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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上的陈诚为肖像照片，一身戎装，身后悬挂着作战示意图。此时陈诚正担任第六战区司令，在示意图上，可以看到标出来的江苏的太湖，湖北的沔阳（今仙桃）、监利，湖南的岳阳、平江等地名。图片下面的说明写道——陈诚：重庆的保卫者。委员长选择他保卫三峡。
有意思的是，在介绍陈诚时，《时代》用“小兄弟”这个词做小标题，以突出陈诚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
陈诚颇受器重，在蒋介石的将军中，他是唯一被蒋介石在讲话中用中国式昵称喊作“小兄弟”的人。他与另一个人们谈论甚多的胡宗南将军是劲敌，后者是“黄埔系”的领军人物。作为委员长的继承人，他与胡也是直接从委员长那里接受命令的人，而无须经由作战部部长何应钦下达。
陈诚备受青睐的原因是他总是吸引着人们注意。他是中国最有政治抱负和野心的将军，在黄埔军校期间他就把自己的战车和蒋这个明星绑在一起，随后，他一步步青云直上。他在1926年蒋的北伐战争中声名大振。此时，他与妻子离婚，由委员长安排，他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谭延阊的女儿结婚。
不过，陈诚同样是一位具有军事才能的军人，他的能力十分出众，因此蒋才挑选他来守卫三峡——也即守卫重庆。去年夏天，宜昌失守后陈诚备受诟议，指责他的战术不当导致丢掉这一关键城市。于是，他放弃在重庆担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的舒适条件，抵达前线，公开发誓，不夺回宜昌，绝不回去。（《时代》；1941年6月16日）
时间是无情的，许多年过去了，《时代》关于陈诚个人的报道似乎已显得不太重要。我更感兴趣、觉得对历史叙述更重要的，则是关于当时中国军队状况的报道和富有文学性的生动描写。
《时代》写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战线、最古老的战斗、最巨大的主角，并不为人所熟知。
人们都知道日本军队不缺乏出色的战地指挥官、不同级别的军官，而且装备精良。但是，相对来说，人们对中国军队情况的了解则相当少。因为在中国，外国记者为数不多，且觉得必须守着大城市才能抓到新闻。中国的官员对前线情况也不熟悉，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是呆在重庆。除非坐飞机，不然从重庆前往前线需耗时多日。但中国没有飞机可供旅行，甚至外国军事观察家几乎也难以抵达前线，无法向国呐发回战争的现场目击。（《时代》，1941年6月16日）
的确，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无论国民党军队或者共产党军队——少为人知。来自中国的战况，总是中国军队在溃败，一个一个城市在沦陷，尽管在抗战初期的1937、1938年曾有过激动人心的时刻，但之后中国的艰难、军队的坚韧少有报道，史沫特莱就曾这样为之忿忿不平：
长达三年之久，中国军队一直被许多外国人所轻视。他们说，中国不能打仗，中国的将领腐败，中国的士兵是不识字的苦力或者只是些孩子；中国的人民愚昧无知；对于伤兵的照料令人厌恶。有些指责是正确的，有些并不正确，但是几乎全部都是由于未能理解压在步履踉跄的中国肩背上的可怕的沉重负担而产生的。（《中国的战歌》，第509页）
《时代》此次所为，显然在改变史沫特莱所指出的缺陷。
中国军队目前散布在从长江到缅甸公路之间的艰苦战线上，这是一条长达两千英里的链状战线。他们在艰苦中已经驻扎了将近两年半了。这一长链般的战线的生存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举世无双的、也是最落伍的战斗形式——长达三十个月的沉闷的阵地战。中国著名的哲学家一辩论家林语堂上个星期写道：“既然日本差不多每个月都在说有收获，那么，为什么两年半以来他们总共只推进了还不到二百五十英里？”
日本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太大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它如此丰富的人力资源。中国有五百个师，总人数超过三百万（与德国军队人数相当）。（中国共产党军队目前没有与政府军队并肩作战，而是在日本战线的后方建立游击区。共产党拥有三个超级师，每个师人数达四万人，另有二十五万非正规军。）
