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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小说表，比一张精美的圣诞卡更让我欣喜，虽然未曾谋面，我对戴妮的好感却是油然而生。这之后，她时有信来，要么求证一篇小说的写作年份，要么寄来一些明信片，向我描述柏林春天的风光，描述茨冈人的房子、法国南部山地上的薰衣草等等。从她寄来的照片上可以看出，戴妮脸型瘦削，目光格外的沉静。也正是这种沉静，让人觉得她的气质中有微微的“冷”，这种“冷”对一个少女来说，有如苹果上的露珠，是一种特别的美。戴妮的硕士论文顺利通过了，毕业之后，她的信来得少了，后来忽然有一天，她告知我她要结婚了，未婚夫是美国人。她说：“以后我要住在美国了，这让我的父母和弟弟不高兴。”但她以我的小说《亲亲土豆》为例，说她推崇我在那里所描述的“生死之爱”，只从心理感觉出发去体味爱情，她称“西方人一辈子都在找这种爱情”。这大约是戴妮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了。她现在是在美国其乐融融地陪伴着丈夫呢，还是仍在德国，我一无所知。但我相信，在劳碌的生活中，戴妮总会找一个独处的空闲时光，阅读她喜欢的作品。
交往了两三年的戴妮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之后，一个意大利女孩带着她满身的浪漫之气朝我走来，她叫吉安拉。二○○○年春天，我接到一封来自威尼斯的信，她说自己是威尼斯大学的学生，看过我的小说，喜欢我描述的北国风土人情，她要在毕业论文中论述我的小说。她说自己在九月份来清华大学学习两个月，希望能与我取得联系。与此同时，她在威尼斯大学的指导教师也写来推荐信。我回信告诉她，秋天时我在北京有一个新书的发布活动，届时我们可以见上一面。我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告诉她，想到接受一些采访时可能会关手机，为保险起见，又把中国作协外联部的电话也给了她。结果吉安拉一到北京，就跑到外联部询问我到北京的确切日期。接待她的钮宝国先生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这个意大利女孩太可爱了，简直是个天使！”她在外联部跟钮宝国聊得格外融洽，所以她离开中国时送给我的礼物，也都寄存在那里。
十月份我见到了吉安拉。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作家出版社在一家茶楼举行我的长篇《满洲国》的新闻发布会，我把吉安拉约到那里。她背着一个双肩带的牛仔包，穿一条水磨蓝的牛仔裤，银粉色的棒线高领毛衣，披着一头金色的长发，白净的肤色衬着那双明媚的大眼睛，唇角有些微微的上翘，很娇嗔的样子，看上去纯洁而又活泼，诚如钮宝国所言，简直就像一个天使！打过招呼，她进了茶楼的第一件事就是放下那个沉重的牛仔包，从里面一本本地往外掏着书。她跑了北京很多家书店，将能买到的我的书都买来了，难怪那包如此沉重！一些书的书页中插着纸条，有她准备向我提的问题。她还送给我一条银粉色的丝巾。我发现她很钟爱银粉色。只有内心洋溢着无限光明且又富有情调的女孩才会喜爱这种颜色。我们简单交谈过后，我先被安排接受媒体的采访，这时的吉安拉取出一个小录音机，问我她可以做录音吗。我说可以，她就悄悄把录音机打开放在茶桌上。等我接受完所有的采访朝她走去，说余下的时间可以留给她，她尽可以向我提问的时候，吉安拉看着有些疲倦的我很善解人意地举着那个小录音机说，她要问的大多的问题别的记者已经问了，她只问我两个别人没有提到的问题，于是我就轻松地一边喝茶一边和她讨论小说，不知不觉已到中午，由作家出版社做东，我们一起吃了午饭。席间，我有一次叫她“安吉拉”；她马上摇着头很严肃认真地纠正我：“不，是吉安拉。”引来同席的新闻界朋友们的一片笑声。她实在是太可爱了。
吉安拉在回意大利前，特意来到哈尔滨找我。她事先没有打电话，而那时的我已经回故乡塔河了。她在后来的信中说，她喜欢哈尔滨的冰雪，因为看了《满洲国》，她到了哈尔滨很想参观东北烈士纪念馆和731部队遗址，可惜它们都闭馆，她说很遗憾。她告诉我她留在钮宝国那儿的一个包裹，有送我的礼物。
这之后，她不断地写信来，告诉我她的论文准备到什么程度了，她去哪里旅行了，她着手翻译我的《观彗记》了等等。她的信中常夹着各种赠我的艺术卡。前年的圣诞节，她竟然空邮来一块硕大的蛋糕和一些果仁饼给我，令我感动不已。去年，她已经顺利地从威尼斯大学毕业，她寄来了毕业那天和家人的合影，吉安拉捧着一束花，笑得格外的灿烂。
