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我们也没有统计战利品，甚至不能立时说出支队作过几次战。至于各个支队在合并以前的所做螦为，可以说是在“史前”时期，已经很难记得了。我们觉得这种统计并不特别重要。
简单说来，我们还没有认真做过统计。有些人为此受了申斥，在省委会议上，连我也受到同志们的谴责。他们说得对：这是司令部的事。我想把责任推给尔凡诺夫。但我们发现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早已设法把统计安排妥当了，不过没有得到指挥员们的赞助，连费多罗夫也包括在那。
我们承认错误，真心悔过，决定今后对伤亡的德寇和战利品作最正确的统计。为了要查明已往成果，我们把全体指挥员都叫了来，命令他们立刻给全体战士一个任务——动员自己的记忆力；同时收集游击队员的日记簿。
到一月十一日的晚上，我们作出了总结。
我们处理这件事十分慎重小心。凡是从有吹牛嫌疑的指挥员们口里报告的数字，都削减了百分之二十到五十。
可惜我们只能从那些和我们合并的支队嵬集一些报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大吃一惊。虽然我们把认为有一点儿夸大的数字全都削减了，但结果还是相当可观。
一月十二日，我们把省支队和已加入的各支队的下列战斗活动的总结，用无线电拍发给西南战线赫鲁晓夫和铁木辛哥两同志：
游击力量在四个月中已击毙德寇三百六十八人，消灭伪警、伪村长和其他叛国分子一百零五人，夺获了大量战利品，击毁了二十九辆汽车，包括二辆装有文件的参谋部的汽车，十八辆机器脚踏车，五座军火库，俘获了一百匹马，一百二十副马鞍，炸坏了三座铁道桥梁。省委印发了三十一种传单，总数达四万份。
我们请求赫鲁晓夫和铁木辛哥同志把武器空投给我们。我们力求简单，发出了这样的申请：迫击炮二十门、轻重机枪十五挺、反坦克手雷一千颗、炸药、自动枪，以及供给这些武器的尽可能多的弹药。
我们接到了赫鲁晓夫同志的长长的贺电，他在这份复电里允许会满足我们的全部要求。
要把分散在切尔尼多夫全省的地下小组、共产党员和个别的共青团员的活动作出总结是有许多困难的。他们所做到的，甚至到现在都不可能计量。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接到过或者无法接到作战汇报、表报和月报。不，问题不单是在这一点。
我们知道区委会，我们知道早在沦陷以前组织好的那些城市和乡村的小组。
它们的命运是各各不同的。
我们的通信员往往会在原是秘密住所的地方只找到一堆灰烬和烧坏了的砖瓦。他到村子里去，是为了给地下支部递送省委的指示，但不仅支部，连村庄的本身也不在原地了。只有一批变野了的猫躲在那些房屋的废墟里。我们的通信员就进行寻找地下区委，打听到组织已经垮台，第一和第二书记下落不明，而区委委员们也早被“盖世太保”抓去处决了。
“喏，你看看这张德寇司令部的通报吧。”那些可以信得过的人们会对我们的通信员说。接着把一些招贴或传单指给他看，那上面按名列举着区的领导的共产党员，而且确切地说到是哪一天在城里的广场上被吊死的。
“我们都亲眼看见过尸体，胸膛上还有牌子呢。”
“他们的脸都给袋子罩着吗？”
“我们倒没有看见面目，”目击的人们会得承认。
一个月以后，当“已被吊死的”区委书记们让我们知道在某村活着，并行还在活动时，我们也不惊奇。有时侯环境逼迫全体区委放弃本区，逃进森林几十公里，要不然几百公里。在那边同志们重新开始工作。
我们决不能为此斥责他们。倘若卖国贼把你的根据地、接头地点和组织名单都出卖给了伪警，而你呆在原地等他们来逮捕，真的给带上绞架去，那简直是荒谬绝伦了。
我们不能相信德寇的那些通告，说是消灭了某某游击支队，逮捕和绞死了共产主义的某某宣传员。德寇的无线电不知广播了多少次，宣布我们的支队已被包围歼灭！党的地下省委已不知多少次被“全部枪毙”！ 有时侯，区的工作人员为了消灭自己的形迹，自己散布关于自己的谣言，说组织已经瓦解，成员已经星散，一切活动都已停止。
省委打听到，在布达村或者米纳镇里，有些房屋的墙上经常出现传单，那儿有一座德寇的弹药库被抛到九霄云外。
然而根据我们的情报，那里不应该有我们派去的地下工作人员。这么说，原来新的小组已经组成，我们方面的人增多了。
通信员到那里去后回来报告说：看来，那里都是我们的老相识——他们从邻区转过来的，随身带着打字机和存纸迁移过来了。
然而，一些新的抵抗小组当然仍在出现。