中国不为人知的军队的兵力充足、有能力、士气高涨，可以弥补军备物资的缺乏。中国军队士气之高，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的坚强决心，在1941年，世界上没有任何军队可以相媲美。假如有机会向中国士兵提供军备，他们能保证履行使命。（《时代》，1941年6月16日）
这期《时代》关于中国的报道，应该也由白修德主笔。仍是他的一贯风格，如同在讲述一个娓娓动听的故事。他从一包大米在重庆码头装上船运往宜昌前线开始写起。在叙述这一运输过程中，中国军队——主要是宜昌前线保卫三峡的第六战区的部队——的方方面面被文学化地描述出来。
一包大米历经艰辛被苦力送到了前沿阵地：
在最后一座山顶，苦力可以纵览宜昌前线全景。他的四周是中国有战斗力的部队：机关枪阵地由步枪群队掩护。往下，是一条条战壕，巧妙地用绿树枝、土堆、移来的麦子做掩护，地下掩体里弥漫着臭味，那里二十四小时都挤满着浑身气味的士兵；再往下，是竹篱笆、木栅栏和地雷阵，最后二百码是无人区。对面就是日本人的阵地——铁丝网、坚固的掩体、混凝土碉堡。整个场景相当安静——其他时间安静得苦力能听到田野里的蜂鸣，除了每隔几分钟从日军阵地后方传来一声轰隆，那是日本的大炮在发射。
到7月7日，这场战争在中国已经激烈进行了四年了。为期四年的战争，带给中国许多痛苦，但也使中国学到了很多。对于一个其军队的军官素来以善于敛财和尔虞我诈而非掌握军事技能著称的国家来说，中国已经涌现出了具有才干的、一流的军事指挥官。
世界上还没有一支军队的军官，比蒋委员长损失惨重的部队的军官还要年轻。蒋委员长五十三岁，陈诚四十一岁，陈的前线指挥官三十四岁。在这些师里，很难有年过四十的军官，甚至校官通常只有二十几岁。
这些娃娃军官是坚强的娃娃。他们整洁如保养良好的枪支。按照中国的标准，他们身材魁梧，休息时情绪放松而快乐，作战时则勇猛无比。他们身先士卒。带领部下攀越山峰，与他们相比，大多数体胖臃肿的美国校官们简直毫无战斗力。
在将近四年的战斗历程中，这些年轻军官已经熟练掌握了野战技巧——悄然无声地撤退，出其不意地集中埋伏，仅靠野菜生存。尽管缺乏军火，但他们仍然懂得何时使用、如何使用它们。
中国的军队除勇敢外还有一点：忍耐。当食物匮乏时，他们每天哪怕只有一磅大米——这一数量仅仅只够维持生存——也能坚持数月。整个冬天，他们一直穿着薄薄的棉军装抵御寒冷，绝大多数人没有鞋子，但也能于情况紧急时每日行军四十英里。他们每个月的报酬只有六十五美分，其中几乎一半要支付出来。另外，他们还得忍耐失败和失望，尽管如此，他们从未丧失过信心。（《时代》，1941年6月16日）
显然，卢斯希望用他的刊物，使美国民众真正认识四年来一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独立作战的中国军队，要他们从这支被讥讽为“农民军队”的身上，看到一个民族不可能被征服的精神。因此，由白修德主笔的报道，读来荡气回肠，它无疑是对几年来为国捐躯、为国浴血奋战的中国军队的官兵们的礼赞与讴歌，对中华民族而言，他们都是永远的英雄。读当年的这些报道，我看到了久被忽略和淡忘的历史一角，重新触摸到一个群体在战争烽火中跳跃的生命。这是烽火中的传奇，属于中华民族的生命，理应融入几千年的历史之中，让后人感怀，让后人景仰。
《不为人知的军队》——《时代》1941年用的是这样一个标题，而今天，或许可以用这样一个标题：《不应被忘记的士兵》。
三 “这是一个美妙时刻”
在卢斯结束重庆之行两个星期后，1941年7月19日，另一位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美国人乘坐飞机来到了重庆，他是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他随身带来了一封罗斯福总统写给蒋介石的正式信函：“非常高兴地向您介绍欧文·拉铁摩尔先生。他精明能干，了解并完全赞同我的基本政治立场。相信他的建议会对您有所裨益。我和他一样十分清楚，作为您的政治顾问，他将只服务于中国的利益，并完全地效忠于您。……”
拉铁摩尔和中国的关系，与卢斯有相似之处。他虽非在中国出生，但不满周岁时就被父母带到中国，他们是在上海、保定等地中国学校里讲授英语的教师。拉铁摩尔在中国长至十二岁，然后去欧洲读书，十九岁时又返回中国。他精通汉语、俄语、蒙古语，是有名的中国通和远东研究专家。在世界局势日趋复杂之时挑选他来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可见一直奉行中立政策的罗斯福，已经在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太平洋战争做准备，他开始意识到加强美、中军事沟通的重要性了——尽管这一改变姗姗来迟，也远非卢斯乃至蒋介石所期待的力度。
不过，变化毕竟来了。
如卢斯一样，拉铁摩尔从香港前来重庆，乘坐的飞机也降落在珊瑚坝机场。时至七月珊瑚坝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