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同盟被迫解散后，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商议从上海去香港重组民盟，恢复
活动。卢广声向我提供了情报，此情报由我亲自编就上报了南京保密局。
1947年冬，上海站为了加强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情报工作，决定成立一个
政情组，委卢广声为组长，由他物色组员。就在这时，民社党内部发生分裂，伍宪
子等人脱离张君励的领导，另组民社党革新派，总部设在香港。卢广声属于革新派，
亦要去香港。因此，政情组没有成立。
卢广声去香港后，保密局派上海站秘书李天山专门与卢联络，其情报由李天山
直接由香港发送保密局。此后，卢广声与上海站便脱离了情报关系。但在1948年秋，
李天山由香港来上海结婚时，曾带来一张文件（原文）照片的底片。据李天山说，
底片是卢广声提供的，内容是沈钧儒、章伯钧两人联名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这张
底片卢广声是怎么得来的，我没有问李天山，想必是卢广声通过民主同盟内部关系
搞来的。此底片后来由上海站转送保密局了。
除了通过卢广声搜集民主同盟的情报外，上海站还通过直属通讯员罗宝去香港
搜集过民革的情报。罗宝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和戴笠是同期同学，很早就参加
了军统特务组织。罗从黄埔军校毕业后，曾在桂系军队中当过师长（罗自称），和
李宗仁、白崇禧、黄绍宏、李品仙等均有关系。1948年，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毛
人凤四处寻求李宗仁的关系。是年秋天，毛人凤从南京来上海，得悉罗宝与李宗仁
有关系，便叫刘方雄打电话通知我带罗宝去陕西南路3 号刘方雄家见他。我便带了
罗宝去刘家见毛人风。到了刘家，毛人风接见了我和罗宝，刘方雄也在座。毛人凤
对罗宝慰勉了一番，并要他对桂系方面多联络，好好工作。早两天，罗宝曾对我说
过，民革领导人李济深从香港写信给他，要他去香港，我认为这是一个到香港搜集
民革情况的好机会。所以，当毛人凤与罗宝的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我就把李济深写
信要罗宝去香港的事情向毛人凤汇报了一下。毛人凤当即同意罗宝去香港，并要刘
方雄发给罗宝500 元金圆券作为活动经费。过了几天，毛人凤回南京去后，还寄来
保密局聘罗宝为设计委员的聘书。刘方雄把聘书连同sop 元金圆券交由我一并给了
罗宝。过了一个星期左右，罗宝动身去香港。罗宝抵达香港后，曾写信告诉我已安
抵香港。约过了一个多月，罗宝回到了上海。他对我说，此行没有见到李济深，只
见到李的一个亲信，因而没有搜集到什么重要情报，只得到民革在香港发展组织的
一般情报。罗宝所得到的民革方面的情报，由我编审后报送了保密局。
保密局所属上海各单位会报
1947年3 月前后，保密局局长郑介民来上海，指示上海站站长王新衡以不定期
的聚餐方式，召集保密局所属上海各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商讨和解决与各单位有关
的问题，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
按照郑介民的指示，王新街每隔半月或一个月召集一次保密局所属上海各单位
负责人会议，定名为保密局所属上海各单位会报。参加“会报”的各单位负责人有
：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新衡，副站长刘方雄和我，秘书李天山；淞沪警备司令部稽
查处处长陶一珊；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张师；上海铁路局警务处处长王兆槐；东方
经济研究所主任邓葆光；善后救济总署总务处处长华高经，汽车管理处处长余乐醒、
苏强（振通）；招商局警卫组组长石仁宠；物资供应局警卫组组长徐风；新中国社
会建设事业协会负责人；保密局国际站站长郑庭显，保密局南市看守所所长毛继和
；肇和中学校长关思敏（素质）等。“会报”会议大都由王新衡主持，有时由陶一
珊主持；李天山充任“会报”的秘书。“会报”开会地点在淮海中路1414号楼下
（楼上是我和后来的湘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何龙庆的住宅）。每次“会报”所
讨论的均为各单位共同有关的问题。
在1947年8 月左右，保密局发给“会报”一个命令，要上海各公开单位各成立
一个情报组，以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情报工作。在王新衡主持下，“会
报”讨论决定在各公开单位内各成立一个情报组，定名为公组，以各单位负责人为
组长。东方经济研究所的公组成立时，我曾代表上海站去参加成立会议并讲了话。
各单位的公组成立后，均与上海站密切联系，陆续不断地送来各种情报。各公组送
来的有关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情报，都由我编审报往保密局。
差不多同时，保密局又发了一个命令给“会报”，要“会报”组织一个特别侦
防组，以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侦防。“会报”在王新衡主持下，讨论决定成
