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他的心事一定比安坐着的成年人新奇和波动。“只有等死的人才如此无动于衷”，后来，我看到了一些垂垂老矣的人如石头一样，眯着眼半日不动，任风吹拂，我就不恭敬地想说这句话，一个人离解脱的时日，近了。
有一些人注定要离乡背井，到更广阔的空间接受风雨的扑打。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谈论起来，充满着自豪和骄傲。而后，逐渐起疑甚至颠覆了整个信仰的基础。
如果没有这一段经历，自己也成为一个农民，也许我对于底层的生活状态，永远都停留在教科书的段落里。
如风一样的忙碌，在这块贫瘠穷困的山坳里，世代品咂着地气的荒寒，还有地脉的衰弱。孩子很多，与长夜的无聊有关，土地却一直长不出旺盛的庄稼。如风般穿行于山间地头的男女，似乎歇下来就是一种罪过。贫穷使人的行为划为两极，不是绝望罢手，就是倾尽全力，捕捉星星点点的可能，这也是人生一种十分细微求生的功夫。在秋风扫过的田野，卸去重负使田野分外辽远，总是可以看见有人低着头，注视着脚下一尺见方的土地；或者以谦卑的姿态蹲着，手扒拉着。这片田地不久前收获了稻谷和红薯，即便饥饿使人相当的细心，也会有些许遗漏。他们在秋风扫荡中不急于回去，就想着捡捡漏。也许地角边上有一株刚刚顶出土层的紫色薯秧子，下边连带的是一大砣的薯块。至于遗漏的稻粒，金黄色的色泽在黑黝黝的泥土中格外醒目，只要有耐心捡拾，收益总有。一个人的生存也许就是通过细微的动作来维系、通过微小的颗粒的捡拾填补空缺。寒居的人把一切有助于养生的颗粒看得很大，生活的坡度很陡，正是这些细小的颗粒使他们能够蹒跚地走过去。
我惊奇地发现，在每一家谈不上有什么财物
的居室里，土墙都砌得分外地厚实。这里什么都缺，惟独不缺泥土，这使他们建造一座遮风挡雨的房屋时，什么都简省了，而筑墙的泥土在使用上却格外地上心。墙体宽厚，是用三合土夯就的那一种，这几乎是整个山村建筑的复制——对于长年劳作在山野中的人来说，回到家中能够很安稳地睡上一觉，这种念头本身是很有实用价值的。在外人看来，没有什么财物却如此重视墙面的厚实，他们一定是十分看重自己的内部需要的。当城市的居室为了采光，多处设置窗户，甚至客厅的墙就是一整个落地玻璃，我发现这里的房屋拒绝开设窗口，如果不是为了进出，恐怕连门的设置都要取消。这是一个令人沉重的设计——什么都浸透在黑暗中。有好几次从外边进入，眼力完全消失，好一阵，昏暗的居室才显出层次，显出坐在木板床上的一个老媪。除了上好木料做成的床、桌、椅之外，那些囫囵一团的咸菜缸、酸菜缸、酒坛、便盆显出轮廓。在这个闭锁的白日里，气味发酵、膨胀、熏染着屋内的竹木制品，连一小条细微的裂缝，都藏匿着浓郁的气息。这些气味助长了主人恬然入梦，抵达梦境的美好深处。在农家宅院里，没有什么是过时之物，什么都可以利用，因此垃圾尤其少——草木灰满了，掏出来就是上好肥料；菜头菜尾，可以作为猪的食物，甚至一切用具，都是竹木制成，避免了功用之后难以化解。我见过几架失去利刃的犁耙，完成使命后静静地靠在后院里，像书生用秃了的一杆毛笔舍不得丢弃，把它插在笔筒里。
饥与寒，是精神与肉体不堪忍受的两种感觉，国歌的开头就点出了它的严重性。它们总是如影随形地交合在一起，成功地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我对这二者的体会是切身的——当一个人在果腹的要求得到满足的时候，他的寒冷度就相对降低一些；同样，一个不受寒冷的人，即便饥饿，也不至于使他失态。可怕的是这群在寒风中抖瑟的人，同时被饥饿占有。风中的人尤其清瘦、干巴，缺乏神气。人们终日劳作，就是要驱散饥饿的感觉，这种感觉的不堪，在于它易于瓦解人的灵魂、意志，不再情愿按正当途径生存。勤劳致富从理论上说是不二法门，但它隐去许多必须具备的条件，只是孤独地凸显了勤劳。事实证明在一些地区，如我生活过的山村，勤劳致富显出了苍白的色调，多少世代勤劳的农耕人家，始终与饥寒并行，勤劳无法改变命运，如同风，撼动不了一方顽石一般。一些老者在我眼前走过，都有一种被风干了的感觉，皮肤古铜色，点缀深深的老人斑点，骨架突出，被皮包着，皮在没有骨头的地方低陷了下去。他们的上一代没有因勤劳而致富，到了他这一代，衣食住行全无改观，只是劳作依旧，内心的渴望更加强烈。上一代到下一代，几十年的过程里毫无转机，没有谁从这一代代空手而归的行迹里深究内心的隐痛。在我呆到第二年的时候，整个田畴上的周期轮回了一趟，整个劳作的程序、手法也过手了一遍。周而复始，从熏风南来，新燕啄泥到北风劲吹，剖骨刮肉，这个现实的周期摧毁了我许多毫不奢侈的理想，甚至要效仿那些无法抵御饥寒逼迫的青年铤而走险，怀抱危险毁灭的倾向，要迈出去，只是瞬间。我只能庆幸，这些几代人一直忍受下来的农家，以自己的忍受贫穷、困苦的耐力，使这个社会得以稳定。他们是社会底层最稳定的基础，胆小、本分、守成，还有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软弱，已经不是当年陈胜吴广之辈的血性。这也使人越来越无视他们的生存，征敛越发重了。在共同生活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和这些山村父老迎风而走，艰辛从风中穿过，随风飘散。
