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又称先秦诸侯有互相赠送织工的事，又对田鬲的鬲解释得甚多。但赠送织工不过像秦朝的征发遣戌或汉朝的移置豪右大族于关中，可被征调迁移的亦并非即是奴隶。 而鬲则是只耕种王室的田，供祭祀粢盛的，故天子赏赐宗室大臣五田十田，连鬲若干人，隆重之极，要专为铸一只鼎来记明这回事。这鬲即或是奴隶，那亦只与奚一样，是王室的奴隶，而与民间的产业无关，所以这两个字在别处少见，诗经里没有说到奚，农夫亦只叫农夫，不叫田鬲。
这里我们是要来举出三件事，一件是战国时的杀降卒，白起一次即坑赵卒四十万人，西洋古代没有不保存俘虏来做奴隶的，中国彼时却因不是奴隶社会，俘虏用不进生产劳动里去，受降了来无用。又一件是诗经里讲稼穑畜牧渔猎建筑，那样的热闹兴旺开心，而西洋则荷马史诗里惟有英雄向牧家奴或牧羊人问路探消息，乃至莎士比亚及歌德的戏剧小说及诗里，亦惟有地主贵族邂逅牧女或农女，结果发见她原来是一位公主的罗曼史，都没有讲如何耕地割麦牧牛牧羊筑室上梁的，这便因他们的真是奴隶社会与农奴社会，奴隶主对劳动只有冷淡轻蔑与遗忘，而奴隶则憎恨劳动，人人皆对这样的事无好感，而中国则因不是奴隶社会，才对劳动有如此普遍的亲情。第三，中国人顶天立地，称为天地人，不屈伏于神，那种平等自在亦决不是奴隶社会所能有的。再说一次，奴隶社会之后必有农奴社会，中国则因没有过奴隶社会，所以亦没有农奴社会。中国没有过农奴社会，是连考证亦不必考证。 中国史本来无须这样多考证，更无须乎议论，西洋的古国如埃及巴比仑等要考证，是因为已经劫毁，还有新石器时代以前的亦要考证，是因无文献，中国则文献具在，未曾中断过。 西洋史从希腊罗马以来，对原有的文献有考证亦不过是补缺，没有怀疑到他们的历史的本格，来根本翻案的，中国却民国以来的史学家讲疑古，只因他们必要以西洋史来范围中国史，才要这样以考证来把中国史的本格翻案，这就出了考证学的限度，而他们乃又以议论来指挥，索性连考证学的清白亦丧失了。
历史的事，议论犹可，而他们的乃是批判，如“十批判书”，如“我对于先秦史的批判”等等，实在连笑亦不好笑。但历史到底亦不受法官的批判或人民法庭的裁判，倒不如凤阳花鼓的“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只是说说道道，由听的人怎样去想都可以。以下我就来从头说起。
却说汉人当初来到黄河流域，此地虽不及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的肥沃，但是平均而广衍，不受幅员的限制。它的肥沃程度，恰好是你肯做有出息，不做就没有出息，你以劳力给与土地，与从土地取得收获，皆可以是无限制的，没有劳而不获，亦没有不劳而获，是如此的取与给为一，给予一分部取得一分，如嵊县戏玉蜻蜓前游庵的唱词：听你说，姻缘不结子咳难添，据我想末非是神圣之灵验，原是世人的劳哇力，你何用敬重在神前啊。
即是因为有人的可靠，所以没有宗教。
黄河流域的广衍，更是可以到得建立天下世界而不受土地的天然限制，各种产业相互间及各地产业相互间皆可保持和谐，而为全面的平等发展，故不堕于西洋那种杠杆力学的经济规律，而出现的是井田。
井田是按照当时的生产力，计夫授田，农有农田，牧有牧田，猎称田猎，亦在授田之列。工贾亦受田，由同井同邑的人助耕，而工贾则以其器物相报。工贾多是散居在井邑，少数居在都市的，亦前后门开出即是田亩，可以照应得到农业。 中国人家庭的庭院这样普遍，其先即因都市亦由井田而成。彼时工贾亦为农夫所养，但不是原始共产社会那样的。井田是已有私产了的。已有私产亦能这样好，此即是经济的规律已被涵养在文明里，而为文明所持了。
井田不可拿来与原始共产社会联想，因为决不能有了天子之朝廷而尚是原始共产社会的。它亦非集团经济或自给经济，因为已有私有财产，已有通行无阻的商业。 井田虽土地公有，但自十八岁授田至六十岁还田，亦等于终身有之，如同私有，种作及收获时虽众人一齐出动，满田畈有人击鼓发号令，亦是各种各的田，各人收获各人的，并非几千人排在一起耕，或收割，然后又来分配，像原始共产社会或现代共产社会的集体农场那样的。
商业则见于周礼，大市日中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走卒为主，但这不是原始，因为当时周朝已经很繁盛，而是众产业皆生在一起，且又没有土地买卖，故商业亦不凸出，商业倒是惟保持众产业的空气流通。盐铁论“夏后氏以玄贝，周人以紫石”，货币这样幼稚，并非当时的商业微小，而是因不发生商业资本主义。 一部周礼有如此巨大的灌溉工程，及繁密的人事制度，朝聘会同及命将出师所能动员的物力，此即可见当时产业的活泼运转不全靠商业的机能。可是当时的商业亦并不小。
