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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机会，下次我一定要赢。”后来，邓亚萍又表示不能以这一场比赛来判断她和何智丽的实力。她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这么说：“判断一个队员的水平需要通过长期的训练和比赛，不应从一场球来定高低。论拿世界冠军的次数，何智丽远不如我和乔红。我已拿了六次世界冠军和两个奥运会冠军。”在广岛观战的中国乒乓球界人士刘伟说：“小山智丽今天发挥得真好，我认为她今天已达到一九八七年获世界冠军时的水平。”
“我很惊讶何智丽的水平能恢复这么快。我想，在海外的中国选手大概分两种类型：一种见了中国选手手软，心气提不上来，这也许是‘古老’的心态；另一种是见中国选手就拼命，这是“现代”的心态。无论如何，他们的心态一定很矛盾。
随着社会的发展，‘古老派’也许越来越少，但我也许永远是‘古老派。
现任中国兵乓球协会副主席、中国国家体委训练局局长、原为乒乓名将的李富荣，这样评价何智丽的胜利：“这场比赛，邓亚萍的失误过多，是她失利的一个主要原因。”李富荣还说：“连小山智丽都要输，这说明我们训练中确实存在着问题，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赛前我们对何智丽估计不足，她的防守比在国内还好，三十岁的人能恢复到这样的水平不容易。她的训练练条件不如我们。出去那么多年还赢不下来，说明什么问题？中国女队长期缺少强手对抗，训练单调，没抓新东西。过去我们认为有乔红、邓亚萍双保险，现在看来有了危机感。”李富荣从广岛回到北京之后，又对《光明日报》记者罗京生发表谈话：“中国女队过去一直优势较大，但在今年亚运会上，邓亚萍、乔红都负于小山智丽，这说明人家进步很快，中国女队现在已无太多优势。”
作为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的原乒乓球名将徐寅生，对何智丽之胜发表谈话说：“我看这样的结局没什么不好。日本乒乓球很久没有兴奋过了，以此来促进一下你们这项运动的发展，是会有好处的。”以上来自中国乒乓球界的种种评论，大体上是：第一，承认何智丽的胜利；第二，由此对中国乒乓球界进行反思。
内中，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蔡振华谈及了敏感的问题——何智丽从“队友”变为“敌手”。蔡振华说
“她们过去曾是队友，教练把技艺无私地传授给她们，但现在其中一位调转了枪口，让人很不是滋味。我们现在要从长计议，自身在技术上不断创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不要纠缠于‘过去是队友，现在是敌手’这种初级问题上了。”在中国体育界，以中国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对于何智丽的胜利所作出的评价最为热烈、最为中肯。
那是在十月十三日夜里，由于许多上海读者对何智丽代表日本队打败中国队的乔红、邓亚萍表示不解，上海《新民晚报》记者张德祥拨通了刘吉的长途电话，请他对几小时之前何智丽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发表见解。
刘吉非常坦诚地说：
“读者感情上有点受不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大家都必须面对这个现实。何智丽嫁给日本人，加入日本籍，代表日本打球，这是法律允许的。也符合比赛规定，无可指责。何智丽已经三十岁了，还能战胜我们正值盛年的名将，这是很不容易的，她的那种拼搏精神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刘吉充分赞扬了何智丽的拼搏精神。他说：“武松打虎才是英雄，如果打猫，那就不是英雄了。输了球，不能怨对手，而应该找自己的不足。小山智丽这个年龄还能过关斩将，这说明中国乒乓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从中国体育界人士以上的种种言谈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何智丽夺魁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在事实面前都承认了何智丽的高超球技和可贵的奋斗精神。不论是中国体育界的领导，还是教练、运动员，他们所发表的公开谈话。应当说是得体的。
然而，就在何智丽夺冠的消息见报之际，一场舆论纷争也就在中国报刊上激烈地展开了，掀起了一番风波……中国报刊掀起轩然大波何智丽新的胜利引起新的风波，这番风波集中在何智丽已加入日本籍，她所代表的是日本队。
尽管中国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表态：“何智丽嫁给日本人，加入日本籍，代表日本打球，这是法律允许的。也符合比赛规定，无可指责。”然而，中国众多报刊所指责的，恰恰是这一点。
