很婉转地间我说，“请您相信，死这并不是一件怎样愉快的事情！”
“一个英国的军官他只害怕上帝和女王。”我很自尊地说，“而我和您，爱丁格尔先生，这只是同行。”
“一点儿不错，一点儿不错！”爱丁格尔喊道：“正因为如此，我才把您当成我的同事，我不仅有意保全您的性命，而且还准备让您继续从事您的活动！”
我警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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