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去的时候我和高小菲不在一个车厢里，但我还是遇见了她。在火车的连接处抽烟，我用打火机给高小菲点烟时，我注意到，高小菲的手指骨节粗大，纹路很深，好像永远也洗不干净似的。高小菲就用她那只分明是劳动人民的手，不紧不慢地吸着她的白摩尔。在我看来，只有那种白皙的纤纤玉手，夹着细长的白摩尔才和谐，才优雅。那支白摩尔夹在高小菲的手指间算是白瞎了。
一支烟刚抽了半截，我就把烟摁灭扔到连接处的烟灰缸里，打着哈欠对高小菲说：“我得回铺上睡觉了，咱们明天再聊。”高小菲把口中的浓烟徐徐地吐到玻璃窗上，说：“哎，你来时候带的《读者》没扔吧？借我看看。”我点着头，返回车厢，把一本《读者》和一本《青年文摘》拿给高小菲。躺到铺上时，我突然想起大伟讲的关于他俩在火车上干那事的故事。说是两人批货回来，在餐车上喝了不少的啤酒，等卧铺车厢熄灯后，又坐在卧铺的边座上继续喝。下半夜大伟睡不着，醉眼矇眬地盯着对面的高小菲那张圆嘟嘟的胖脸，觉得那时的高小菲怎么看怎么顺眼，他就伸出一只手试探着在高小菲的脸前晃了晃，见高小菲没有反应，大伟犹豫着想去摸摸高小菲的胖脸蛋，这时高小菲抿着嘴无声地笑了起来，并眨着一双黑暗中愈发明亮的眸子看着大伟。这下大伟欠起身子，把双手同时伸向高小菲的脸颊上一顿乱胡撸，高小菲只是象征性地躲闪了几下，然后才往铺里挪了挪，可这更像是给大伟腾出个位置。大伟一鼓作气，干脆小心翼翼地爬到了高小菲的铺上，两人就这么憋着气，一声不吭地把那事办了。“她一直咬着枕巾来着，眼睛睁得大大的，我当时真怕她一口气上不来给憋死。”大伟的原话。但是后来，有一次大伟的摊位断货，就找到高小菲想拿点货代卖。这在服装市场里是常有的事，但高小菲连眼皮都没抬，就一口回绝了。大伟起初以为高小菲把自己忘了，就凑前一步，补充说：“高小菲，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大伟呀。”高小菲扭过脸，仍不为所动地说：“不管是谁，在我这里代卖货都得先压钱。不然你跑了，我上哪儿去要货？”大伟被高小菲呛得哑口无言，可又急不得恼不得的。从此，两人见面形同陌路，连招呼都不打。
忍不住无声地笑了起来。我是这么想的：任何孤男寡女在列车上相遇，都是比较难得的，如果高小菲是个有些姿色的女人，相信我肯定会动动凡心的。可眼前这个俗不可耐的高小菲实在无法令我产生丝毫的非分之想，尤其是一想到她那粗大的骨节，就足以抵消我对一个女人的欲望。至于我的漫不经心、不以为然的举止，高小菲是否会感到失落呢，那就不关我什么事了。
第二天中午，我赖在下铺的床上懒得动弹，高小菲走过来一把掀下我蒙在眼睛上的枕巾，说：“你也不嫌脏。都几点了，你可真够能睡的。”女人就是他妈的虚伪。难道我用枕巾蒙眼睛比她干那事时咬在嘴里还脏吗？我用手捋了捋头发，坐起身，揉了揉惺忪的睡眼。高小菲一屁股坐到我的铺位上，把昨晚我借给她的杂志随手扔到我的背包上。“快穿好衣服，咱们到餐车去吃饭。”高小菲催促我。
我本不想去餐厅，嫌那里太吵，酒菜也贵得离谱，当然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与你一同进餐的那个人。如果换成一个年轻高挑的姑娘，还用她主动张罗吗。但既然高小菲这么说了，我也不好推辞。我慢腾腾地穿鞋下地，到盥洗室简单梳洗了一番，才懒洋洋地跟在高小菲后面，低着头向餐车走去。
高小菲兴致勃勃地点了一个瓜片炒鸡蛋，一个肉炒尖椒。问我：“想喝白的还是啤的？”我连忙说：“啤的啤的。”“那好，咱们中午先喝点啤的，晚上再喝白的。”我真不明白，一个女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酒瘾。说完，高小菲冲服务员打了个清脆的响指，大声喊道：“来四瓶珠酒。”我把头转向窗外。我喜欢看窗外南方的冬景，阴沉沉雾蒙蒙的，总是要下雨的样子。在飞速流动的这种景色中喝酒，的确是件令人惬意的事情。
我掏出一支红塔山递到高小菲面前。高小菲看都没看就摇了摇她那烫着满头大花似的脑袋，然后把一盒白摩尔啪地拍到餐桌上：“我抽这个，习惯了。”
两杯酒下肚后，高小菲掐灭手中的香烟，抬起头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怎么了？”我以为自己嘴巴边有菜叶之类的玩意，就用手下意识地抹了抹嘴角。高小菲哈哈地大笑了起来，问：“听说你是大学毕业生？”我这才放松下来，将身体靠在椅背上，“你听谁说的？”“老吴，我听吴老板说的。”吴老板也是个大学生，当年念的是广东阳江师专。吴老板亲口对我说过，在他结识的东北生意人中，只有我一个大学毕业生。听得出来，吴老板对我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还是另眼相待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在裤子批发这个行当里，我只能算是个地地道道的“小户”，但吴老板并没有嫌弃我，对我还挺关照的。但高小菲提到我上大学的事，我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好像没这回事儿似的。
