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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说，那时，她也就五、六岁吧。她并不知道这个每日里敲铜锣的老者就是她爷爷。我姥姥也没告诉她。她乘我姥姥没注意与伙伴一起去看她爷爷被镇压的过程。村庄东边往前走二十里是公社大队所在地，那里有条清澈的照得见人影的小溪，掬一捧，与山泉一样甘甜。溪水沿着丘陵弯弯曲曲地流，在一群黑得发亮的石岩旁冲出一片沙滩。这一段的溪水很深，水面上常会跳出几只尺把长的鱼，可谁都不敢下手去捉。一些想不开的叔伯娌婶喜欢在半夜深更往里面跳。大家说这鱼怕是吃了人的血肉才这么肥，要不为何别处的鱼没这般肥？一条溪里的水按说养不出两种鱼。
我妈却不怕。她小时候胆子大得吓人。她经常与她的小伙伴去那里捉鱼，并用树枝串起来烤了吃。鱼很香，鲜嫩极了。
我妈说到这里，叹了一口气。
我知道妈妈为什么叹气。没过多少年，溪水里的鱼便被人们捕捉殆尽，在那个饥饿的年景，人们啥都敢吃，老鼠、蚱蜢、青蛙……一些用肩膀拉着犁具的人们在泥土中发现泥鳅、黄鳝，就像现在的人拣到钱包，眼睛马上发光，立刻钳起往嘴里送。犁田通常得两个人，前面拉，后面扶。前面拉的是年轻人，后面扶的是老人孩子。这种发现泥鳅、黄鳝的机会多半属于后者。我妈说，曾有个年轻人回头瞅见他父亲把泥鳅往嘴里送，馋得不行，摔开勒在肩膀上的绳子，俩父子扭作一团。而他父亲已经把泥鳅咽下肚。年轻人顿时火冒三丈，抄起犁具把他父亲的脑袋劈得两半。旁边犁田的人吓懵了，年轻人傻眼了，就往山边跑，跑到石壁边，猛地一撞，也死干净了。
我问妈妈，牛呢？为什么不用牛在前面犁田呢？牛上哪里去了？
我妈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就不再吭声了。
我姥姥的爹被镇压的那天，我妈与伙伴们埋伏沙滩对面的芦苇丛中。那是春天，雪白的芦花开得灿烂，在空气中飘洒出好闻的清香。我姥姥的爹跪在沙滩上，被捆成一只棕子。溪水从天空下流过。一些叔伯们拎着锄头围着半圈。他们急促地交谈。我妈用手蒙着眼，在指缝里偷看。所有的孩子都用手蒙起眼在指缝里偷偷看。他们平常只看过杀鸡宰鱼。眼前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诱惑。而事实上，这些孩子们也发了一个誓约——若有谁半途溜走，那么他或者她就是菩萨打的。这是一句恶毒的誓言。不过，得用乡音说，才能真正表达出它的全部涵义。总之，孩子们没一个敢违背誓言，他们屏声静息等待。他们没等很久，仅仅一会儿，叔伯们便抡起锄头。他们之间的配合显然不够默契，不无慌乱，锄头与锄头在空中发生碰撞，但这并不影响什么。我姥姥的爹眨眼间就成了一团肉泥，然后被几把锄头勾起，扔入溪水中，溪水很快就红了，像晚霞落在上面。
我没问我妈那些抡锄头的人具体是谁。我妈只用一个“叔伯们”便轻轻掩盖掉他们的面容。我想“叔伯们”也不是平空掉下来的。我曾回去过公社，问过一些老人。这些老人眼睛里糊满眼屎。其中一个见我进屋，颤危危地爬下床，问我是谁。我说了妈妈的名字。老人激动了，开始往床板下钻。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静静站着。屋里很暗，阳光都在外面。过了几分钟，我才适应了里面的光线。左边墙壁边有一张单人床，屋子正中间有一口铁锅，铁锅下面有几块胡乱垒砌着的砖头，右侧墙壁边还有几个干瘪的蛇皮袋。就这些东西了。我吁出一口气。老人拿出一块黑乎乎的东西，往上面不停吹气，用手掌来回擦拭，再往那口铁锅里加水。我问，干什么？老人嘟咙好久，我才听明白那是一块肉。我问他把肉放锅里干什么？他说给我吃，说我妈有福气，我现在是了不得的人物。他说着说着哭起来，身子瘫软下去。我把他扶回床。老人臭哄哄的，像一滩鼻涕，尽管他生了四个儿子一个姑娘。我放下一百元，出门离去。我为此行的目的感到后悔。我想自己确实不应该想去弄清楚那些“叔伯们”究竟是谁。我妈不说，自然有她的道理。
我搬了把椅子在妈妈身边坐下。我妈坐在藤椅上看着头顶的天空。天空中有蝴蝶。蝴蝶是白的，天空是蓝的，白的在蓝的里面晃动，紧接着，又出现一只，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它们像兄弟，又像爱人。它们飞过院墙。墙壁很高，也厚，它们还是飞过去了，忽然折身，顺着阳光飘落，像两片树叶静静地歇息在院墙上。