迎风而走，登上高山。一夜狂风扫荡，满目都是摧折的枝条，还有白生生的茬口。越是高大挺拔的树木，越是不能避免，树大招风，这是一个自然现象，也是一个社会现象。青松是那个时代人格的象征，看到青松就会想起它的兄弟——腊梅和翠竹，这些寻常之物，直到现在还多多少少地代表一种正气凛然、宁折不弯的力量，它们具备了与另一股势力对抗的品质，甚至不在乎自己的毁灭。在一个充满教条的灌输时代，松树无疑是最为直观而感性的喻体，在山村里举目都是，而在城市里也得到了大量种植，似乎要把人都培养成松树那般的人格，才是这个时代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个人挑着柴担，站在狂风扫过的松林里，一种自我保全的心理占满了全身。如果一个人不本能地思考这一点，人生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事实上，一代又一代村民也是怀抱一点可怜的全身心理，生而为人的喜悦，冲淡了他们对于粗粝、贫瘠生活的埋怨，忍辱负重。一个完全是民间哲学家的老农让我看看摧折大树下的茅草，这么强大的力量，茅草由于和顺、柔软，毫厘不损。刘禹锡说得好：“风行草偃，其势必然”，低低头又怎么样呢？在一个崇尚青松的时代，很少人注意这一点，甚至不往这方面思想。山村生活使我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观，所谓的原则、气节、格调、境界都是人定下来的，你认可了才有价值，不认可，它什么都不是。在做一个有原则的人之外，我们还应该做一个灵活机动的人。生存更需要灵活，而不是原则。我看《晋阳秋》，书中说：“大康以来，天下共尚无为，贵谈老庄，少有说事”，为什么少有说事，玄说玄远，云遮雾罩，而一说事，则要触人之是非，这就危险了。所以《安身论》说得透彻：“崇德莫大乎安身”。士人们如此，具体到一个农耕人家，远离原则实属正常。他们处在一个变数很小的空间，充满了天意的生态圈，古今同调，只是人事已非。人与天是无原则可言的，水田中的人生对于天就是顺和，干旱或洪涝时节还须苦苦祈求，从鲜亮清新的村姑到皱纹满脸的老妪，一辈子能坚持住什么？人的本性中都会有一些与生俱来的血性，不愿过苦日子，不愿低人一等，更不愿子孙循旧辙家道中落。如今，已经降到了最低的限度。一个人不时修正自己的处世原则也无可非议，毕竟生存为大。
比起挺立的青松，我还是更喜欢青松脚下切实求生的小草。
这段时间里，我反复读的是一本从老乡家中找出的竖版魏晋诗集，前后数页已经被撕去卷了土烟，剩下中间薄薄的一部分。很凑巧，阮籍的几十首《咏怀》不曾损伤。在乡间的黄昏，在黄昏时的风起，一个人坐在村尾的老樟树下，随手翻动几页。阮籍的愁苦，有许多愁苦都付与黄昏，写着黄昏时日益加深的忧思，还有黄昏的风带来的悲凉：“回风吹四壁，寒鸟相因依”。时代相差那么远，个性也截然相反，那时的风却一直能够吹到现在。在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村子里，日子更遵循质朴、简单，表达更趋于寡语、沉默。罗伯特·勃莱说过：“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的确如此，“稻花香里说丰年”，一点好的先兆就让人易于满足，嗅着花香，似乎看到仓廪金黄堆满，却不知离归仓的这个过程中，会有多少变故。
我从风中的山野来到这个省会城市，已经二十六岁，又高又瘦如风中之丝。命运发生了改变，不必再迎风兀立或者逆风而行。一个从山野中回来的人，现在会在城市的茶艺居里，安闲地品着功夫茶，回想着原野浩荡无边的风群。许多人可能记住了其他更有价值的片段，因为记忆是私有的，储存和忘却存在着万千个差异。使记忆的价值产生不同的比较刻度。城市是乡村的怪胎，许多的空旷越来越紧密地被高层建筑挤占，似乎不占尽空间就不足以称城市。一座高大的建筑就是一面挡风的盾牌，盾牌多了，激荡的风难以穿越。城市闷热起来，蒲扇已经消失，电器降温设备在炎炎夏日的居室里制造着非自然的情调。有时也能巧遇故旧，当我放弃大路钻入小巷，风突然旋转而至，皮肤准确地判断它来自高空或者原野。即使城市生活久了，皮肤的感觉依旧，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