立特侦组，并推定陶一珊为组长，我为副组长，另以湘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科长罗
静芳为秘书。这次“会报”会议后，我曾去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找陶一珊，商量
特侦组的成立问题，一直没有落实，该组亦未正式成立。
1947年，王新衡因为当选为立法委员便辞去了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兼上海市政府
调查处处长的职务，“会报”因无人主持而自行解体。
策划逮捕中共驻善后救济总署代表林枫
1947年8 月前后，中共驻善后救济总署代表林枫从上海坐飞机撤往解放区。保
密局上海站本想在机场扣捕林枫，但林在抵达机场后突然失踪。上海站派情报员四
处寻觅林枫的下落。其时，上海站第四情报组组长肖波夫得到本组运用员张彬的情
报，说从中共内部得悉林枫仍在上海，经常到北京路泥城桥中法大楼办公，张彬本
人愿意引领逮捕林枫。我得到肖波夫的报告后，认为这是个大案件，又向王新衡作
了报告。王新衡指示我去和陶一珊会商，以保密局所属上海各单位会报的特侦组名
义办理此案。我赶到大西路（今延安西路）陶一珊家里，把林枫案告诉了他。陶说，
特侦组尚未正式成立，此案既是上海站得到的情报，还是由上海站办理为好。于是
我带回此案，亲自布置办理。我派上海站侦防组组长钱步新率领行动人员在北京路
泥城桥通商旅馆开一间房间守候；另派肖波夫在通商旅馆隔壁的一家旅馆开一间房
间，作为与张彬联络的地点，只待张彬的消息一到，即由肖波夫通知钱步新带领行
动人员前去逮捕。后来张彬来肖波夫处对肖说，他没有和中共内线联络上，因此线
索断了。我得报后，知道已逮捕不到林枫，就把特务人员撤回了。
国民党上海市党政军联席会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上海党政军联席会报。“联席会报”
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后为陈良）、淞沪警备司
令宣铁吾（后为陈大庆）等负责主持。1949年1 月，汤恩伯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后，
“联席会报”即由汤主持。参加“联席会报”的机关计有：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
海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警察局、保密局上海站、中统局上海办事处、
三青团上海市分团、上海市工福会等。在“联席会报”下面设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
专门负责指挥镇压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参加行动委员会的单位有：淞沪警备司令
部稽查处、上海市警察局、保密局上海站、中统局上海办事处、上海市工福会和三
青团上海分团等。“联席会报”成立后，曾先后主持镇压了1948年2 月的申新九厂
（今上海国棉二十二厂）和4 月的电力公司工潮，8 月的上海学潮；主持了1949年
4 月的大逮捕；并策划了“保卫大上海”的计划。下面分述一下镇压上海电力公司
工潮事件、解放前夕的上海大逮捕和“联席会报”是如何商谋死守上海、抗拒解放
的。
镇压上海电力公司工潮
1948年4 月，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加紧摧残工人运动，指使特务把铁屑放人上海
电力公司的发电机油管内，然后捏控是王孝和等人所为，妄图以此来诬蔑工人运动
和打击共产党的威信，迫害上海电力公司职工。所谓上电工人破坏机器事件发生后，
上海市党政军联席会报行动委员会曾召集了几次会议，策划迫害上海电力公司职工。
第一次会议是由刘方雄代表保密局上海站去参加的，内容是要各单位开具工人
的黑名单，为镇压作好准备。第二次会议，刘方雄要我去参加。赴会前，刘方雄把
上海站根据平日所得的情报材料编造的工人黑名单（约有20余人）交给我。我便带
着这份黑名单去保阳路上海市工福会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是由上海工福会头子陆京
士召集的。参加会议的除陆京士和我外，还有中统局上海办事处副处长陈庆斋，上
海市警察局刑事处科长章承祖，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督察主任路鹏，水上稽查大
队长冯仲达，上海市政府视察室视察了念之，三青团上海市分团负责人等。会议一
开始，陆京士就拿出一份工福会编造的黑名单放在桌上，我和陈庆斋也把带来的黑
名单交给陆京士。会议先由三青团上海市分团的两人报告上海电力公司风潮的情况。
他们讲的大致内容是，诬告上海电力公司的破坏事件是共产党鼓动起来的，工厂的
机器是被工人放进铁屑而遭致破坏的，主张严厉加以镇压。他们两人报告完毕，陆
京士便在工福会编造的名单中提出几个工人，说他们是工潮的为首人，都是共产党，
要会议通过并报请“联席会报”准予逮捕。这次会议还决定由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
处和上海市警察局担负逮捕行动的任务，由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