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部队中，对掌握实力的部队长非但不去监视，反而趋附逢迎，尽力献殷勤讨欢喜，
希望能博取部队长的信任，转人带兵。被派到非嫡系部队的政工人员也一样，他们
利用自己的特殊权势，作为依附投靠或要挟敲诈的本钱。非嫡系的部队长对他们不
能不有所顾忌，有些也就乐得满足他们的欲望，给予军职，以拉拢他们；大多数则
是采取送钱收买的办法。一般政工人员都乐意被派到非嫡系部队去，因为既可得到
上级的特别重视，又可有机会捞官捞钱，比派到嫡系部队去要好得多。1936年我在
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任设计委员，经常同他们许多人接触。凡是被派在嫡系部队的政
训处长，一般都是愁眉苦脸或大发牢骚；而被派在非嫡系部队的政训处长，却大都
笑逐颜开，非常活跃，请客送礼，大肆活动，甚至狂嫖滥赌，挥霍无度。他们不仅
和部队长的关系拉得很好，甚至有已被完全收买过去而跑到南京来为他们的新主子
进行活动的。当时派在梁冠英部队的政训处长王汝伴（其后曾任三青团河南支团干
事长）就是这样的，他还拉我和梁冠英认识，并且到处为梁冠英活动。事实上政训
人员对所有各级部队所起的统制作用都非常微弱，甚至还相反地起了一些离间作用。
这一点，政训机构的总头子贺衷寒自己也很清楚。他曾对我说：“部队政治工
作要就只有实行党代表制，像现在这个样子就还不如不要，这样干下去没有什么好
处。”
因此，后来到了抗战时期，曾将师政治部主任一律兼任副师长，但是仍然没有
什么效果。但在宣传反共和领袖独裁，以及进行对共产党的间谍活动方面，政训人
员的罪恶活动所起的破坏作用则是很大的。
各级部队中的政训处不仅在各部队内部厉行防制共产党的活动和影响，而且在
驻防所在地，更是假借部队的威力，对当地社会实行军事管制，首先就是清查共产
党。他们可以自行制订各种法令条例付诸实施，而且一律以“军法从事”。他们的
所作所为，往往连他们的部队长也不知道。至于当地政府及警察司法机关，则更不
能不听从他们的命令；只要说是对付共产党，他们就有着无上的威权。各军事学校
政训处的主要对象是学生，以侦察和监视学生的思想行动为其中心工作，专司其事
的就是派在各中队的政治指导员。凡是被他们认为有共产党嫌疑或思想不稳的学生，
即由政训处通过学校予以禁闭、开除处分，交军法机关转送陆军监狱。当时部队和
各军事机关、各军事学校的各级军官和学生，对政训人员别的一切都不怕，就只怕
他们给戴“红帽子”，而他们却有的就是“红帽子”，可以随便加到任何一个人头
上去的。因此，一般军官和学生虽都瞧不起他们，却也不敢得罪他们，因为“红帽
子”是谁也顶当不起的。
政训系统的首要头子们——贺衷寒居首位，还有曾扩情、刘咏尧、袁守谦、邓
文仪、蒋坚忍等，都是复兴社的高级骨干，复兴社组织就是通过他们来掌握指挥这
个系统的特务活动的。关于人事行政，也由他们自行管理各自的范围，复兴社组织
并不过问。政训系统的各级人员除复兴社分子外，也有不少的人并未参加复兴社，
甚至有些军师政训处长并不是复兴社组织的会社员。并且贺衷寒等也都是直接承命
于蒋介石，不受复兴社组织的节制指挥；复兴社组织只是通过他们个人的作用去贯
彻它的总的目的和基本要求。
除了政训系统之外，复兴社还控制着一个军队党务系统。这个系统也是以陆海
空部队和军事机关军事学校为活动对象。这个系统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的军队
党务处（最初是个科）为总机关，于陆海空军部队师以上单位和各军事机关军事学
校成立特别党部，由各该单位首长兼任特派员；所有书记长以下人员，则由军队党
务处统一调派，当然主要也是以黄埔学生和复兴社分子为主干，也有由政训处长兼
任书记长的。师以下单位有团党部。营党部、连党部，各有少数专职人员，有些也
是由政训系统人员兼任。国民党各部队所有官佐士兵，虽然大都履行过集体人党的
手续，但是并没有什么党的基层组织活动，和不人党没有什么两样。各部队中虽有
各级特别党部，也因为没有党的基层活动，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党务活动可言。军队
党务系统的主要工作，实际上只是利用国民党军队特别党部的这块公开招牌和经费，
占领这个阵地来进行反共和拥护领袖的宣传活动。而且事实上，属于所谓国民党中
央党部组织部下的军队党务处，是由复兴社主要骨干分子黄仲翔负责掌握的，并不
