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多少知道钟点，老大不情愿地、问，妈妈，几点？
六点都过了，起来吧！
不，幼儿园班车七点半才来呢，我再睡一会会儿。
儿子说得不错，班车离宿舍很近，七点起床也不晚，可是……
闹闹，乖，妈妈还要送妹妹上报国寺托儿所呢，晚了来不及。听妈妈话。
甜甜似醒未醒，使劲揉眼睛。
“妹妹都醒了，闹闹懂事，自个儿穿衣服。我帮妹妹穿。”
全利索了，又给孩子穿上大衣，戴上口罩，到宿舍院儿里，天还没全亮。
六点四十五分，我把闹闹送到候班车地点——小马路的南边，那里挨着北京电台的大门，门前有一片空地，比较宽敞，即使有来往车辆也不至于碰着孩子。他照例是第一个，也是半小时内唯一的一个。天还没全亮，马路上静悄悄的，我替他把大衣领上的扣子扣紧，围巾围紧，一再叮咛：“千万别走远，实在冷得不；行，就跺跺脚。闹闹勇敢、能干，不用妈妈送上班车，自个儿能行，是吧！”儿子痛快地答应了，分手时还说了声：“妈妈，再见！”
甜甜走得慢，我只好抱着她往汽车站赶。本来19路车直达报国寺，可那年修广安门桥，当中要下来走一截。广安门下车，我实在抱不动了，拉着她的手过临时搭的便桥。桥周围一片空旷，扑面的大风刮得我衣服仿佛都吹透了。低头看女儿，穿的是哥哥的小大衣，有点短，更挡不住凛冽的寒风。我眼睛一酸，责怪自己真不是好妈妈，怎么就没想到给孩子准备件厚大衣呢，虽说幼儿园、托儿所都备早饭，大冷天，我怎么就不让孩子吃一口再出门呢！“甜甜，这儿冷，咱们快走，过桥上车就好了。”她紧紧拉着我手，依偎着我的身子，尽可能赶上我的脚步。一边走一边又怯怯地重复了多次的要求，“妈妈，星期六早点儿接我，每次你来，小朋友都走光了。”女儿的要求不高，可是我没法答应，又不忍心拒绝，只好拐了一个弯，“你看，每星期六，妈妈总是顾着接你；哥哥坐班车回宿舍，都是邻居阿姨、叔叔帮着接，妈妈对你好吗？”“好！”“对，甜甜也好。好孩子，妈妈晚接也不闹，是吗？”她点点头。
从托儿所回来的路上，才又想起儿子。我安慰自己，班车会按时来的，他不会老在冷风里独自站着，也许还能遇上熟悉的叔叔阿姨，跟他说说话，把他送上车。再说他也习惯了，将近半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有个经常送孩子上班车的好心人告诉我，每次车一启动，人家小孩儿总是挤在靠窗口的地方吱吱喳喳向爸爸、妈妈招手再见，而他，一个孱弱白皙的小男孩儿，安静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是的，小时候有名的闹闹，现在仿佛变得特别乖。我不也是么，都说我个性强，如今不也得比谁都知趣。
八点差五分，我准时到办公室。
离 婚
没人硬性规定我每天必须按时上班，是我给自己立下的规矩。
倒也不仅仅因为“文革”的风暴，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守时，守信用。工作以后也习惯了按时上下班。又何况如今！
别人家里有事能晚会儿来，早点走，我不能，谁让我丈夫邵燕祥是摘帽右派、专政对象，进了政训队呢。据说已内定开除公职，到湖南洞庭湖边的农场劳动改造。我无法改变命运，但是我要靠自己加倍的努力，表明我对革命事业忠诚，对革命工作绝对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也许这样能稍稍改善一下处境。我一再表明，准备跟丈夫离婚，给儿子邵小哨改姓名，叫谢立新。女儿1963年生下来就跟我姓，理由自然是男女平等，不过下意识里也想过，万一再有风浪，非离婚不可，一双儿女一人一个也好。没想到，不幸而言中。
几天前，我已把母亲留给我作纪念的几样首饰交到部门的“文革”领导小组；前不久父亲在上海病故，我为表示与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只发了一个电报给顶门立户的哥哥：请酌情办丧事，我不返沪。
我还能干些什么呢？唯一可表白我心迹的只有拚命工作。记得1958年下放结束时，不少右派妻子调到宁夏，我却如期回到电台。一位公认为原则性极强的女上级沅华善意地透露了缘由：“像你这样努力的业务干部，中央电台还是需要的。”其实这只是一种说法，要不是广播局的梅益等领导有意让燕祥以后（当时他还在黄骅农场劳改）调回机关，我再努力也徒然。不过，听了这话倒让我多少明白一点：我没有任何优越条件，出身不好，爱人是右派，只有业务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
受或多或少的株连，我算是过来人。可这回来势不善。儿子五岁多，女儿才三岁，还有头几年刚寡居的婆母。怎么办？
早在他被隔离前，我们就商议好：孩子由我一个人管，住机关宿舍。根据以往的经历，我存有侥幸心理，也许还能留在电台工作；他回家跟老母亲住，周末假日孩子也不去，最好让孩子慢慢忘了他这个爸爸。记得最早是由我提出的，他没意见。