井田从黄帝时起或还在黄帝之前已开始渐渐形成，至周末为止一直延长兴旺了二千多年，它不但是一种经济制度，而且即是文明自身。世界各民族多有五伦，但惟中国人家能演绎出五常，即因中国人家是为井田所养。 井田每份人家有田场种作，有蚕桑有木材，有鸡豚狗豕鱼鳖之属，而且与百作工匠都生在一起，此即每一份人家皆是一个完全，推广到井、邑、遂、同、禹域九州，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只是这井田的图案，而文明亦即在于这井田的作息，及养生送死男女衣食器物之美。
周礼那么多王官其实亦是民，政治几乎都是经济行为，而且职司的界限划分得不严，因各部分皆是个完全，只是职司而无所谓政权。乃至政府与民间的界限亦似有似无，因为政治并不是统治。中国的政治两字，政只是事，而治则是太平的意思，即非经济统治政治，亦非政府统治人民，没有所谓下层建筑是上层建筑的基础，上层建筑是下层建筑的反映这种区别隔膜，而且从西洋那种诸势力关系作成的支配与被支配，决定与被决定的杠杆力学所作成的历史规律全解脱了。
中国历史的性格是从有井田时已经成定了，其后至秦汉虽废井田，亦只如欧氏几何学之后更有非欧几何学，是翻新而非否定。以至于今，中国人对于西洋的东西可以如庄子游于濠上而知鱼之乐，而鱼则不能晓得庄子。
财产制度的问题，中国是井田时已私有，而这私有乃是私情，如在一个大的风景里，觉得携手同行的人更有一种亲爱，对贴身穿戴的衣饰更有一种欢喜，虽然那人那衣饰亦是生在一个大的风景里的。又如遍路桃李花，人要折一朵插向鬓际，这份私情原来非常好，而亦即是在财产方面可以私有与公有不起冲突。井田的私有是份有，故知足无求，大而至于有天下，亦是“舜有天下而不与焉”，不是一种权，一种干涉的有，所以亲切而慷慨。
西洋人的则是霸占，中国人能有而不占，西洋人却占而不能有。日本军曾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当时并不觉得失去了，不过沦陷而已，照常有著它。现在遭著共产党这样的大劫，以为中国民间要什么都没有了，可是仍旧有，仍旧很大方。而西洋人的占有则不能这样的遍在自在，又常会失去，故西洋史从来诸行无常。私有公有是总要能有得好，怎样的革命，若只把私占变成公占，予掠夺者以掠夺，则狼群及蜜蜂蚂蚁社会亦共产，有何好呢？
财产制度私有公有的变化原是极自然的，惟私占公占的革命才必行于阶级斗争，而且要说是为了提高生产力与合理的分配。野蛮人才是生产第一主义，而且那样严肃的在分配，又时而把抢劫亦当作是生产与分配，而如何处理这生产与分配得来的东西则只是茹毛饮血。文明人是更要使生产成为美，而且使生产品在使用时成为美。
若知使生产亦成为美，则今日的工厂与机器必定还可以更好看，而劳动亦可以更有喜乐，经济制度将不只是取决于劳资双方的权利之争，而以一种更高的标准，即人情物意之美来衡定，生产不应只是生产关系，却是还要有好性情的。中国向来即学徒店伙亦分得红利，雇主与被雇，一是东家，一乃西宾，过年还分压岁钱，不为别的，只是做人的道理如此，只为叫大家也欢喜欢喜。
生产亦不应只是生产力，却是还要有德。生产力只能作成有限的价值，即等于其加进去的劳动量，而这劳动量是根据生产力的平均高度以时间来计算的。但如铸日本刀，必要斋戒沐浴正衣冠，至心诚意的打，才能打出宝刀，这即是在有限的值之外更赋予了无限的值。这似乎太慢，可是亦有可以快的。我亡命温州时，爱玲从上海取道金华丽水，千里迢迢来看我，两人同去街上走走，沿街有个纺纤工场，就站在窗口看女工织布，那女工襟边佩一朵花，坐在机杼前，只见织的布如流水，好像她的人是被织出来的，真真的如花美眷，如水流年，回到旅馆里，爱玲打算把它写出来，先记下杜甫的两句诗、香稻啄余鹦鹉粒 碧梧栖老凤凰枝果能一代的人皆清洁爽朗，有风和日暖，是机器的生产亦可以无限潇湘的。
而且亦不必太快，今日的问题倒是生产力的速度要慢亦不能慢，将来发展的限制不在机器，而在人到得忙不过来，高速度的世界必有一天破灭。骑脚踏车与下围棋皆要快容易，要能慢才是难，而文明则正是要能缓，如钱武肃王简淑妃、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凡有一个大的境界，乃无高速度的感觉，火车在隧道中驶过才觉得快，而飞机在天空，火车在大平原，则惟见日月静好，山川回环。 中国在井田时代及其后秦汉到清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