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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是秋末，晚稻刚刚割完，田野里看上去一望无垠。我和母亲就是坐在堆满稻子的田埂上看完《红楼梦》的。由于距离实在太远，我们根本就看不清银幕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同样，我也不是很清楚，周围的那些妇女为何什么也看不清却一刻不停地擦眼泪。
男人们普遍不太喜欢林黛玉。他们对扮演薛宝钗的演员金彩风情有独钟。一位三十多岁还没有娶上媳妇的木匠一直对着银幕上的薛宝钗长吁短叹：贾宝玉不要你么，你就不要缠着人家了嗄，蛮好把我做老婆，我要你的哇——弄得我身边的那些女人又是哭，又是笑。
关于这部电影，我们村的一位生产队长曾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他说，《红楼梦》这部影片当年的确应该被禁止。随着这部电影的恢复公映，村里的那些地富反坏右，那些不齿于人类的资产阶级牛鬼蛇神纷纷出笼，蠢蠢欲动，简直就他*的像过节一样。就连我们村的头号反革命分子，当年号称能够双手打枪的国民党团副，竟然也成天哼唱着《宝玉哭灵》。资产阶级高兴之时，就是劳苦大众倒霉之日……
这位生产队长所不知道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上海越剧团的《红楼梦》在资产阶级更为集中的香港，竟能连演十八场。由此可见，《红楼梦》所复活的不仅是一个尘封的时代，而是整个中国似断若连的民族文化记忆。
如果要我从曾经看过的无数乡村电影中挑选一部最令人难忘的影片，我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越剧《红楼梦》，它堪称真正的脍炙人口，百看不厌。直到现在，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从DVD架上将它翻出来，独自一个人看上一遍，对我来说，这是唯一一部可以没完没了地看下去的电影。
仪式的终极
莫言曾经提到，他小时候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每次看都会流泪。可他万万没想到，事隔三十多年后，他在家中重新看《卖花姑娘》时，竟然还会莫名其妙地流泪。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一部电影的好坏，与它会不会使人感动没有太大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以观看一部电影或小说是否会流泪为依据，来评价一部艺术品的优劣。他的话无疑是对的。不过，我却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莫言事隔三十年后看《卖花姑娘》仍会流泪，除了电影本身的煽情和悲剧性情节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那就是他在过去中曾经为它流过泪。记忆在这里所扮演的角色，其功能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假如我们给今天的年轻人放映《卖花姑娘》，他们会流泪吗？
转眼间，我的儿子已经到了我们当年痴迷《小兵张嘎》的年龄了。妻子从同事那儿借了一盘DVD，一厢情愿地希望给他带来一个快乐的周末。小家伙毫不领情，当他恹恹地看到小嘎子点燃衣服烧鬼子炮楼的时候，终于伏在沙发上睡着了。我妻子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她后来又找来了《地雷战》和《鸡毛信》，强迫他观看，其结果也颇令人伤感。她一边陪儿子看，一边吃力不讨好地还担任讲解：
“你猜猜看，鸡毛信藏在哪儿？我告诉你，就藏在大绵羊的屁股底下——”
或者：
“快看，快看，马上就要出来一个房子一样大的地雷。其实那是鬼子的幻觉，鬼子用刀一劈，地雷‘轰’的一声就炸了——”
我儿子挣扎着抬起头，朝电视机瞥了一眼，随即一头栽倒在沙发上，依旧沉沉睡去。
一个时代结束了，混杂在其中的历史记忆、文化氛围和生活气息亦随之变得僵滞而呆顿。不管什么人的童年都是神圣的，但我们已不能返回。如今，按照我们那一带的乡村习俗，电影往往与死亡的消息结伴而行。只有在村子里死了人的时候，人们才会放一场电影来冲冲晦气，观看的人也寥寥无几。
有时候回到家乡，还能看到牛高。
他已经病得不行了，坐在通往大晒场的巷子口晒太阳。这个平淡无奇的人物，借着电影的光辉，一度耀眼夺目。随着乡村电影的终结，他的生命亦变得黯淡无光。牛高静静地坐在阳光之中，三三两两的孩子从他身边走过，没有人会停下来看他一眼。
鲸须与拳击
李 辉
1 “鲸须汪”
1935年3月18日，汪精卫出现在《时代》封面上。
这一年，汪精卫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他年届五十二岁，已是暮年。封面选用了汪精卫近期的一幅肖像素描，脸上虽透出干练，神情却略显疲惫。过去曾经以风度翩翩著称的汪精卫，传奇的丰采不复存在。
从1933年到1935年，三年间有三个中国人物在《时代》封面上出现，依次是：1933年蒋介石、1934年溥仪、1935年汪精卫。
