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李某密报，吴是共产党人。魏表面上装成郑重其事，要我查复，实际上是要敲竹
杠。我明知这是无中生有，诬陷无辜，请商会会长刘耀亭和山西同乡会会长毛某正
式以书面证明吴不是共产党人，此事才作罢。
酒泉县田粮处副处长薛得位，平常生活阔气，引起特务眼红。1948年河西站站
长马兆祥借口薛在田粮处以大秤进小秤出，贪污粮食极多，叫我查复。我知道田粮
处的余粮向来由专署和县政府平分秋色，这是公开的秘密，不能归罪薛得位一人，
我们都有份。我要求专员王维塘出面给马兆祥说明情况及后果，此事才罢休。
收买安插特务抗战期间，酒泉是中苏物资交接点。省贸易公司在酒泉设办事处，
专司其事。并设有招待处，招待苏联友人。据我所知，仅在上述两处，军统酒泉组
就吸收安插了32人作情报员，收集苏联交来的物资数量、苏联人员的行动；我国出
口羊毛、钨砂数量的情报；此外也收集玉门油矿石油生产数量、价格、石油工人情
况，定期电报军统局。
军统兰州特训班‘ 兰州特训班设在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第一分校内，简称兰训
班。开办于1936年，属于戴笠派系（李士珍是另一派系），为军统在西北培养训练
特务人员的机构。因为戴笠认为警察最接近群众，且可避人耳目，将特务训练机构
放在警官学校内最合适。
兰训班主任由戴笠兼任，但实际是副主任负责。分为班本部及队本部两部分。
兰训班第一期分为爆破系、情报系、警政系、电政系、俄文系、边疆系。第二
期以后，将爆破系和情报系合并为谍报系，俄文系改为外事系，添设军事系。各系
除学习本身专业课程外，很重视政治训练。
班内各级人员对学生都有监视控制责任，尤以政训组权力最大。除灌输反动思
想外，就是严格考核学生思想言行，经常通过和学生个别谈话、对学生的公开和秘
密检查、学生之间的秘密报告等进行考查。学生对外通信是绝对禁止的，即使和家
庭通信，也要拆阅检查，才能寄出、收取。学生人校后，头两个月无星期假日，不
能外出。学生之间的接触也受限制，不准随便在一起谈话，否则以违犯纪律论处。
1941年间，学生冯明因和另一同学谈到陕北解放区的情形，被告发后遭到逮捕，
关押后又转送重庆，一年多时间内受尽了拷打折磨。此事发生后，班里呈现恐怖状
态。
此外，对学生每隔一两月要大检查一次。各级当权者，还随便借谈话、个别检
查机会调戏污辱女生，或从中物色小老婆。
兰训班共办了5 期，戴笠来班主持过4 次毕业典礼。只有这天学生才能见到他
们的班主任。戴笠来后，除了解毕业生分发工作情况外，就是对学生讲话。每次讲
话，总要强调他如何受到“总裁”的信任；他的组织已扩大到什么程度；要大级效
忠“党国”，效忠“总裁”，前程远大等等。第三期学生毕业时，戴笠随同蒋介石
来兰，蒋住在九间楼，于是兰训班上下忙了一番。蒋的警卫工作除了侍从室外，加
上宪兵、警察岗哨还不够，临时便衣警卫就由兰训班学生担任。蒋介石在东校杨对
文武官员训话，戴笠也命令三期毕业生听训。用意是使学生认为他们也是蒋介石的
嫡系学生，是蒋介石的亲信。
兰训班的训练时间没有期限，因此毕业也没有定期。短的四五个月，长的一两
年，而且随时可能未毕业就分配工作。由于兰州警官学校不承认兰训班学生的警校
学籍，所以兰训班虽毕业学生w 余人，都是没有毕业证书的。他们在毕业时填写表
格就算是毕业证明，宣誓就算参加军统特务组织。此外也要看戴笠什么时候有空来
兰主持毕业典礼，因此毕业时间从来不预定。
1945年8 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各种检查机构撤销，撤了不少军统特务人员。
1946年3 月，戴笠乘飞机摔死后，毛人凤继任军统局长。蒋介石对毛人民不如
对戴笠重视，因而受到财政部长孔祥熙对特务经费上的限制；加上戴笠平时和李士
珍的矛盾摩擦，李乘机将警察教育权揽到自己手里，将兰训班合并到新疆警官学校
第三分校，换了一批人员来兰州，兰训班从此结束。
我在军统十四年的亲历和见闻
王方南
抗战初期军统上海区的活动
1937年2 月，戴笠派周伟龙到上海任军统上海区区长。周伟龙把我带往上海区
在内勤当助理书记，负责编审情报工作。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原外勤方面
各组组长先后调往内地。后来接任组长的有阮清源、刘健、朱啸谷、刘方雄和我
（情报组组长）。是年夏天，军统局派程一鸣接任上海区书记。不久程调往重庆，
军统局又派郑修元接任书记。
