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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况她都是在医院里动过手术后才知道的。医院里的人说，她真是天大的幸运！他们的话想必是对的，不过，当然只是指这一次而言，不能把她在生活中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都包括在内，这些苦难只有她自己知道，他们是不知道的。
她从地上爬起来后，想起了那支自动枪，就弯下腰去拾枪。这时候她感到背上一阵疼痛，差一点跌下去，但还是把枪拾了起来。有一个德国兵头朝着她，躺在她旁边，这就是扔手榴弹的那个家伙。有两个德国兵是被她的第一次长点射打中的，躺在公路边上的树根旁。还有一个，躺在比他们稍远一点的地方。再远一点，在森林里，一个德国兵半卧半坐地伏在地上。
司机还是照老样子手里拿着扳手躺在公路上，不过，现在在他的头底下有一摊血，刚才没有，是现在才有的。卡车的栏板上也有血淌下来。栏板被子弹打得裂开了，几块白色的碎木片向外激出。
卡车的后面又发出一声枪响。自动枪的子弹已经打完了，但塔尼雅还不知道，她仍然把枪抵住腹部，向前跨上一步，往右首一瞧，看见赫里斯托弗罗夫把肩膀靠在卡车的后栏板上，正在用他的那支步枪朝森林里射击。“他大概是朝逃跑的德国兵开枪，”她猜到了是怎么回事，就向他走了过去。
赫里斯托弗罗夫看到了她，放下枪说：“都跑啦！”
塔尼雅脸上血迹斑斑。赫里斯托弗罗夫以为她头部负了伤，赶忙把枪往卡车栏板上一靠，伸手到口袋里去取急救包。但这时，塔尼雅又感到背上一阵剧烈的疼痛，她在躺在卡车旁边的司机前面蹲了下来，抱起了他的头，发现他已经死了：子弹从后面直接打中了他的小脑。她把他的头放下，仍旧蹲在地上，把脸转向赫里斯托弗罗夫。他正在用牙齿撕扯急救包的封皮。
“您去看看，车厢里怎么样啦？”
就在这个时候，一辆拖着反坦克炮的“斯蒂倍克”大卡车在他们后面停了下来．
后来，他们就坐上这辆拖着炮去修理的“斯蒂倍克”到了医院。他们自己的那辆卡车被手榴弹炸坏了曲轴箱。假如手榴弹不是在曲轴箱底下爆炸的话，还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儿呢。就这样，除了塔尼雅被一块弹片打伤之外，还有一块弹片从底下穿过车厢，把靠栏板躺着的一个昏迷不醒的重伤员打死了。他就是这样在昏迷之中被打死的。
在车厢里面躺着的其他几个伤员总算都活着。只有那个坐在后栏板上看修补轮胎的手上和脸上负伤的中尉，被德国兵开枪打死了。
赫里斯托弗罗夫倒没有被打中。他抓起身边靠在车厢上的一支步枪，朝德国兵开起枪来。第一枪就打中了一个敌人，后来知道，还是个大尉军官呢。塔尼雅打死了三个。接着赫里斯托弗罗夫又打死了一个，子弹打在敌人背上，这是德国兵往后逃命时被他打中的。
他们来到的那个前线医院，就是塔尼雅本来要去的地方，但现在她不是到那里去办公事，而是以伤员的身分去治疗了。医院里的人都夸奖她和赫里斯托弗罗夫两个。除了他们确实表现得毫不慌张这一点之外，还因为他们两个都是自己人，都是医务人员。在这种场合，自己人总是特别受到夸奖的。条令里本来没有规定他们要拿起武器来作战，可是他们却参加了作战，而B表现得毫不慌张！
当医生正在准备给塔尼雅动手术时，医院院长走了进来。他是一个老军医，早在上次对德战争时期就在部队服役了。塔尼雅早就认识他了，不过有些怕他。碰到有关伤员后送的问题在公事上跟他发生争执时，她总是竭力克制自己。
老军医平日挺严厉，这一次进来时却显得十分和气，除了缺少一把大胡子之外，活象个圣诞老人。他问塔尼雅要不要在手术前喝一口白兰地，要喝的话，他有。但塔尼雅不想喝。
院长后来又说，他在今天就要为赫里斯托弗芳夫和她申请嘉奖。
“你已经有一枚‘红旗’勋章了，马上就会有第二枚。你不但保护了伤员，还亲手用自动枪干掉了三个德国兵！连缴获来的武器也掌握了，毫不慌张，拿起来就打！”
塔尼雅回答说，她是懂得这种自动枪的性能的。这种枪不错，只是后坐力大一点。她本来还想补充说，当年她在游击队时，曾跟这种自动枪打过许多次交道，拆啦，装啦，射击啦，她都会。但后来她终于没有说出这一点，为的是不要显得她好象不单单是在说枪，而是在夸耀自己的过去。而且，就是不说，大家现在已经把她夸个没完啦。
听到院长说他要给他们申请嘉奖，塔尼雅高兴地想：如果真是这样，身上佩着两枚“红旗”勋章，那该是什么样子呢？一个女人身上佩着两枚“红旗”勋章，她还没有亲眼看到过。可能女飞行员当中有，但她毕竟没见到过啊。
