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朝天宫。厅内外，院子里，以至大门外，人群拥挤，等候着开庭审判。
约莫上午8 时左右，大门外开来了押送周佛海的囚车，周逆被武装法警从囚车
上押下走向大厅。周逆一路低着头，垂着手，走到被告席。他穿着一件新灰布薄棉
袍，灰白头发略显蓬松，眼皮浮肿，面色蜡黄。大厅正中上座首席是最高法院特别
法庭庭长石美瑜，两旁列坐陪审及工作人员。周逆的辩护律师章士钊和章的助理律
师及随员列坐大厅左上方。新闻记者和党政机关代表散坐大厅左右两侧，有的仁立
在左右两廊。
审判是由检察官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主文开始起诉，叙述了周逆
从组织“低调俱乐部”破坏抗战，到随同汪道精卫叛国，组织伪政权，投靠日本，
反抗本国的一系列罪状。周逆对所列举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他着重辩解，诡
称他“通谋敌国”是“图谋保卫本国”，而不是“图谋反抗本国”，在“保卫”二
字上大做文章，曲尽狡赖诡辩之能事。接着他还滔滔不绝地宣扬他那一套“曲线救
国”的投降谬论，列举1941年以后四年间与重庆方面军统戴笠和第三战区顾祝同等
许多往来事实，为己辩护洗刷，说是“效忠党国，有利抗战”。尤其滑稽的是，他
还自我表功，说他组织了十几万税警团部队，在沪宁一线保护京沪国道，阻止新四
军进入上海、南京等地，重庆方面曾给予赞许等等，要求法庭对他减轻判刑。周道
提出两个主要人证：一个是军统局长戴笠；另一个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对
戴笠的死，周道十分惋惜，当庭失声痛哭地说：“如果戴笠不死，可以替我作证。”
经过复审，最后宣判对周佛海处以无期徒刑，监禁终身。不久，周逆病死在南
京老虎桥监狱中。
回过头来，我们再从周逆的公庭对簿来追溯一下周佛海的汉奸历史始末，掀开
这一汪浊水，更可露出在蒋、敌、伪合流下的一堆污泥。
早在抗日战争前，周佛海就是国民党CC系的大将，曾任过一段时期的蒋介石随
从秘书。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宣部代理部长、委员长侍
从室第二处副主任。战争刚开始，他就主张妥协，反对抗战。他和陶希圣、高宗武
等几个人，躲到紫金山灵谷寺，秘密组织所谓“低调俱乐部”，胡说什么“战争如
果延长下去，中日双方都有困难，中国感到痛时，日本只不过有点痒痒；等到日本
感到有点痛时，中国已经痛得快要死了！”并大肆散布“战必大败，再战必亡”等
汉奸谬论，以配合德国大使陶德曼对蒋介石的诱降。周佛海并向蒋介石建议，秘密
派高宗武去香港打听日方的和平条件。当时蒋介石因为日方所提条件过多地损害他
和英美方面的利益，而没有拍板成交。
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对汪精卫一派伸出了诱降之手。这时
周佛海又伙同高宗武、梅思平积极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效力。
1938年冬，先由周佛海以国民党中宣部部长身份，伪称外出视察，跑到昆明，
游说云南省主席龙云，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随即汪精卫本人带同他的班底
陈璧君、陶希圣、曾仲鸣等一伙也到了昆明，再去越南河内。这时日本首相近卫又
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汪精卫立即发表通电响应，这就是1938年12月29日的所谓
“艳电”，公开在香港各报发表。
蒋介石在汪精卫逃到河内后，发表“艳电”前，曾对汪施行软硬两手：先是派
谷正鼎携款50万元和出国护照，劝江出国去欧美旅游考察，阻他去南京上海与日方
单独合作，汪不听；接着，蒋就派军统特务去河内暗杀汪精卫，结果，误杀了曾仲
鸣，吓跑了汪精卫。
周佛海随汪精卫到上海后，又随汪去日本与主子会谈商议，回国后，即着手筹
组江记党政机构组织。1939年夏，汪记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940年伪
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开张，汪道自任代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周佛海任行政院副院
长兼财政、警政两部的部长。1944年冬，汪精卫死后，陈公博代国府主席，周佛海
任上海市长。
周佛海这个大汉奸，在他近七年（从1938年12月一1945年8 月）的卖国生涯中，
前三年，是大捧汪精卫的丑角，大拍日本主子的马屁，使出浑身解数替日、汪卖力。
