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国媒体眼里，几年来总是在日本人面前唯唯诺诺的蒋介石和中国的外交官，这一次少见地表现出强硬态度，以特殊的冷落方式，开始了新的外交策略和风格。看惯了中国以往的屈辱，这无疑是令他们惊奇的变化。难怪《时代》把这称作“中国聪明的出拳”。
其实，在中国，更称得上“出拳”的是正在进行着的绥远抗战。绥远是当年的一个省，辖今呼和浩特、包头及周边地区。1936年6月，内蒙古的德王等在日本的策划下，组成了“蒙古军政府”和“蒙古军总司令部”，可将此看作年初苏、日军事冲突后的延续。8月，德王的军队向绥远东北进攻，民国政府任命的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等率部抵抗，是为“绥远抗战”。
《时代》以欣喜的笔调描述中国外交的出拳，是在1936年11月9日出版的刊物上。就在第二天，1936年11月10日，伪蒙军由百灵庙进犯绥远北部，被傅作义的部队击退。到本月底，在塞外零下二十多度的寒冷中，中国军队由防御转向进攻百灵庙，顿时，百灵庙成为整个中国民众为之注目的焦点。11月24日，中国军队收复百灵庙，全歼日伪军；12月9日，再收复大庙。这一天，距“一二九运动”爆发正好整整一年。史书一般认为，在1933年长城抗战之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绥远抗战是唯一一次中国打赢了的局部抗战。（参见《中国抗日战争图志》等书）屈辱中，中国人终于打出了漂亮的一拳。
在蒋介石被选为封面人物的这一期《时代》，绥远抗战刚刚开始，刊物来不及报道，他们的笔墨还是集中在蒋介石近几年的经历，其中不乏溢美之辞：
在承受了五年的忍耐后，蒋走进了1936年，他的脸已被日本抽打得红红的，但他的头脑和意志，已率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在过去五年里，中国独立地修建起大量公路，其长度超过了过去三千年的总和。卡车和公共汽车现已通往农村，那里的依旧贫困的农民，可以买到点灯用的煤油，比买汽车票要便宜得多。公共汽车主要由蒋的士兵使用，卡车用以运输食品和物资，以使政府进行防洪和救灾，这曾是几百年一直困扰中国的难题。（《时代》，1936年11月9日）
在上面叙述的历史背景下，仅仅略有变化、主动出拳的蒋介石，被《时代》描述得似乎胸有成竹、前景一片光明。此时，1887年出生的蒋介石年满四十九岁，按照中国传统，也是庆贺五十大寿的时候。于是，在《时代》里，我们看到了在南京围绕他的五十寿庆而渲染的特殊气氛，并以“生日炸弹”为小标题，来突出祝寿与准备对日宣战的关系：
在庆贺院长的五十大寿之际，南京举行了最具战争气氛的游行……如果战争可以用宣传画来宣布的话，中国上周就以到处悬挂的巨幅宣传画宣战了。南京的宣传画上，蒋委员长登上长城之巅，手挥中正剑，指挥着中国军队跟随他越过长城向日本占领的满洲国挺进。独裁者的基督教生日蛋糕不是插着五十支蜡烛，而是五十架外国制造的最新式轰炸机，这是中国民众送给蒋介石的生日礼物。苦力捐铜钱，银行家捐银元，祝寿飞机基金募集到大量资金，政府上周希望能够用这笔钱再购买五十架战斗机。南京还流传着一个未证实的消息，称：“蒋已秘密建造了一座世界上最大的毒气工厂。日本已经获悉此事。”
国民党全会原定于11月12日在南京召开，以颁布中国新宪法。上个月，这一日期突然延迟至1937年1月3日。由于准备与日开战，蒋委员长已召集中国各地军事长官开会，这些人不再被称．为“军阀”。过去，这些狡猾的人物，总是拒绝前来或找出冠冕堂皇的借口。可是，上周独裁者可以夸海口说中国的每个省都响应了他的召唤。几年前已退隐的著名的“基督元帅”冯玉祥，与中国北方的另外三巨头一起出现了：山西的“模范省长”阎锡山将军；前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近年来在中国声名鹊起、受人关注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据南京官员称，他们已向独裁者表示，一旦与日作战，他们将和他站在一起。
在这种强有力的支持背景下，院长的五十大寿庆典，达到他的经历的高峰，他向友人和同胞发表这样的演讲：“我的政府已经克服了共产主义和中国分裂这两个并存的危机。……”（《时代》，1936年11月9日）
从上面的引文看，这或许是蒋介石几年来最为得意的时刻。然而，无论如何他也没有料到，他的演讲余音未息，一个月后的12月12日，在屈辱中挣扎数年的少帅张学良“出拳”了——他在西安发动兵谏，把前来责怪他“剿匪”不力的蒋介石及其随行人员全部拘捕。
要说“出拳”，这才是1936年中国真正重量级意义上的出拳。它将彻底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