手术后。女医生指着那块取出来的弹片对她说，她这次负伤，简直侥幸极了。弹片不小，只要稍微向上一点，就会打穿肺部，向下一点呢，又会打坏肾脏。这弹片就象特意钻到既碰不到肺，也碰不到肾的地方似的。必须说，伤势不很重，本来很可能……
“用不着我多说，你自己也会明白的，”女大夫说。她又用钳子夹着那块弹片，问道：“要不要留下作个纪念？”
“谁要它，扔掉算啦，”培尼雅说。
三天之前给念念不忘自己母亲的炮兵大尉动手术的，就是这位女医生。大尉当时死在手术台上，塔尼雅也是在场的。
当时女医生曾为那个大尉掉过眼泪，而现在呢，由于塔尼雅这般侥幸，她又为后者感到庆幸。
当医生准备给塔尼雅动手术的时候，她还不知道自己有多么侥幸呢；那时她想起了那个大尉，并且这些天来第一次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医生给她动了手术，却没有给她包扎头部。她的头在车帮上碰了一下，不过在鬓角下面擦掉了一块皮。医生把创口洗干净，上好药，再在上面贴上硬膏。
动完手术稍事休息之后，院方就用一辆救护车把她和其他伤员一起送到后方去了。
下午她同其他伤员一起经过的这条路，她是很熟悉的。她在罗斯里亚科夫手下工作时就已熟悉了。后来她又经常亲自在这条路上进行检查，看伤员是否及时后送。
事实上，从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以后，她在战争期间所担任的全部工作，几乎就在于保证这条路能畅通无阻。而今天，她作为一个伤员在这条路上经过，感觉到这条路比她当医生时更为漫长。
到达集团军第二梯队的医院时，天已经快黑了。同她很熟悉的那位卫生科长，看过她随身带着的病史后，对她说，根据伤势来看，虽然不完全符合留在前线的条件，但可以设法把她留下来，不出集团军的范围。
“不要，”出乎他的意料，塔尼雅回答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你考虑一下，再过半小时就要把伤员送到飞班车去，到那时候就已经……”他没有把话说完，因为不说也是够清楚的：如果卫生飞班车把她送到方面军医院，再从那里转送到医务人员叫作“内地医疗基地”的话，那么，除非等到完全恢复健康，是不会很快让她回到这儿来的。
卫生科长知道塔尼雅的丈夫也在这个集团军里，因而准备破格对她进行照顾。当塔尼雅如此坚决地拒绝留下来时，他感到很奇怪。他不知道，塔尼雅正是因为自己的丈夫也在这个集团军里，所以才不愿意留下来。
刚负伤的那会儿，塔尼雅想的是别的事。一方面，她为自己活着感到庆幸，另一方面，她又为死者感到难受。出事前，她同卡车司机一路上谈得十分投机，所以对他的死特别感到难受。她想的是自己和当时发生的一切。直到后来，在动过手术已经上路到这里来的时候，她才不去想BW的事，而开始去想负伤之前的事儿了。
这就是她说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句话的原因。不过，既然说出，就应该做到。在动身上卫生飞班车之前还留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决不能改变主意。最要紧的，是要在自己身上找到力量，现在不要立即改变主意，再过一会儿，等到坐上了到后方去的车，即使要改变主意，也已经晚了。
我的老天爷，塔尼雅当然连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一切竟会发生在今天！她没有想到会这样，也不愿意这样。但事情毕竟发生了，好象她请求命运作出这样的安排似的。过去她没有请求将军把自己从这里调到任何一个别的集团军里去，却听凭命运去摆布了。而命运也作出了恰如其分的安排，没有夺去她的生命，只叫她负了伤。“伤势不很重……”
她忧郁地想起了辛佐夫和他军便服上的六条负伤的标志：三条是红色的，三条是金色的。总共不过半天之前，在别列津纳河的渡口，辛佐夫把她拉到怀里，吻了吻她，他还想再吻一次，而她却避开了，说“这里不方便”，就在这个时候，她看到了在他的军便服右首口袋上面的这几条负伤标志，正好在她的眼前。她甚至还数了一数，虽然她明明知道是六条，而不是五条或
七条，还知道这六次负伤中的每一次各伤在哪里。她不仅听他讲过，而且亲眼看见过。她还亲手摸过他的伤疤：第三根肋骨上边的伤疤，是第一次负伤留下的痕迹；头发底下的伤疤，是第二次；背部从脊椎到胯股上的伤疤，是第三次。这次伤势最重，差点儿夺去了他的生命，所以伤疤也最大。这几次是他在遇见她以前，说得确切些，在他们共同生活以前负的伤。至于他的手，这已经是后来的事了，那时她已经跟他在一起了。
“跟他在一起了，跟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