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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7年以后，我觉得自己找到了写作的感觉，就是写我想写的。后来我的写作过程比较稳定。不管你们外界玩什么花招，写了什么新的东西，我只是按我自己想的去写。而且我也很坚定地认为我自己这条路是对的，我不管你怎么样。所以我有时也开玩笑说，我是以不变应万变，随便你们怎么搞，我按我自己的写。但是也有人说你写年谱什么的东西，哪有多少市场，有多少人愿意看啊。你写知识分子的题材，这种书老百姓谁关注啊。你看有很多很多作家，他们的书卖得多好啊，一上市就是几十万本，而你的书也就出版社保本。我说那也行啊，反正只要能保本我就是成功，总是有一部分人愿意看你写的，对我来说就够了。我觉得早期我开始创作的时候是需要钱，头上有经济这根鞭子。可是写到后来，温饱问题解决之后，我只是想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只想写自己内心想写的东西。市场当然很重要，我也不排斥，但是要为市场改变自己，我觉得我好像也做不到。其实有作家出版一些畅销书我也很支持，那是他的需要。但是我只需要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如果我要挣钱，如果单位要卖房子我需要一笔钱，我就挣挣电视剧的钱。解决了这些问题，回到小说上，我还是按我自己的写。我觉得这也是打在我们这代人身上的烙印。你要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你摆脱不了这些，我现在写小说也是这样。
市场是一个大家都提出来的问题，其实我说我能不能写畅销书呢？我想我也能写，怎么不能写呢。畅销书只要把故事编得很离奇就好了，加上一点时髦的佐料，出版社当然也需要畅销书，可最终还是要看每个作者需要什么。你需要钱你去写畅销书，我觉得一点错误也没有；你需要表达自己你自己的想法，你不在乎钱也不在乎其他的，那也是可以的。文学最重要的在于尊重每一个个人的写作。所有人写自己想要写的东西，汇总到一起就形成了很有魅力的文学。
问：你的作品中有很多表达对女性的关怀，你是女性主义者吗？你怎么看待当代的女性主义写作？
答：其实我本来也写了提纲，准备谈谈，我这个叫“女人的写作”。我原来也是经常跟人家一起谈女性文学，谁是女性文学啊，谁不是。有一天我突然看到一篇文章，文章说想象不到文学也像厕所一样分成男女啊。分成男性文学、女性文学。这话说出来也给我很大震惊。确实，文学就是文学，分成什么男性文学和女性文学呢？而且有些分法，想想也没有什么道理。所以我觉得不如你分成一种女人的作品或是女人的写作，可能更合理一点。
现在大家所说的女性文学我觉得很狭隘，它认为爱情、婚姻、家庭或者是写性的东西才叫女性文学。一般没有把我归在女性文学内，认为我的小说不属于女性小说。女性小说是林白、陈染、卫慧等等这样一些跟个人隐私有关的的小说才是女性小说，或者只写女人爱情、婚姻、家庭的事情的小说才叫女性小说。我觉得评论家自己也没有搞清到底什么是女性小说。
中国女性几千年来，没有机会像男人一样的。比方说没有机会像男人一样游历山川，像我们一样到处开笔会、出门旅游；也没有机会去当官，有那种官场沉浮的感受；也没有机会到大学当教授这种体验，她们很多机会都没有。她只能在家里待着等丈夫回来，生离死别。所以那时候女性的作品主要就是一些情感的东西，春闺啊、春怨啊这种凄凄惨惨戚戚的一些东西。五四以前的整个文学史中女性基本就没有什么声音。女性在几千年的文学史中只是一个很瘦的女人，头上插个黄花，手上拿个丝帕站在那里抹眼泪。那个丝帕就是她的文学，文学的丝帕的作用就是给自己擦眼泪。五四以后，一些家庭背景比较好的女性，受到了一些比较好的教育，接受了新的思潮，读了一些西方的书，接受一些民主教育，这样一些女性开始走出家门，走向社会。而女性最开始的反抗也是从婚姻反抗开始的，要求婚姻爱情自主。这个时候女性写的东西也还是在爱情婚姻这样一些方面。那么我们看到这一阶段的女性的所有的题材都是很狭窄的，都是和个人生活相关的。那种真正比较有社会性的题材很少。直到1949年解放之后。可是这时候的一些东西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很多女作家写的东西其实是无性别的，她都是接受男作家的教导，都是拜男作家为师，写了很多这些东西，你看不出性别色彩来。男作家也能写出比女作家写的还要女性化的东西，有些男作家写女人写得比女作家还要好。那你说这些作品是不是也是女性文学呢？也很难说。那时主要是从风格的婉约程度或文笔上来辨别男女作家，并不是从思想内容和情感表达意思上去区分的。一直到林白和陈染她们的横空出世。我觉得她们俩的出来是对女性写作的一个很大的补充，至少说她们写出了男作家写不出来的东西。这是一种非常非常个人的、深刻的体验。当然这里面有爱情和性这样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时候对女人写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补充，很强烈的一种性别色彩就出来了。