我爱人去世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接电话，也无心思回复任何来信。吉安拉的几封来信在我这里也就受了“冷落”。等我有勇气给她复信，简述了生活变故后，她很快写来了信，她在开篇写道：“你现在什么也不要想，想你的身体！”这句话使我流下泪来。去年我出访加拿大，在外联部的钮宝国那里打开吉安拉寄存在那几近两年的包裹，那里面有意大利面条、咖啡和巧克力，最让我意外和感动的是，她亲手做了一个白麻布的手袋给我。手袋上绣着我的名字。她把我的签名从书中拓下来，用丝线勾勒它们。她用了两种颜色的丝线，一种是藕荷色，另一种就是银粉色了。
吉安拉是银粉色的，我真不愿意时光会抹去她身上的这种颜色，不愿意让苍凉之色在多年以后会悄悄爬上她的额头，虽然我知道时光就是如此的残酷。如果有一天她像戴妮一样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我愿意她是因为幸福而消失。
那一抹金秋的灰色
抵达悉尼的当日下午，乔伊斯基金会的艺术主任克拉拉女士就为我安排了一个媒体见面会。由于从北京出发到香港，在香港逗留了八个小时，接着又飞行十几个小时到达澳洲，我和翻译吴欣蔚已是头晕脑涨，只有一个睡的心思。所以放下行李，简单梳洗一番就去参加活动，我在下旅馆的台阶时觉得两腿发软。
那座旅馆是灰色的，不高，也就三四层的样子，没有电梯，呈圆弧形，天井里栽种着几棵高耸的绿树、一些藤萝及花草。当我们走到二楼时，迎面上来一个五十上下的女人，她穿一件灰色套头棉绒衫，瘦削的脸，淡黄色短发，手拄一根灰色的拐杖。楼梯很窄，她停下来，侧着身，满面和善地望着我们，让我们先过。当我们经过后，从背后传来了她继续攀爬的声音，那是一根拐杖敲击水泥台阶的声音，清脆，但让人觉得沉重。
吴欣蔚说：“她会不会是爱尔兰来的得奖的女诗人？”
我说：“不可能，她拄着拐杖！”
也许我在国内见惯了那些青春靓丽、活泼风骚的女诗人，所以在潜意识里认定女诗人与拐杖是无关的。
第二天，克拉拉女士将爱尔兰诗人引见给我们，她确实就是那个穿着灰色衣裳的拄着拐杖的人！她的英文名是KerryHardie，我叫她“开瑞”，我对她讲，在中文中，“开瑞”是吉祥之意，她听了很高兴。
由于我们的报告会和作品朗诵会安排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地，所以在悉尼最初的日子，我们之间的接触并不多。克拉拉女士说，开瑞身体很差，所以不敢给她安排过多的活动。她每天很早就休息了。
我们真正的了解，是在达尔文市开始的。我们一同乘五小时的夜航飞机到达尔文参加作家节。达尔文天气闷热，我和翻译被安排住在同一间屋子里，而她自己独享一间。为此，她主动给主办方打电话，为我们交涉，让我看到了她的善良。达尔文是个小城，人烟稀少，风景优美，我每天吃过早饭，喜欢坐在海边公园的长椅上，看海上的风景。海的变幻并不大，可海上的云，变幻却极为妖娆。我喜欢看那些来去无定的云。有的时候从海边归来，会碰到开瑞，她总是笑盈盈地问我：“你又去海边了？”这时我就觉得自己像一个逃课的孩子，因为我知道，即使是在旅行中，开瑞也在每天坚持读书写作。克拉拉女士说，开瑞在爱尔兰影响很大，连总统都盛赞她的诗歌，所以我曾固执地以为她是一个写“政治抒情诗”的诗人。
从达尔文回到悉尼后，我们受皮特先生的邀请，又一同来到蓝山国家写作中心。我们住在Verona，那是一座米色的二层小楼，位于蓝山中，每个房间都有工作间。澳洲正值深秋季节，蓝山上的枫树红得如火，当年去加拿大想看久负盛名的枫叶，没有如愿以偿，在蓝山却是得到了意外的回报。每天清晨，清亮的阳光和此起彼伏的鸟鸣会早早把我唤醒。我索性起床，去呼吸新鲜空气，出了门，我会发现开瑞已经起来了，她神色怡然地散着步，我便和她简单交谈几句。开瑞知道我英语极差，所以她总是放慢语速，挑那些最易懂的单词和我交流。很奇怪，别人讲的英语我听起来如闻天书，一头雾水，而开瑞讲什么我基本都能听懂。她对我说，她家不住在都柏林，她喜欢乡下的生活，她家的房屋前像蓝山一样有许多鸟，说着，她还调皮地嘬着嘴，学那形形色色的鸟叫，我们开怀大笑。由于在蓝山要住八天，我也有了创作冲动，所以白天时埋头写作，到了晚上大家聚集在一楼的壁炉前的圆桌上，才可以畅快交谈。由于身体的缘故，开瑞滴酒不沾，而我喜欢喝澳洲的红酒。每当我步行下山去酒铺买酒时，开瑞就会笑话我。她对我说，你喝得太多了！其实我再贪杯，最多不过半瓶左右，但她总是提醒我要节制饮酒。有的时候，她会像小女孩一样好奇地舔一舔我的酒杯，微微沾一点葡萄酒，在赞叹它美好的时候，却强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