这里应该顺便说明一下，抵抗小组这个名称是从哪里来的。在战前，我们知道有工厂和乡村的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支部，换句话说，基层组织；我们知道有区委会、省委会和中央委员会。这一切由党章和团章确定下来的组织系统，在地下活动中也保存下来了。但是你瞧，来到乡村里找安身之处的还有一些突围的人员和脱逃的俘虏。他们中间也有些积极的人，既有党员，也有团员。他们愿意斗争，他们相遇、交谈、并且吸收乡村中的拥护者武装起来。这种战斗的、爱国主义的友谊联盟，我们叫它抵抗小组。
当然，我们是不会回避这些小组的，倒是力图用言语和行动来帮助他们。我们要求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走在前面，以自己的榜样来鼓舞小组的其他成员。
党的省委在地下活动中留下了成千上万的党员，把他们分散在敌人占领的广大领土上。省委——有时甚至区委——在沦陷的条件下无法知道每一个地下工作者的地址。这些地址时常变更。虽说如此，组织还是存在的。
种子散开了，它们就开始生长了。
在游击队保持活动的那些地区里，地下工作者比其他人员的活动条件要好一点。中央委员会事先预见到这一点，所以早在沦陷以前，便同时命令既组织地下支部和区委，也组织游击队。它们互相协助，互相补充。地下工作者收集了武器，转交给游击队；进行于游击队有利的情报工作。当他们有暴露和逮捕的危险时，随时能投奔到森林里来找游击队。
一九四二年初，有科留可夫卡、霍尔梅和谢明诺夫卡这三个地下区委依靠省支队在霍尔梅区的各森林里活动。它们的书记柯罗特科夫、库罗契卡、吉洪诺夫斯基，以及区委委员们都在支队里担任了军职；但同时也领导了自己区里的地下活动小组。
这些地区的地下工作者的活动是勇敢、活跃和千变万化的。
地下工作者马茨科设法在科留可夫卡饭店里当了一名厨子。他真是位出色的烹调大师。伪市长巴拉诺夫斯基、伪区警察局长莫罗兹和德寇司令官们几乎天天大吃大喝，总是叫马茨科去炸呀、烤呀、煎呀。这些当地的首长喝够了便滔滔不绝地喋喋不休，马茨科把听到的一切都牢记在心。他经常卖国贼和侵略者的行政和讨伐的计划转告地下工作者，再通过他们传到我们游击队。
对游击队来说，科留可夫卡伪警的扫荡没有一次是出乎意外的。结果因伪警察局长莫罗兹本人被游击队打死而宣告收场。
科留可夫卡的地下工作者们在区印刷所偷出铅字来交给游击队员们。我们第一座印刷所的存在应归功于他们。
除了侦察工作、鼓动工作和收集武器之外，科留可夫卡当地人对原先是炼糖厂职工的红军官兵的妻子们组织了广泛的食物帮助。
他们是这样干的。我们的几个弟兄，打扮成庄稼人模样，带了二十袋面粉去赶星期日的市集。
那时候，市场上实物交换替代了现金买卖。城里人拿出床单、灯台、桌椅，农民们拿肉类、面粉和马铃薯来向他们交换。工人和职员家属的手里还保留着一些现金。在丈夫参军时她们收到了一笔解雇金和解雇津贴，这些现金便留在家里了。在炼糖厂关闭时，工人和职员又提前收到了三个月的工资。
且说两三辆装面粉的车子突然在市集上出现了。顾客们一刹那间便排好了队。但是“管事大叔们”却宣布说，他们不收任何实物。他们不是来交换而是来出卖面粉的，可是只收苏联货币。人们急忙七冲八跌奔回去拿钱了。因为炼糖厂的居住区就坐落在市集附近，所以炼糖厂的职工比别的职工先取钱回来。
地下工作者给每个人的面粉不超过十公斤，并且遵照战前的国定价格出售。好极了，地下工作者每次抛售面粉时，带面粉来的农民们也开始收取现金。推测顿时在周围传开了：“如果苏联货币值钱，那么说德国人很快就要完蛋了。”
地下工作者究竟从哪里把这批面粉弄来的呢？最初是在游击队的根据地里，后来是从远方的磨坊里运来的。当然，游击队已经预先肃清了这些磨坊的德寇警卫队。 在一九四一年的九月、十月和十一月三个月中，科留可夫卡区的地下工作者和游击队员把四万九千多公斤的面粉、一千六百多公斤的肉类和其他食品转交给了军属。
可惜，这些“供应”工作因为冬令的到来而不得不停止。我们的地窖也空了，游击队员变得愈来愈多。我们从德寇那里缴获的食品，甚至已不够供应本身了。
霍尔梅的共青团组织“生活这样开始”日益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还在本书的第一部里我就提到过它的发端。现在这个组织的共青团地下工作者常常为宣传资料到森林里来找我们。
他们也到党的省委会去商量商量，但更多的是和党的地下区委和共青团委的领导人——伊凡·马德扬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