女性写作在这样一条路发展过来是很好的，是一步一步地这样走过来的。但是，突然提出女性文学、并且只有这样才叫女性文学，我倒觉得实际上有误区。时代到了这个时候，女人和男人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女人不仅仅像在古代一样的，面对的只是爱情婚姻家庭。女人同样和男人一起面对整个世界，男人所有的压力女人都有，男人应该有的荣誉以及竞争什么的，女人也有。大家面对的这个世界是一样的，为什么只是爱情、婚姻、家庭的这种小说才是女性小说、才是女性文学？所以呢我觉得至少是不准确的，有误区的，是有问题的。当然可能因为评论家要写文章，他这样归归类便于说话——这个堆头是个什么，那个堆头是个什么，他要归堆也无可厚非啦。但是我觉得至少是不准确。
问：在你写作的过程中遭遇到的最大困境是什么，你是怎么走出的？
答：我觉得我在写作过程中最大的困境就是1986年以前，我老在想我应该写什么东西，老在想编什么故事更巧妙，写什么最能表达思想。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不放松的，那时侯写作不是从自己内心去写，老想读者他是怎么看我的、同行怎么看我的、编辑怎么看我的，这就是我最大的困境。我从1986年以后这种困境就比较少了，比较顺了，在写每一篇的时候都觉得有很多话要说要写，我要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
到另外一个时候就是我写《乌泥湖年谱》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很辛苦的，因为没有写过长篇作品，我又属于那种性子比较急的、比较贪玩那种，很难坐下来把一本书写到几十万字，就像我开会讲话是一样，觉得没什么好说的，写到五万字就觉得好了，这个书就差不多可以完了。写到十万字就已经是累得半死了，或写不下去了。而这部小说写了四十万字，我就真的把我自己折磨得够呛。当时我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也是有一个心结。因为我写这部小说主要是写我父亲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我当时住的那个宿舍里面的人几乎就都是修三峡的那些工程师。1957年以来大家都住在一起。以后他们的命运回想起来我很震动，以前没觉得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就这样过来了，可是在这之后你回想他们的人生道路、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想他们参加的那些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运动，你就会想到为什么1966年一夜之间知识分子会全部崩溃。那么简单吗？五·四以后知识分子那种拍案而起、直面呵斥的精神都哪里去了呢？这肯定有原因。这原因是什么呢，现在回过头来去想，想到的是你父辈这些人的经历，他们怎么走过的路，他们所经历的改造。改造这个词是很可怕的，它把一个人改造到骨髓里面去了。到现在为止，像我们这代人也接受过一些改造，可是我们还能转变。而那些老牌知识分子吃过的苦头，比我们多得多，有时候你真的是很恨他们，他们好多已经是改变不过来了。我记得以前看过廖冰兄的一幅漫画，一个人被放到瓦罐里，缩着手进去了，可是后来把瓦罐打破了，他也还是缩着手，我觉得老知识分子就有点像这个样子。我有一个邻居，当年在北大学地质，是地质学家。修三峡就把他调去了。他在1959年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然后就送到一个外业的勘测队去煮饭。一直煮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平反退休回来了。看到我这样的小孩从他面前经过，他都要迅速避到一边，低着头让你过去。他已经抬不起头来了。可是他年轻的时候非常傲慢。我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那神气简直是不可一世。可能也就是因为是这种人，他才容易被打下去，这个形象对我印象太深刻了。然后让你觉得更恐怖的是，他觉得他的事业未竟，他还有很多书要写，那么现在退休了，有自由了，就应该写书了。他在家里面每天熬夜写了很厚的一本关于地质方面的书，可是根本就没有机会出版。自然科学方面的观点变化、淘汰太快了呀。那书出来之后可能已经很陈旧了，别人已经写过了，所以那堆手稿到现在还在家里，然后他就死掉了。当年我还帮他查资料。现在想起来，这代知识分子真的很惨很惨。包括我父亲，当然我父亲去世得很早。当年他们就是一心想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作点贡献的。这种技术性的知识分子对政治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