《北京青年报》专门展开了“如何看待小山智丽的挑战”的讨论。编者为这一讨论所加的按语，道出了满城议论何智丽的原因所在：“小山智丽代表日本，打败了代表祖国的邓亚萍，掀起了体育内外的轩然大波，太多的人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了，他们说，这是一种‘背叛’……”但也有人说，体育就是比赛，比赛就有输赢，打败对手，是每一个运动员的天职。况且几年前又有着那样一场风波，何智丽是在受了委屈之后，才成了小山智丽，才有了今天的代表日本……“这是个很有说头的话题。”
正因为“这是个很有说头的话题”，所以一时间中国报刊上议论纷纷，对何智丽褒贬不一。
其实，不论褒也罢，贬也罢，这表明何智丽成了亚运会的“明星”，成了人们最为关注的运动员。
中国天津的《今晚报》，发表了这样的报道：“何智丽在战胜邓亚萍夺得亚运会女单冠军后，神情颇为傲慢，亦很激动，令当时在场的几位中国人甚是不悦，暗地里斥责其为‘汉奸、卖国贼！’”于是，斥责何智丽为“汉奸”、“卖国贼”，便公开见诸于中国报刊。
广州的《羊城晚报》猛烈抨击何智丽，自十月十四日起，一连三天发表报道：
《何好之有》；《令人恶心的表白》；《数典忘祖，引来公愤》。
内中，《羊城晚报》记者苏少泉还发表了报道：《祖国培养了她，她却忘了祖国——小山智丽（何智丽）其人其事》。这篇报道历数了中国对何智丽的培养……
《羊城晚报》以“读者纷纷来电抨击何智丽”为题，刊载许多读者来电，称何智丽为“反面教员”。
《北京青年报》发表署名“何东”的文章，用小品文笔法，对何智丽进行尖刻的抨击。
有趣的是，有人竟指责何智丽为“竞技场上的吴三桂”。
吴三桂，叛变明朝、引清兵入关者也。可是，中国的年轻人不知吴三桂为何许人，居然闹出了笑话。
安文江先生写了《吴三桂是汪精卫一伙的吗？》一文，发表于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南方周末》：“有感由于小山智丽（何智丽）被指为‘竞技场上的吴三桂’，我在去年十月三十日《南方周末》上发表了篇《他们都是吴三桂？》，却有我所教的大学生问：‘吴三桂是什么人？是汪精卫一伙的吗？’问得我哭笑不得，好在他还知道有个汪精卫。”
在对何智丽的一片谴责声中，也发出截然不同的声音。
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发表“阿昌”的《由吴三桂想起》一文，颇有见解：看到广岛亚运会的圣火渐渐熄灭，我突然想到，要贯彻中共中央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就出版界来说，任务是十分繁重的。
也许你会感到突兀，还是让我慢慢说来。前几天翻阅报纸，看到一位资深人士写的评论小山智丽（何智丽）战胜邓亚萍这场球的文章，作者在文章中竟把何智丽称作吴三桂，不免令人倒抽一口冷气。
吴三桂何许人也？他是明末引清兵入关，又为清兵先驱，镇压农民起义的一位官员，很久以来，人们都把吴三桂作为“卖国贼”的代名词。如今将何智丽比作他，实在使人吃惊。说实话，那场球的实况转播我也看了，当时只看到小黄球你来我往，乒乓艺术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实在令人赞叹不已，心中丝毫没有愤慨之情。看了这篇文章，我心里不觉纳闷起来，问是不是自己的“思想感情”出了问题，否则怎么会连“吴三桂”也恨不起来？“斗”了半天，还是百思不得其解。外国籍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文艺等等领域中有了成绩，我们都引以为荣，杨振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谁也没有责怪他们在为美国争光，为何唯独体坛上会出现这样的议论呢？想来作者不会重开“文革”期间的“帽子工厂”、一定是不了解吴三桂是何许人，因而造成了比拟不当。正因如此，我觉得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出版界应多出版些介绍各种历史人物的书籍，这样也就不会出现比拟不当的问题了。
当然，就这场球而言，也不是不可以议论，何智丽为何挂拍，她是怎么会去日本的，等等，都是可以深思的。
上海《新民体育报》也发表白子超的文章《用不着激愤》，指出：“愤怒的部分群众大骂何智丽是‘罪人’、‘汉奸’、‘卖国贼’太‘言过其实’，太‘上纲上线’。说体育维系着民族感情和国家尊严，可以，但体育毕竟不能和政治、战争划等号。……我觉得，我们的一部分同胞感情还比较狭隘，心态还比较封闭，眼光还比较短浅。不然，我们怎么解释‘宁愿外国人拿金牌，不愿曾是中国人的外国人拿金牌’？我们怎么解释‘欢迎外国专家帮中国，反对中国专家帮外国’？……何况，何智丽等人远走他乡，除了个人感情因素，还有其他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原因。起码，何智丽当初是准备到奥运会上一展身手，为国争光的，但她的资格被错误地取消了，于是她才心灰意冷。我坚信，何智丽拿了广岛亚运会金牌后，心情不会很轻松。事情是复杂的，简单的激愤不但不一定公正，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