听命于中央党部组织部，而是受复兴社组织的指挥的。
复兴社在军事方面的第二个活动，是普遍实行军事组织和训练，将全国青壮年
置于军事控制之下，第一步以厉行高中以上的学生军训为主。这个工作的组织系统，
是在训练总监部下设立“国民军事教育处”为总机关，各省市设“国民军事训练委
员会”，各县市及各中等以上学校都派驻军训教官。省市国民军训委员会的主任委
员及各级军训教官，绝大多数是黄埔学生，也大都是复兴社分子。各县市成立常备
队，轮流调训青壮年，以3 个月为一期，并实行军事部勒，将全县市青壮年置于军
事管制之下。各县、市长兼任常备队总队长，军训教官任副总队长，实际负责。中
等以上学校，则按学生人数编成总队或大队，由校长和军训教官分任正副总大队长，
军训教官实际负责。各校除实施军事训练外，对学生实行军事管理。国民党政府所
颁布的“中等以上学校军事训练实施方案”的第九条规定：“凡受军事训练之学生，
对于军事教官之命令须绝对服从，严守军纪风纪，如有不听命者，得按照陆军惩罚
令及陆军刑法处罚之。”（这是最初的有关法令之一，见1932年广州中等以上学校
军事训练委员会出版的（军训）。）其他还有不少法令规章，目的都在于使学生完
全被控制于军事管制之下。各校军训教官更利用这些规定和他们的权力，对学生的
思想和活动进行监视和管束，并从中发展复兴社组织。因此，各中等以上学校的复
兴社组织，大都是由军训教官负责的。除了各校实行的军事训练以外，并于每年暑
期举行各省市本届高中毕业学生和大专学校的在校一年级学生的集中军事训练3 个
月。各省市成立暑期学生集训总队，由训练总监部（实际上是由国民军事教育处）
指派省政府主席、市长或其他军长以上的高级军官任总队长，省市国民军训主
任委员和教育厅长任副总队长，由国民军训主任委员实际负责。总队设训育委员会，
其主任委员则由复兴社总社指派省市分社书记或其他高级骨干分子担任，负责进行
政治教育和训育，总副队长不能于预。1937年的河南省暑期学生集训，即由我兼任
训育委员会主任委员，总队长是新五军军长部子举，副总队长是省国民军训主任委
员陈春霖和教育厅长鲁荡平，实际上由陈春霖负责。这一期集训学生约2000人左右，
编为几个大队、十几个中队，各级队长都是由各学校及各县市的军训教官调充。训
育委员会的秘书干事、政治教官及各大中队的政治指导员，则都由复兴社分社挑调
所属干部以及各大专学校教授和中学校长、教员中的复兴社分子分别充任。
1937年这一期的暑期学生集训正是蒋介石被迫承认中共提出的共同抗日主张之
后，同时对日抗战已到了如箭在弦的紧急关头，全国人心激愤，学生的情绪更为激
昂。在这个情况之下，“攘外必先安内”的那个老调子不能再弹了，因此不但在政
治教育和“精神讲话”中已不得不避免公开的反共宣传，即在政治训育工作方面，
也不能再以防制异党活动和侦查异党分子为唯一的重点了。但复兴社在学生中发展
组织，却还是照样进行的。在学生编队的同时，训育委员会的复兴社临时支社即将
各中队官佐和学生中原有的复兴社社员分别编成小组，由中队长或政治指导员任小
组长，开始进行组织活动，主要是侦察学生的思想和活动情况，并吸收其中条件符
合的分子入社。这一期被吸收入社的学生约共200 余人，履行了入社手续以后，即
编人其所在中队的小组，开始参加小组活动。集训结束时，将他们的组织关系分别
转到所在学校的支社或小组；其无小组可转移的便作为分社的直属通讯社员。其他
各省市学生集训的情况，基本上也都是这个样子。
关于少年儿童的军事教育和管训，以中国童子军总。会为总机关，由戴季陶任
会长，刘咏尧兼任主任秘书，负实际责任。复兴社通过童子军各级负责人和教练员
中的复兴社分子，对少年儿童实施法西斯教育和军事管训。
此外，在军事方面还有交通警察机关和对陆海空交通进行军事管制的部队，税
警机关和部队，以及缉私机关和部队，也都是由特务处直接掌握的。
关于社会方面的法西斯统制，除复兴社本身各级组织所进行的一般活动外，主
要便是特务处系统在全国各地所布置的特务行动网和康泽的别动队。其次是宪兵部
队、警察机关及各省的保安处，都是由复兴社组织通过其重要骨干分子和会社员分
别掌握使用，对社会各阶层人民实行广泛的统制和残酷的镇压。
组积内部情况一斑复兴社的组织原则是书记集权制。总会书记长直接由蒋介石
任免，分会书记和区支会书记分别由总会和分会书记提请任免。干事会对于书记的
一切决定并无最后否决权。下级对上级只能绝对服从，绝无要求变更任何决定或自
作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