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过身来去问看门人：“您没有看到一个女人？……她穿一件浅色的外衣……”
看门人很客气，甚至是有点儿同情地笑了笑：“他们刚刚坐上汽车走了，一共是三个人：两个女人、一个男人……”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回家去，以便第二天把这一切报告给该当知道这件事的人。
我这样决定以后，就塞给看门人一些小费，下了台阶，走到人行道上，不慌不忙地离开了餐厅。
我安详地走在沉睡着的里加的大街上，那稀疏的行人顾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他们。我到了柴普利斯的家——我住的那一家就姓柴普利斯——我在大门口站了一会儿，向四外看了看，开了门，进了院子，从里面把门锁好，我这时才轻松地透了一口气，想：现在，今晚发生的那一切奇怪的事情一定已经告一段落，绝不会再有什么东西搅扰这个住着普通的劳动人家大院的安静了。
我不慌不忙地上了楼梯，蓦地我又感到惶惶不安了，我觉得楼梯上不光是我一个人，暗中有人在我附近藏着，等着我，并且眼看着就有两只看不见的手抓我来了……
我放慢了脚步，后来就站住了，凝神地倾听着，四外万籁无声。
突然，闪出了一束灯光，照亮了楼梯和那灰色的墙壁……
这时我恍然大悟，上面有人扭开了手电筒……
上面，在梯台上站着的正是我在道加瓦河沿河街送过，并且不到一个钟头以前还在夜餐厅的大厅里见过的那个陌生女人。
她就站在我的面前，仍旧穿着她那件浅色外衣，里面是她那件黑色天鹅绒的长衫，她的两只手插在衣袋里。她眯缝着她那两只发绿的眼睛，直盯盯地瞧着我。
还没有等我问她什么，她已经不慌不忙地从衣袋里伸出了右手，抬了起来，我看到了一支对准着我的小型手枪的枪口。
“岂有此理……”我说，在她开枪之前——这一点我记得异常清楚——我听到了一阵由远而近的轰隆声，于是——我失去了知觉。
第二章 控制自己
当我苏醒过来以后，首先看到的便是向我开枪的那个女人的面孔……
我感到异常软弱，全身都不能转动，连头都抬不起来……
四外是一片白色，阳光耀眼。那个神秘的陌生女人的面孔就在我的眼前，透着一点点笑容，看来她这副面孔与其说是冷漠，倒不如说是怀着恶意。
我掀动着嘴唇：“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了？”
“别作声，别作声！”她命令式地低声说，甚至还显得很亲切，“不要讲一句俄国话。如果您想活，那就别作声。我以后再跟您解释……”
其实我自己根本不愿意讲话，因为我太软弱了。头又晕起来了，于是我就闭上了阴暗。待我睁开眼睛的时候，这个陌生的女人已经不见了。
我慢慢清醒过来，就开始审视周围的一切。
一片白色，阳光耀眼。我这是躺在一个病房里。不错，毫无疑问，我是在病院里。墙是白的，桌子也是白的，身下是镀镍的铁床。从两扇宽大的窗子里射进了夏日耀眼的阳光。这个病房里一共只有三张床位。一张是在窗旁，这就是我这张；在我旁边靠门口那张床上也有一个病人，另一张床靠着对面的墙，那张床是空的……
突然，我想起了一切——这一回我才完全清漫过来了！——想起了这个可怕的一夜，那些莫名其妙的事件，没有说完的那句话，还有对准我心窝的那支枪筒……
我的胳臂瘫软无力，不听使唤，它仿佛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了。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它抬了起来，用手摸了摸胸口……
不错，胸口缠着绷带，确实是有人向我开枪了。
我在这个病院里躺了多久？那个女人为什么也在这里呢？
“同志……”我喊躺在门旁的那个病人，但他并没有回答我，甚至连动都没动。后来我才知道真是万幸，他干脆就没听见，他已经听不到我的喊声了。
这时，我听到了人声。门开了，病房里走进来好多人。这些人都穿着白罩衫，戴着小白帽。我就想这一定是医师巡诊来了。
进来的这些人都十分快活，笑着，并且互相开着玩笑，但不知为什么他们都讲德国话。
他们先走近了躺在门口的那个病人的床前。
——个短小粗胖的年轻人，话讲得相当快，我很难懂他的意思。看样子，他是在报告病人的病情，这时又马上走进来一个身材细长，体格消瘦的人，差不多已经是个老头子了，他高傲地扬着他那个小脑袋。他是这些人当中的主要人物，其余的人都是他的下属。
“教授先生。”那个短粗胖的人向这个老头述说着病人的病情，不断地这样称呼他。
“很好，”那个老头子气咻咻地说，突然，他打断了那个人的话，对他的同伴们伸出了他那四个青筋嶙嶙的细长手指，并且很正经地数着说：“一，二，三，四……就完了！”
过了四天我才明白这个老头子的意思。
后来，这个老头向我转过身来，于是大伙就走到我的身旁。
这次讲话的不是那个短粗胖的人，而是使我落到病院，而且显然对我的命运开始起着某种作用的那个神秘的女人。
她同别人一样，也穿着白罩衫，头上包着一个白头巾，我不晓得她在这里究竟是以什么身份出现的，但她的举止在这些医士当中非常随便。
她指着我说：“教授先生，这都是您的功劳……”
她讲的是一口流利的德国话，我完全听得懂。