我问，姥爷呢？
我妈说，他死得早，死得好。
我又问，姥爷的一妻三妾呢？
我妈说，死得死，走得走。
我妈剧烈咳嗽起来。
我的姥爷是被他的一妻三妾活活气死。那时，他在床上已经不能动弹，身上长满蛆，他呆的那间屋子臭得让人喘不过气。他眼睁睁看四个女人一边争吵一边翻箱倒柜。最后，她们齐心协力把我姥爷抬下大床，把大床翻成底朝天，这才心满意足地叫来我姥姥。我姥姥早被她们赶出大屋，领着我妈妈栖身于后面一间原本是牛棚的土屋里。我姥姥独自在屋里陪着这个她不爱的男人。我姥爷嘴里冒着腥黄的泡沫，眼珠子翻起，下巴朝向屋外，喉咙里嘎嘎响。我姥姥哭了，说那些东西她全不要。我姥爷愈发激动，挣扎着伸手，他想抓住什么，可什么也没有抓住，手很快垂落，脚挺了挺，人就硬了。
我姥姥擦洗完我姥爷的身子后又被赶回那间牛棚，甚至不被允许参加他的丧葬。我姥爷屋子里多出一群膀阔腰圆的人，据说是他的同族兄弟。他们与我姥爷的一妻三妾发生争执，并动起手。一个女人被打死。另外三个跑掉。他们对闻讯赶来的我姥姥的爹横眉立眼，认为他想趁火打劫，也认定他没有资格来分这一杯羹。虽然我妈是我姥爷的女儿，但女子上不了家谱进不得祠堂。他们黑压压地守卫在大屋门口。我姥姥的爹乖乖闭上嘴。不过，他们在听到我妈稚嫩的哭声时，还是发了一点慈悲心肠，把那间牛棚留给我姥姥，还有这把藤椅。这把藤椅在他们与那几个女人打架时被很偶然地扔到我姥姥屋前，而且，没有一点损坏。
我妈说到这里，神情陷入恍惚。我站起身，走到妈妈身后，轻揉她的肩膀。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这是必然。这把藤椅的存在与完好却是偶然。必然存在于偶然之内。我妈坐在藤椅上忧伤地望着前方。我把妈妈搂入怀里，听见妈妈脸上泪水在流。她的泪水滴在我手背，烫，且粘。她的嘴歪成一个月牙形。哭泣已经让她忘掉身边的我，她呜咽着，鼻涕不断流下。
我妈姓李，但我不姓李。我姓陈。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姓陈。我妈没给理由。我生下来就没父亲。村里的孩子们管我叫杂种。一开始，我不高兴。后来，听人说，有一个叫袁隆平的先生发明了一种杂交水稻，让田里的农作物的亩产量翻了几番，救活好多人。我对杂种这个词就不大感冒。杂交水稻也是杂种。这个想法很让心里温暖。
我常坐在田埂上望着那一片片金黄的稻田发呆。它们很香，像一块块丝帕，能把心里面所有的不开心全抹掉，尤其当夕阳西下炊烟袅袅时，这些香气简直像天使。我问过我妈，我爸是谁？我妈就拿灶前烧火的木柴狠狠打我，打了一阵，抱紧我，嘤嘤地哭。我不哭。
从小，我就不爱哭，这并不是说我就不哭，我只是在一些特殊的时候才哭。我也说不清这些“特殊的时候”究竟是怎么回事，它们像一把长矛突然当胸撅来。我的痛觉神经发育得比较迟缓。我妈打完我的几个时辰后，我才会感觉到痛。我痛了，便去屋后的竹林里摘下一片竹叶，慢慢走去田边，呜呜地吹。
我的姐姐便悄不作声地跟着我。我走，她也走；我停，她也停。有时，她的影子会被月光扔在我脚边。我小心绕开，继续往前走。路上偶尔会出现几条盘踞在路中央像一捆草绳的蛇。我有点害怕。我的姐姐不怕，紧走几步，伸过冰凉的手握住我说，回去吧。
我点头，扔掉手中的竹叶，默不作声跟着姐姐回家。
我喜欢姐姐。她不姓李，不姓陈，她姓唐，叫唐婉。不过，大家都叫她“糖碗”。我的哥哥叫唐刚，大家都叫他“糖缸”。至于我早夭的那两个哥哥姐姐，我就不知道他们叫什么。我妈提到他们时，总叫他们讨债鬼。我妈先生讨债鬼哥哥，再生讨债鬼姐姐，生唐刚，生唐婉，最后生我。生唐刚时，讨债鬼哥哥死了三年；快要生我时，讨债鬼姐姐死了已近三年。
我妈说的话含糊不清。我还是听明白了。讨债鬼哥哥是用一床破床单裹着扔到了河里，讨债鬼姐姐要好些，躺在一个用几块松木板胡乱钉成的小盒子里被埋入土中，没有坟，更别说墓牌什么的。我妈说，前些年，她偷偷去了一趟那里，那里的草长得比人还要高。
讨债鬼哥哥的死不怨我妈，也不怨他爸爸。毕竟，他爸爸尽了最大的努力。罪魁祸首是“观音土”。这种东西与菜叶、树皮、草根放在一起煮，可以用来能充饥，只是吃了拉不出屎，肚子涨得溜圆，得用手指伸入肛门抠，抠出一滩脓血来。当然，这些都是次要的，与讨债鬼哥哥的死没多大关系。重要的是，吃“观音土”会放屁，不停地放，放得人心惊肉跳。
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