截止1935年，蒋介石、汪精卫两人与溥仪并没有直接的个人交往。但汪精卫与溥仪却有一种特殊联系。1910年，参加孙中山同盟会的汪精卫，来到北京，图谋刺杀溥仪的父亲、清王朝摄政王载沣，以表现革命者勇气，唤醒民众。当年，二十七岁的汪精卫，英姿勃发，暗杀虽未成功而身陷大狱，他却因此天下闻名。“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狱中这一曲引吭高歌，浩然正气令多少人为之钦佩，为之仰望。这一年是宣统二年，皇帝溥仪刚刚四岁，不知是否有人在他面前提到过“汪精卫”或“汪兆铭”这个名字。谁能想到，汪精卫后来却与溥仪站到了一起。
在1935年，先后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蒋介石、溥仪、汪精卫三个人，看似各自孤立地亮相，没有直接关联，难以构成一个整体。但再过五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局势演变，三人的排列就有了新的历史意味。1940年，在日本的扶植下，汪精卫在南京宣布成立另一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自己就任政府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院长，拥有自己的行政系统、军队、外交等，一方面与移都重庆的国民政府及老对手蒋介石分庭抗礼，另一方面与东北的“大满洲帝国”遥相呼应。之后，汪精卫甚至还亲自到长春访问，在日本军队的刀光剑影中与溥仪握手言欢。
历史竟是如此变幻莫测！那个早年一身豪气、慷慨激昂刺杀摄政王载沣的年轻革命家，二十几年之后，又与载沣的儿子站在了一起，都成了日本的傀儡。
不过，1935年时的任何人，包括汪精卫本人，都还不可能预想到五年后的演变。当《时代》选择汪精卫作为封面人物时，是基于中国现状的考虑。这一年，政治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汪精卫，站在历史漩涡之中。自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以来，是汪精卫而非蒋介石在前台出面负责处理中日外交关系——是战？是和？如何战？如何和？在错综复杂的国内矛盾和国际冲突中，无疑这是中国最为棘手的现实问题。
汪精卫与蒋介石算得上政坛上的冤家对头。1927年之前，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资历与名望，与孙中山的个人关系，都超过蒋介石。1925年孙中山病危时，正是由汪精卫代笔起草著名的《总理遗嘱》，这更增加了汪精卫的政治资本。后来，尽管蒋介石借北伐战争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威望，一跃而为国民党的第一巨头，令汪精卫不得不屈居其后，但从1927年起，汪精卫仍一直是蒋介石在党内的最大竞争对手，曾两次与其他反蒋力量联手迫使蒋宣布下野。几年来，刀光剑影中他们一路走来。忽而联手，忽而分裂；忽而刀刃相见，忽而弹冠同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们才开始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合作期。或许汪精卫心中一直笼罩着屈居第二的阴影，不过，即便有“既生蒋，何生汪”的感叹，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当然也只能暂时搁置于一旁。
关于蒋介石、汪精卫两人之间的历史恩怨与合作，远非三言两语可以讲述清楚。与他们两人都很熟悉、但更偏爱汪精卫的陈公博的一番话，倒是写得有趣，不妨作为一种参考：
汪蒋之无法合作，实在有种种原因，第一，他们两个人的个性本来就不同，一个爱说话，一个爱缄默。一个感应很快，一个城府很深。两个人虽然共负大责，而蒋先生对于一切机密都不愿竭诚讨论。国家大事本来应该和衷共济的；什么才是和衷，基本条件当然是坦白，今既不能坦白，衷又由哪里和起，济又由哪里共起？第二，他们两位先生表面虽然客客气气，而暗中还在争领袖。在汪先生方面，以为他在党国，有历史，有地位，有勋劳，除了孙先生之外，他不作第二人想。不过他老先生是谦抑为怀的，他不愿当正式的领袖，同时他也不愿他人做正式的领袖；至蒋先生则不然了，他出身是军人，对于名位很是看重，他不但要做实际的领袖，还要做名义的领袖，一天没有达到登其大宝的愿望，他到底不甘心。他们的性情和脾气根本相异如此，合作两个字真是无从提起。（《苦笑录》，第210页）
回到1935年。此时，出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是林森。这位国民党元老，深知自己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没有实权的国家元首，无论蒋介石任行政院院长或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他都低调应对，以散淡风格求得彼此相安无事。
《时代》记者显然深谙南京政界的微妙之处，因此，当封面人物汪精卫在他们笔下出场时，是从林森和蒋介石开始，还特别配发了一幅林森的照片：
在南京，中国主席受人尊重，行止别致。林森主席蓄着现已少见的长须，颇具中国老派文人的风度。他冷静，有主见，喜怒不形于色。他代表的是老派中国。1929年周游世界时，他婉转而固执地谢绝海外华人的盛情款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