大家都称为教授的那个老头子很宽厚地笑了笑——我不知道他这一笑是否是因为他确实有什么功劳，或者只是由于这个女人对他恭维了一番的缘故。
“啊，如果是这样，”这个教授仿佛敲响了一下他的干巴舌头，“那可就太好了。”
“他是今天早上苏醒过来的。”那个女人又接下去说，“他想讲话，但我把他制止了，他身体还弱，过些时候就会好了……”
“啊，您可真是一个出色的助理护士！”教授亲切地微笑着夸奖她说——他对在场的任何人都没有这样微笑过，“但愿在您的照看之下，绝不会有任何东西妨碍这位……这位……”
这位教授结结巴巴地说不下去了。
“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先生，”那个陌生的女人急忙提醒他说，“您早就认识他啊……”
“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先生……”这位教授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并且意味深长地对她点了点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妨碍他恢复健康。”
他哈下腰来，扒开了我的下眼皮，瞧了瞧我的眼睛。
“挺年轻啊”他善意地补充说，“假设他的血管发生了硬化，那我就不在他身上白费事了。”
他用他那细长的手指小心地摸了摸我的肩头，甚至竟表现出很爱护我的样子。
“我一看您的眼睛就知道，您本来就没打算死。”他突然用英语说，并且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一句话：“懦夫一生数死，丈夫只死一遭。”
这是一句赞赏的话，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这样说，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最想知道的是：我究竟怎的了，我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后来，这位教授转过身去，迈着方步，连膝盖都不屈，直着两条腿就从病房里走出去了。
其余的人，其中也包括那个陌生的女人，也都跟在他的身后，一个一个地出去了。
房间里又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剩我一个人以后我就又想，我是不是神志昏迷了？我本来是安德烈·谢明诺维奇·马卡罗夫，可是他们为什么管我叫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呢？我怎么变成了一个拉脱维亚人？为什么会是一些讲德国话的医生给我治疗？我这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是那个打算害我的女人来照看我？
我想到了这些以及如此等等的好多问题，但我却找不到答案。
我绞尽脑汁去想，我终于恍然大悟了：我是被人抢来了！
是的，这种假定是完全可能的……
象我这样的军官知道的东西当然不少：我所掌握的情况不可能不引起外国参谋本部的注意，这可能是某一国极其大胆和狂妄的间谍机关冒了这次险。
尽管这样的事很难令人置信，但我几乎肯定事情一定是这样的了。我就对我自己说：是的，他们把我抢来了。这个女人并不是要把我打死，她只是企图使我失去反抗的能力……后来，我就又问我自己：我这是躺在哪里？是落到德国人手里了吗？是的，很可能是落到德国人的手里了。但是他们打算怎样呢？他们绝不会从我身上弄到什么，这一点我是确信的。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为什么会成了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如果说他们要抢我，那正是因为我是马卡罗夫少校，是苏联的参谋军官，而不是连我自己都不晓得的什么贝尔金先生！而且，为什么又不许我讲俄国话？为什么那个女人的做法仿佛象是要我瞒着什么人？最后，那个高个子德国教授说的那几句英国话指的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又闹得茫然无措了。
无论如何，有一点却是清楚的：我这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我们苏联的病院里。
在这一天里，卫生员和护士到病房里来过好多次，其中大多数人跟我讲话是用德语，只有几个人讲拉脱维亚话。
但是，我还记得那个女人早上给我出的主意，他们说什么我都只是轻轻地点头示意。
傍晚，那个陌生的女人到我这里来了。
她坐在床前，微笑着抚摸我的手。
她用英语同我讲话，而且声音很低，尽管有人在门外偷听也听不清楚讲些什么。
“忍耐，忍耐高于一切，以后您一切都会明白，”她态度温和，但很果断地说，“您目前是阿弗古斯特·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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