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开了那扇小门就钻进去了。
窝棚里面只点着一盏不大的煤油灯。但是，刚从漆黑的森林走过以后，这盏灯的灯光就显得特别亮了。这里很象一个普通的窑洞：有一张用木板钉得很差劲的桌子，靠墙摆着几条凳子，桌上有一盏灯，一个热水瓶，还有一个带把的大杯子。
但是，最使我惊奇的是看到了桌旁坐着的那个人：因为我本来认为他已经死在希特勒匪徒的刑讯室里了……
他不是别人，正是马尔丁·卡尔洛维奇“柴普利斯！
不错，这正是我的房主人，在命运使我碰上扬柯夫斯卡亚那天之前，我一直很安静、很舒适地住在他的家里。
他是里加当地的工人，老共产党员，在最复杂和最困难的环境里受过考验，这个人从前和以后永远会是自己人。这一点我是毫不怀疑的！我激动地把手伸给了他：“马尔丁·卡尔洛维奇！”
但是柴普利斯不好激动。他微微笑了笑，轻轻地握了握我伸给他的那只手，就好象我们只是昨天才分手似的。
“您好，马卡罗夫同志，我很高兴……”
但是，他并没有把话说完：从我们最后见面那次起，使人感到高兴的事是并不多的。
“马尔丁·卡尔洛维奇，你不知道我还到处找过您哩！”我用一种甚至有些责难的口吻喊道，“咳，可是有个女人却要我不到别处，而是到警察局去找！”
“是，我曾听说您找过我。”柴普利斯说道，“但是我没有办法通知您……”
“就是说，那个女人是……”
“是的，她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柴普利斯说，“但是，她无法认出您是自己人；因为她没有什么根据。而时下是需要万分谨慎的。不过，她做得很聪明。如果您是自己人，那她就是警告您要提防警察局，假如您不是自己人，那您也没有理由指责她，因为她正是要您到警察局去。”
“我没有想到能在这里遇到您。”我很坦率地说。
“党是最清楚谁该当在什么地方的。”柴普利斯没有直接反驳我。
“您的家怎么样？”我问说“疏散了吗？”
“妻子和儿子在乡下，住在亲戚家里。”柴普利斯解释说。“我在开战后的第二天就同他们分开了，据同志们说现在他们还算平安。”
“丽达呢？”
柴普利斯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叫阿尔图尔，十三岁，性格恬静，很象他的父亲；还有一个十九岁的女儿，叫丽达，仪表可人，非常聪明，就是性情急躁，是个共青团员，在师范学院读书。
柴普利斯皱起了眉头。
“丽达不在了。”他低声解释说，“我们把丽达留在了城里，德国人大概是占领里加以后的第二天就把她抓去了；当时她正和别的共青团员打算破坏里加的发电站……”
我的心立刻紧缩起来了……我把手伸给了柴普利斯。
“马尔丁·卡尔洛维奇！……”
但是，他却轻轻地把我的手推开了，并且把眼睛闭了一会儿。
“不要这样……”
他勉强微笑了一下，仿佛说明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也不应重提内心的创伤。他向门口走去。
“唔，现在我给您介绍……”
他走了出去，窝棚里就剩了我一个人，但很快他就同把我送到游击队驻地来的那个人一起进来了。
“这是热列兹诺夫上尉。”柴普利斯把我那位同伴介绍给我说。
“我已经知道他是热列兹诺夫上尉了。”我说，“我们昨天就认识了。”
“不能说‘知道吧。”柴普利斯反驳说：“如果您知道，那您就不必到这里来了。”
“请原谅。”我说，并把手伸给了热列兹诺夫，“可是要知道，处在我这种地位是很容易对任何事情都发生怀疑的。”
“不过，我并不埋怨您。”热列兹诺夫回答说：“这是合乎情理的。我若是处在您的境遇，我也会考虑……”
我没有放开他的手。
“我听候您的吩咐，上尉……热列兹诺夫同志！”
热列兹诺夫温和而羞怯地笑了笑。
“虽说现在热尔诺夫的信已经没有什么用处，或许您还要看一看吧？”
“为什么没有用处了呢？”
“因为现在我已经不需要再向您介绍了。”
他亲切地瞧了瞧柴普利斯。
“是呀，”柴普利斯说，“热列兹诺夫同志是我们自己人。”
“好，我们谈一谈吧！”热列兹诺夫随即用很认真的口气说。他坐到了板凳上，并且也示意请我们坐下。
但是，这时柴普利斯却向门口走去；与其说这是由于柴普利斯生性客气，勿宁说是由于他作为一个老的地下工作者，在乌里曼尼斯实行军事独裁的年代里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他很清楚这样一点：如果有的事情同他本身的工作没有直接的关系，他就不过问。
“你们谈吧，”他说，“我还有很多事情……”
他走了，窝棚里就剩下了我和热列兹诺夫两个人。
“您知道我是在谁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吗？”他问我。
我表示同意地点了点头。