列车在飞驰，路基两旁的树叶欢快地挥动着。
“弄潮儿吧。”我自嘲地解释说。
“但在咱们裤子区，我还从没听说哪个是正牌大学的毕业生呢。”
“你最好别跟别人提我是大学毕业生。”
“为什么？你是怕说出去丢人？”
“那倒不是，我只是嫌解释起来太麻烦。”平时在市场里，谁要是问我某个字怎么写，我都会条件反射地使劲摇摇头。刚到“五爱”市场时，我所在的三组组长让每个摊位的业主填一份月销售表，我装作为难地说，我不会写字呀。于是，那个老太太戴上老花镜一边记下我的口述一边叹气抱怨，现在的年轻人可怎么办哟，念了这么些年书，都就饭吃了，连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不会写。我随口说，这都是“四人帮”害的，我也是受害者。老太太一撇嘴，什么事都往“四人帮”身上推，纯粹是给自己找借口。从此，每到月末填销售表时，老太太就主动帮我填写，嘴里啰嗦的还是这么几句。
“我挺好奇的，要是当初你想到大学毕业后还得出来干服装，还会选择费劲巴拉地读大学吗？”高小菲的态度是认真的。
我望着高小菲化着浓妆的宽脸盘，同样认真地回答：“会的。”高小菲端起手中的酒杯，等着我继续说下去。但我却端起酒杯，换了个话题：“你信命吗？”“信，我信命，我最信的就是命了，”高小菲夸张地大叫着说，“所谓人生，都是冥冥之中老天爷安排好的，人不能跟命争。我们只能遵从命运的领引，是苦是甜，每个人都要承受。”说这话时，连我都感到了气氛的压抑。高小菲的眼神暗了下来，像窗外雾蒙蒙的天气。我俩就这么默默地干了一杯。许是喝了酒的缘故，也许是为了缓和一下酒桌上的气氛，我告诉高小菲，我大学毕业后也是满怀热情甚至是一腔热血，踌躇满志地到某局党委宣传部当了一名新闻干事，可不久我的心就冷却了。每天我除了收发文件，就是用剪刀糨糊为领导拼凑一篇篇空洞乏味的讲话稿。领导说什么狗屁话我只能点头照办，而我的所思所想刚说个开头，就被领导越皱越深的眉头吞噬下去了。每天上班我都得提心吊胆，心事重重，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而我当年不过才二十三岁。这样的生活继续下去，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毫不夸张地说，我的清醒正是我的痛苦所在。于是，我不顾父母的劝阻，毅然选择了辞职，想靠自己的双手挣一些钱，然后，从事我喜欢的文学创作。高小菲听得很入迷，不知不觉中，神色也变得庄重、严肃起来。
这顿酒，我和高小菲从中午十二点一直喝到晚上八点，每人喝了七瓶啤酒。由于喝得较慢，我并没有喝醉喝吐，只是头有些晕乎乎的，那是种很舒服的感觉。躺在铺上我睡不着，差不多隔一小时就得起来撒泡尿。我想到，当初大伟跟高小菲在餐车上谈得也是比较开心吧。那他俩是怎么从一场开心的交谈过渡到那事上去的呢？这是个不小的难度。
同往年一样，春节后的“五爱”市场果然一片疲软。虽然逛市场的人不少，但拿货的量却是少之又少，还显得犹疑不定的。我把近一时段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吴老板的新料上，就指望它能为我挣出来这个月的费用。如果还能略有盈余，那就再好不过了。
空运就是快捷，刚回沈阳的第二天一早，高小菲就跑来通知我跟她去机场提货，每人一包各一百五十条。回来的路上，高小菲笑眯眯地问：“你觉得咱们这把货批多少钱比较合适？”高小菲的这种态度更像是在考验我的智商。老实说，这个问题我早就考虑过了，按平均每条裤子一点一三米的用料，加上十七元的加工费，成本大约在八十元左右，再算上空运费用，打天也就八十五元。我不动声色地回答：“批一百一十元怎么样？”一条裤子批发净挣二十五元，已经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利润空间了，况且现在又是这么个“青黄不接”的季节。高小菲翻了翻眼皮，然后，微笑着摇摇头。我不解地盯着高小菲，以为自己把价位定高了。这时，高小菲才平静地开口说：“我认为批一百二十元可能更合适。这两天我一直在市场里转悠，发现没有谁家上的新货能瞧上眼。那些开时装店的，在商场里租柜台的，手里攥着钱愣是花不出去。只要我们的货能让他们眼前一亮，批一百二十元绝对不成问题。相信他们绝对有这个承受能力。另外，你还记得老吴说过的话吗？他说后续布料过几天就到。如果我们现在就批一百一十元，等大批的后续布料进来了，连个降价的余地都没有，弄不好我们这趟可就白玩了。”高小菲分析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