联想起1957年那个让人揪心的日子，我们结婚才半年多，大难临头，我还傻得全然不明事理，表示即使他没工作我也要养活他。这回，可真应了那句人们熟悉的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两分飞”。选择“分飞”无非是觉得可以暂时保住自己和孩子不受冲击，至于能不能飞出去，能不能飞到一片安稳的树林，谁能预料？“两分飞”对我来说最大的代价是要忍受人们心头的非议。那些年不管人们口头上如何革命，可善良的人心中总有是非。我把他撵回家，还不让孩子跟奶奶见面，我还是为人妻、为人母的女人吗？简直是没情没义的势利小人。可想想两个年幼纯真的孩子，我别无选择。宿舍院儿里，电台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少儿部主任郑佳，除被抄家外，连宿舍的房门口也贴满了勒令低头认罪的大字报，我要不坚决点儿，过不了几天，我们住的宿舍也会遭到劫难，孩子脆弱的心灵怎能经住这样残酷的折磨！我从不期望领导表扬我立场坚定，只是怕惊吓着孩子。
分别时，我忍不住哭了，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没流泪，一再说让我多保重，“要想开点，一个人一辈子什么日子都要过的。”一个夏日的夜晚，他带着简单的衣物离开了机关宿舍。
那几个月，我跟他没有一点点联系。
没人相信我会真离婚。从延安来的老播音员齐越对他说，你们是假离婚吧！
是真是假，我也说不清。形势一紧张，我就觉得怕早晚得办正式手续，甚至考虑得十分具体：离婚大概得上居委会或是法院办手续，在那种场合，我能昧着良心严词厉语指责他如何如何反动；表明坚决离婚的决心么？恐怕不能，我担心自己终究控制不住感情，会流泪，甚至泣不成声。那样的离婚徒然落话柄，挨批判，倒不如先拖延些时日再说，也许时间长了，疏远了，感情也就淡薄了。
我真是这么想的，从没告诉过任何人，燕祥也不清楚，直到今天。
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从政训队出来，我也没敢让他公然回家，都说右派要到运动后期处理，谁知道会落个什么下场。1967年春节前，邻居两夫妻带着孩子回老家探亲，孩子们平时在托儿所，一个单元里日常就我一个人，他偶尔晚上悄悄地来，深夜或凌晨待院儿里基本没人时再离开，合法夫妻的“非法”活动隐秘而短暂，连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来过。没过多久，邻居回来了，我们又恢复两不相干的生活。
大概预计到新的一轮冲击将波及到他。在这期间，他给我带来过两封信，原信早就销毁，大意是让我放心，再大的委屈、折磨，他都不会自杀。他永远记住鲁迅先生的话：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
果然，1968年春，他又一次被揪出来，说是妄图翻案的右派。
离婚分手的事又在我心头翻腾开了。
我找谁商量呢，想来想去，有一位老同事，早在五十年代后期就与右派丈夫离了婚，之后一直带着女儿过。我登门拜访，她不感意外，只是告诉我，如果不再结婚，离婚后处境也改善不了多少，怎么说也是孩子的生父，自己的前夫；这个重要的社会关系不可能甩掉。本来我天真地以为离了婚孩子往后的日子会好过些，从未想到还要再找个什么人结婚。既然如此，我也只好还是老主意，拖，拖，拖……
后来，受冲击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多反革命、黑帮、5·16、叛徒、特务，有时简直像走马灯，今天还是一派头头，明天成了黑手；这会儿是革命干部，过一阵又成了叛徒，他们或她们的家人大都照样过日子，我责怪自己：干吗那么惊慌失措，自寻烦恼，还是得过且过吧。
尽管我下过几次决心，一刀两断，划清界限，最终还是齐越说得对：是一场假离婚。
我从少年时就耳濡目染了那么些良心、情义等等价值观念，遇到思想不通强迫自己采取某一项行动时，好像心灵无时无刻不受熬煎，有时也想学着硬硬心肠，快刀斩乱麻，不行，心里发虚。我大概命里注定，一辈子也成不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识时务的聪明人。作为妻子，只能是划不清界限的女人；作为编辑，我则是个只认死理而不会“转弯子”的迂者。
要 强
我自以为是个要强的人。
那一阵工作、开会、学习，哪头也不敢耽误。“文革”开始刚兴背“老三篇”时，我和同办公室同龄的张赫玲很快就把“老三篇”和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背得滚瓜烂熟，一半虔诚一半逞强，还夹着几分不得已。反正，我这个注定每次运动都“落后”的人（不说你反动就是十分客气的了），其实是从来不甘也不敢“落后”的。
不管心情如何，在公开场合我不愿失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