周伟龙初到上海区，忙于交接工作，调整人事。正要开展活动的时候，适值抗
战爆发。不久，上海沦陷，上海区只能凭借租界活动。国共第二次合作了，然而军
统上海区对于共产党的活动并未因此而放松。但是我担任情报组长期间，并没有搜
集到中共方面的重要情报，只得到程慕颐搜集来的一些学生情况和秦承志抄来的一
些可疑的信件。除此之外，还由阮清源、朱啸谷搜集了苏联领事馆人员的动态和苏
桥协会的一般情况，内容亦不重要。
上海沦陷以后，日本侵略者起用汉奸梁鸿志在上海成立维新政府，苏锡文在浦
东组织伪大道市政府，陆伯鸿等在南市组成南市地方自治委员会。一时，汉奸活动
十分猖獗。戴笠令军统上海区暗杀一些上海汉奸头面人物。上海区即成立了两个行
动组，由赵理君和林之江两人分别担任组长，专门进行暗杀汉奸活动。当时被上海
区打死的汉奸有周凤歧、陆伯鸿、陆连奎、张啸林和唐绍仪①等人。
在军统上海区的暗杀活动中，刺杀唐绍仪为影响较大的一例。唐绍仪在袁世凯
政府中当过国务总理，与日本外交官员多有相识，南京沦陷以后，唐绍仪与日本有
接触。事为军统上海区情报员谢子磐所悉（谢是唐的亲戚，与唐常有来往），乃报
告上海区。周伟龙得报，决定暗杀唐绍仪。
上海区的暗杀活动，引起了公共租界当局的不满。1938年夏秋，我和刘方雄先
后被公先巡捕房当作暴徒逮捕。后来军统局出钱贿通了公共租界探警人员，我和刘
方雄才得获释。因身份暴露，我和刘方雄获释后都调往军统香港区。1939年初，周
伟龙也被法国巡捕房逮捕，经疏通后亦获释，周获释后即调往重庆。周伟龙调走后，
由朱啸谷代理上海区区长。不久，军统局派王天木任上海区区长。1940年初，由于
上海区管人事的陈明楚的出卖，上海区被江伪76号特务机关破获，王天木被逮捕后
投降了汪伪政府。军统局又派陈恭澎为上海区区长。不久，陈恭澎也为江伪76号特
务机关逮捕而投降。不少投身汪伪的军统特务在抗战胜利后又都以“地下工作者”
自居，摇身变为“有功之臣”了。
上海“八一三”抗战刚爆发，戴笠即带毛人凤、文强等人从南京来上海，伙同
杜月笙等在杜美路（今东湖路）10号成立了一个“苏浙行动委员会”，着手组织反
动武装，周伟龙也参与其事。当时由杜月笙的徒弟陆京士等在上海郊区纠集流氓，
文强去浦东收编游击队，罗宝去太湖收编土匪，合并组成一支部队，定名为“别动
队”，其总指挥为刘志陆。沪宁撤退以后，又成立“忠义救国军”。上海失陷后，
忠义救国军步步后退到安徽，在广德设立总指挥部。抗战胜利后，军统局在南京成
立了一个交通警察总局，将忠义救国军改编为交通警察总队，由吉章简、周伟龙、
马志超先后担任总队长。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马志超把原忠义救国军改编过来的
一部分交通警察总队调到上海担任防守，在上海解放战役中，这些反动部队全部被
人民解放军消灭。
抗战期间军统香港区的活动1。军统香港区组织人事与一般情报活动1938年11月，
军统局把我调往香港担任军统香港区助理书记。此时，香港区区长是郭寿华。1939
年春，郭寿华调往重庆，由李崇诗接任区长，另派曾广勋为副区长。1940年春，李
崇诗调往韶关，曾广勋调往加尔各答，由王新衡和刘方雄分别接任区长和副区长，
刘方雄的书记一职由沈介人接任。香港区外勤设有三个情报组，组长张圣才于1940
年下半年调往菲律宾，由我接任组长。另外，香港区还在澳门、广州、汕头、琼崖、
海口和广州湾各设立一个组。
香港是一个国际间谍特务集中活动的地区，军统局对于国际情报的搜集非常注
重。香港区曾通过香港英国当局的政治部华籍探员方水（又名廖独航）等人的关系，
从英国方面间接搜集有关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方面在香港的活动情况；另有专门搜集
国际情报的章克等人，不断向香港区提供苏联方面的情报。此外，香港区对于中国
共产党在香港的活动以及工人、学生、进步文化人士的活动也同时注意搜集。香港
区的另一主要任务就是搜集日本方面的情报。当时广州、琼崖都已沦入日寇手中，
军统设在两处的情报组就专门搜集日寇在沦陷区的活动情况。同时香港区也注意搜
集华南日军调动的情报。
1940年下半年，我当情报组组长时，化名为王霖和王汝霖。下辖组员有：香港
英国当局政治部探员方水、潘波、霍保，国民党香港海员党部总务科长冯中达、《
星岛日报》编辑沈秋雁，《珠江日报》编辑刘大炎等人。通过这些组员搜集了不少
情报，均由我亲自撰编转报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