1936年12月28日出版的《时代》，以大量篇幅报道了西安事变。这一次，封面人物选择的是日本裕仁天皇，而非西安事变中的主角蒋介石和张学良。画面上，突出的是高耸人云的大炮，在大炮下面走过的裕仁和随从，显得格外不起眼。显然，《时代》在强调虎视眈眈和黩武主义的日本，更焦虑地关注着西安发生的一切，以及可能引发的中国对日本的全面抗战。
在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中，首先突出的主角与其说是蒋介石，不如说是宋美龄。报道的开篇就是以“悲痛欲绝”为小标题开始：
数亿人上周都在说到一个最不幸的女人——蒋夫人的名字。四亿五千万中国人，可以想象独裁者蒋介石的夫人，在南京的豪宅里，如何悲痛欲绝地守在收音机旁，收听绑架者张学良少帅从中国中部的西安播发的广播，称他的部下绑架了蒋，并将中国的独裁者杀死了。
蒋夫人悲痛欲绝的事情，已通过南京官方的新闻审查翻译成英文。此类报道的主要审查官就是蒋夫人自己。独裁者的夫人，是最迷人、最成功的威尔斯理学院的毕业生，过去由她自己翻译独裁者的演讲。他向她咨询所有事情，也正是她促成他皈依基督教（见《时代》1930年11月3日）。上周，蒋夫人；她的哥哥宋子文——中国的财政之王；她的姐夫孔祥熙——在中国出现可怕的紧急状况之时出任行政院代院长，在他们的手中，掌握着东亚的命运。他们知道，稍有不慎，就会使世界历史的行程发生对中国不利的转变。那么，他们将采取什么措施呢？
最近，获得南京审查通过的一则报道称，只有日本通讯社在制造“骇人听闻的错误”，说来自西安的广播称独裁者已被打死。南京政府说，绑架者的确发表过广播讲话，南京的中央广播电台的现代化的电台转播器已经录下了他的真实讲话。在摘引他的话之前，政府称少帅和他的军队是“十足的绑匪”，这反映了政府在其尊严下面所持的对张少帅的态度。……（《时代》，1936年12月28日）
来自西安的消息扑朔迷离。忽而说蒋介石已被杀，忽而说他还活着。在综合了各方消息、传闻后，《时代》为我们留下了一些有关现场情况的叙述。尽管后来对西安事变已有比较系统的和确切的说法，但当年外国媒体的报道，今天来看，依然有其特殊的价值，至少，它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补充着历史细节，渲染出事发之时世界为之瞩目的气氛。《时代》写道：
如果这些暗示如实，西安局势的进展大致如下：
在星期六，喜欢泡西安温泉的独裁者，由少帅和他的部下带着更衣入浴，正是这些部下杀死过蒋的卫兵。星期六剩余时间，及星期天、星期一上午，被绑架的独裁者以典型的中国式策略坚持着：他一言不发，表情不变……
在星期一下午，以拒绝单独与人讲话而幸运保全住性命的独裁者开口了——不，是改变了态度。他们的对话，并非与大量赎金有关。显然，张少帅没有说过如果得不到赎金就将独裁者杀死。那无疑是无稽之谈。这两个中国人的地位都极为显赫，权方巨大，几百万元上下的金钱，对于他们不像对温莎公爵那样重要。如果说这是争论，这是两个恺撒之间的争论，一个是征服过中国的蒋，一个是统治过满洲的张，后来他失去了满洲，即现在成为日本傀儡的满洲帝国。
独裁者蒋多年来一直玩着冗长的等待游戏，而少帅十四天前作为“赎金”提出的希望南京政府立即对日宣战的公开要求，已引起千百万中国人的共鸣。绑架者宣布的政策迅速传播——哪怕它也许是一个前吸毒者不太聪明的主意——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或多或少为它所吸引，甚至独裁者蒋也不例外，他现在知道他再也不能拖延了。（《时代》，1936年12月28日）
南京政府面对突发事件的反应，不同的人提出了不同的应急对策：
根据南京审查过的报道，可以得知独裁者的妻子蒋夫人，不同意她的姐夫、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上个星期处理局势的做法。他紧急调动上万军队，向西安一带包围，并宣称实有紧急调遣军队之必要，因为，中共军队正从内地马不停蹄地向西安集结。这些共产党人的麻烦是，他们被视为不一般的中国人。独裁者的军队曾屠杀过数以千计的中国共产党人，如果他落到他们手中，他的拒绝回答不会让他们感到棘手的，恐怕早就把他砍了头，或者让他为“一万名牺牲者”而被打得哇哇嚎叫。
蒋夫人显然认为，孔博士派政府军来阻挠共产党军队前往西安，很容易让被绑架者雪上加霜，这样，他反倒会害了她的丈夫，而不是促成独裁者与日本作战。孔博士的不明智还在于，他以行政院代院长身份上周发表官方广播时这样说到她的丈夫：“我们为蒋委员长的获救而焦虑不安……同时，我们的态度是一个人的个人性命不应该成为干扰……西安事态的发展令人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