“那您就得讲一讲您的情况了，”他说，“不过，您还是先看一看……”
他还是把他带来的那封信送给我了。
信封是封着的，在我拆开信封看热尔诺夫那张短笺的时候，热列兹诺夫一直默默地观察着我。
我很清楚我的首长的字体和语气。这张短笺照例写得异常简洁。热尔诺夫在短笺里向我致意，并且很郑重地、用命令的口气要我完全相信带信的这个人。
不错，短笺写得既平板又简短，但是——这甚至很难解释—一字里行间却透出了一种温晚，透出了老年人那含而不露的爱抚……
“您的处境很困难，以后也会困难。”叶甫格尼·奥西波维奇·热尔诺夫——我在军事学院学习时的教授、工作时的直接首长在短笺里写道：“但是，您并非是一个人，无论您怎样困难，祖国将永远同我们在一起。带信去的这个人是受我们统帅部的委托进行工作的……”
我已经问出了口：“他在哪里……”
但我马上又不作声了，感到提这个问题是不合适的。
可是，热列兹诺夫上尉却猜到了我的心事。
“不，那有什么呢，”他回答说，“您是有权提问的。热尔诺夫上校本来可以留在莫斯科工作，但他是一位富有战斗精神的军官，坚持要到前线来。他现在在军参谋部工作。他们认为他的信不致于引起您的怀疑……”
“可是把这封信交到我手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我笑了笑，把这张短笺又瞧了瞧，然后折叠起来，要把它再装到信封里去。
“不，不，”热列兹诺夫拦住了我，“您已经看过，并且已经相信了，现在就给它一根火柴吧……”他马上把火柴盒递给了我。“您不能带任何文件，什么也不能带。”他解释说，“处在您的境遇……”
我顺从地划了一根火柴，点着了这张短笺。蓝色的火苗烧着信封，我把它放到桌边儿上。黄色的火苗着了一会儿，热尔诺夫这封信就变成了一小堆灰色的灰烬。
热列兹诺夫从桌上探过来身子，把灰烬吹到地上去了。
“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吧。虽然时间有限，但是，还是把您经历的一切都报告一下吧。”
我理解他的这种要求，不过，要讲我自己的经过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您听我说，热列兹诺夫同志，连我自己也不大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坦白地说，甚至自己也觉得有些狼狈：“他们打死我，不，他们本想打死我。就在那天晚上，里加城里打死了一个叫阿弗古斯特·贝尔金的人，他就是戴维斯·布莱克。据我后来所知，他是英国国家侦探局派驻波罗的海沿岸的间谍头子。因为我们两个人有些相象，所以，他们就把我们的身体——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给交换了。他们让我顶替了布莱克，让布莱克顶替了我。后来，他们用马卡罗夫的名义把他埋葬了，我就以贝尔金的名义落进了德军病院……”
热列兹诺夫同情地对我点了点头。
“这和同志们搜集到的关于您的消息大致相同。”他说，“他们想打死您，而且我们也确是认为您已经被打死了。谋杀您的那天晚上正赶上敌机轰炸里加，可能是这个情况帮助了谋杀您的那些人搞了这么一套伪装的把戏。总之，您的尸体……不，据后来所知，就是被当作是您的那个人的尸体，第二天清晨在一座建筑物的瓦砾中被发现了，尸体已经残伤不全，但是他穿的衣服和他身上的证件却使人认出了他是马卡罗夫少校。既然现在您就坐在我的面前，那么，毫无疑问，被埋葬的一定是另外一个人了。我们知道您曾住过德军病院。后来又听说您以阿弗古斯特·贝尔金的名义住在里加。这件事很奇怪，但是，……您的举止很奇特，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德国人竟没有动您。您并不象一个失节的人，那些人的表现是另外一种样子。我们曾经了解过您，后来就决定同您建立联系……”
“可是，我还是有必要怀疑这是一场骗局吧？”我打断了热列兹诺夫的话，打算再一次说明我怀疑的理由，“在法西斯匪徒占据的城市里，来了一个人，自称是苏联军官……”
“但是，我不是知道我在对谁说吗？”热列兹诺夫反驳说。
“哼，如果我把您出卖了呢？”
热列兹诺夫笑了：“我以为您不会来得及的……”他又改用认真的口气说，“最好还是讲一讲您在里加干了些什么？”
“我在等待机会。”我解释说，“我准备跑回祖国，正在等待时机。一个女冒险家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扬柯夫斯卡亚和我发生了牵连。总之，她自称是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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