可是他嗅觉灵敏，惯会看风使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主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
过，周佛海看准风向，认为投靠汪精卫不如投靠蒋介石，讨好日本不如讨好英美。
所以在陶希圣、高宗武滑脚溜走，重新投人蒋介石的怀抱受到重用后，他也积极与
重庆方面搭桥牵线，另辟后路。而蒋介石也正好利用周佛海替他拉拢日、蒋亲善关
系，搜集沦陷区情报，打击新四军的敌后抗日活动。这就是周佛海在开庭审判时辩
解的所谓“通谋敌国，图谋保卫本国”。
1941年间，戴笠在蒋介石授意下，派人把周佛海的母亲从湖南接到贵州，要她
写信给周佛海，叫周要作忠臣（忠于蒋介石），才能算是“孝子”。从此，周佛海
就与蒋介石重新拉上关系，大搞蒋、敌、伪合流的勾当。
以后，周佛海与戴笠称兄道弟，秘密往来函电和人员。周一面在汪记财政部上
海办事处替戴笠设秘密电台，掩护军统特务搜集和发送情报；一面亲自为重庆方面
积极搜集和提供情报。同时，还和在上饶的第三战区顾祝同拉上关系，给该战区人
员搜集情报，贩运私货，大开方便之门。还积极协助顾祝同、韩德勤部队破坏新四
军的敌后抗战活动。特别在“皖南事变”以后到抗战末期，蒋介石一再要戴笠转告
周佛海，一定要打击新四军在江南敌后的活动，阻止新四军靠近沪、宁铁路沿线，
严防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因此，周佛海把他控制的财政部税警团等武装扩大和
加强，与新四军对抗。这些汉奸武装，后来因“保护京沪国道”有功，抗战结束即
被蒋介石收编，摇身一变而为“忠义救国军”。
1944年初，重庆方面派军统上校专员周镐到上海找周佛海，被周委为汪记军委
会的科长，后升任江苏省镇江区行政专员、财政部警卫团团长等要职。1944年秋，
周佛海的母亲病死，戴笠亲自赶去办理丧事，替周充当孝子。周十分感激，更加卖
力给戴办事，为蒋效忠。
周佛海满以为狡免三窟，营藏有术，蒋介石一定会保护他。哪知蒋介石怕他这
种为蒋、敌、伪合流直接牵线的大汉奸揭露内情，以致在日本刚一投降，就急派戴
笠把周佛海带到重庆，转往息烽集中营秘密关押。周佛海以为有戴笠替他作证担保，
有恃无恐，不料戴笠坠机殒命，周才着急起来，伤心地哭了几场。
蒋介石一开始就判了周佛海的死刑，周不服，一再申请复审改判。于是，就导
演了一出公审大汉奸周佛海的闹剧。周佛海在公审中，提出他早与重庆方面有往来
的事实证据，本想借此获得减刑轻判，哪知反而触痛蒋介石的心病，使其坚持非枪
毙周佛海不可。这时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亲自去找陈布雷，要陈代她转告蒋介石，
说她和周佛海早已把周在南京、上海期间与重庆方面往来函电，包括戴笠私人函电，
甚至蒋介石的亲笔手谕等件，都拍成了照片，存在香港某银行的保险柜里，如果蒋
把周佛海杀了，她会去香港；就是把她杀了，香港那里也有人会把那些照片登在报
上揭露真相。杨淑慧使出这一着杀手锏，蒋介石招架不住，着了慌，赶忙约见杨淑
慧，亲口答应免周佛海一死。果然不几天后，报上登出周佛海被判处无期徒刑、监
禁终身的消息。
军统局“策反”汉奸周佛海的经过
王安之
周母狱中一封信
周佛海小名福海，湖南玩陵东乡杨树井人。“父早死，跟母亲长大。以后留学
日本，并参加国民党，历任中央委员和政府要职。1940年春，他同汪精卫一起，在
南京组织汉奸政府，出任财政部长等职。
当周佛海等在南京组织汉奸政府时，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军统局即将周佛海的母
亲从湖南玩陵老家押解到贵州，监禁在息烽县的军统秘密监狱里。
1941年12月8 日爆发了太平洋大战。战事起后的第二天，我在重庆接任军统局
上海实验区区长（前任区长毛万里调福建浦城筹组军统局东南办事处）。后来，上
海区又扩充为华东区，主管华东沦陷区的工作。当时，戴笠一再强调说：“太平洋
大战爆发后，中国抗战形势与前不同，对于南京、上海的一批主要汉奸，正好利用
时机，进行”‘策反’，并可利用汉奸家属，作为‘策反’汉奸的门路。“
于是，我在1942年2 月初，用周佛海母亲口气，给周佛海写了一封信。信的内
容，只说她（周母）已由政府招待在四川，盼望周佛海早早归来，以慰余年。最后，
写上意思双关的四句诗：“忠奸不两立，生死莫相违；知否渝中母，倚阎望子归。”
这封信，先经戴笠批准，再送息烽看守所征求周佛海母亲同意，然后备了公文，从
重庆发到香港军统办事处，再由办事处转到上海第二情报站。第二情报站副站长姜
尚诚是浙江江山人，戴笠的同乡，戴认为可靠。当时指示姜尚诚，待周佛海从南京
回到上海时，就将这信送到湖南路周佛海公馆，信面上写明周佛海亲启。信里另附
一页信，约定在三天内，如有回信，可送交指定地点，转往重庆。但是，这封信送
去之后，当时未见周佛海回音。
周佛海遣使入渝
1943年3 月中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