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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长，冬日短者，日，夏行天中，出于正东，入于正西，经天中而过，度数多也；冬行南隅，出于东南隅，入于西南隅，度数少也。日之不行东北西北者，天体欹而不足西北也。
汉高帝时，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儿汤举秋，贡禹举冬。四臣之名，亦异矣，岂故为之耶？抑偶合也？而贡禹在高帝时，又非弹冠之贡禹也。
闽距京师七千余里，闽以正月桃花开，而京师以三月桃花开，气候相去，差两月有余。然则自闽而更南，自燕而更北，气候差殊，复何纪极？故大漠有不毛之地，而日南有八蚕之茧，非虚语也。历家所载。二月桃始花，盖约其中言之耳。
贾佩兰云：“在宫中时，以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去妖邪。”则不但上巳有戏，上辰亦有戏矣。
正月一日谓之“三朝”。师古《汉书注》云：“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谓之三朝。”朝之义，犹旦也。又谓之“四始”。正义，《史记注》云：“谓岁之始，时之始，日之始，月之始也。
元旦，古人有画鸡，悬苇，酌椒柏，服桃汤，食胶饧，折松枝之仪，今俱不传矣。惟有换桃符及神荼、郁垒尔。闽中俗不除粪土，至初五日，辇至野地，取石而返，云“得宝”，则古人唤“如愿”之意也。
以一月为正月，盖自唐虞已然。舜以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是已。唐虞月建不可考，而岁首必曰正月，足以证昔人改年不改月之谬。《诗·豳风》以十一月为“一之日”，十二月为“二之日”，正月为“三之日”，则知周之建子也。《小雅》所谓“正月繁霜者，则以四月纯阳之月名之，非岁首之正月矣”。正者，取义以正朔也。至秦始皇讳政，改为平声，至今沿之，可笑甚矣！
岁后八日，一鸡，二猪，三羊，四狗，五牛，六马，七人，八谷。此虽出东方朔《占书》，然亦俗说，晋以前不甚言也。案晋议郎董勋答问礼，谓之“俗言”。魏主置百寮，问人日之义，惟魏收知之，以邢子才之博，不能知也。然收但知引董勋言，而不知引方朔《占书》，则固未为真知耳。
天下上元灯烛之盛，无逾闽中者。闽方言，以灯为丁，每添设一灯，则俗谓之“添丁”。自十一夜已有燃灯者，至十三则家家灯火，照耀如同白日。富贵之家，曲房燕寝，无不张设，殆以千计，重门洞开，纵人游玩。市上则每家门首，悬灯二架，十家则一彩棚。其灯，上自彩珠，下至纸画，鱼龙果树，无所不有。游人士女，车马喧阗，竟夜乃散。直至二十外，薄暮，市上儿童即连臂喧呼，谓“求饶灯”，大约至二十二夜始息。盖天下有五夜，而闽有十夜也。大家妇女，肩舆出行，从数桥上经过，谓之“转三桥”。贫者步行而已。余总角时，所见犹极华丽。至万历乙酉春，不戒于火，延烧千余家，于是有司禁之，彩棚、鳌山，渐渐减少，而它尚如故也。火灾自有天数，而士女游观，亦足占升平之象，亦何必禁哉！
蔡君谟守福州，上元日，命民间一家点灯七盏。陈烈作大灯丈余，书其上云：“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然吾郡至今每家点灯，何尝以为苦也？烈，莆田人。莆中上元，其灯火陈设，盛于福州数倍，何曾见父子流离耶？大抵习俗所尚，不必强之。如竞渡、游春之类，小民多有衣食于是者。损富家之赀镪以供贫民之饣胡口，非徒无益有害者比也。
齐、鲁人多以正月十六日游寺观，谓之“走百病”。闽中以正月二十九日为窈九，谓是日天气常窈晦然也，家家以糖枣之属，作糜之。《四时宝鉴》：云“高阳氏子好衣敝食糜，正月晦日死，世作糜，弃破衣于巷口，除贫鬼”。又池阳风俗以正月二十九为穷九，扫除屋室尘秽，投之水中，谓之“送穷”。唐人亦以正月晦日送穷。韩退之有送穷文。姚合诗：“万户千门看，何人不送穷？”余谓俗说不足信。窈也，穷也，皆晦尽之义也。诸月不言，而独言正月者，举其端也。
凡月晦谓之提月，见《公羊传》何休注。提月，边也。鲁人之方言也。
《景龙文馆记》云：“景龙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晦。”夫二十八日，亦可为晦耶？
北人二月二日，皆以灰围室，云辟虫蚁；又以灰围仓，云辟鼠也。闽人以雷始发声，扫虫蚁。
二十四番花信风者，自小寒至谷雨，凡四月，八气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风信应之：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香，二候兰花，三候山矾；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樱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惊蛰，一候桃花，二候棠棣，三候蔷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兰；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麦花，三候柳花；谷雨，一候牡丹，二候酴，三候栋花。过此则立夏矣。然亦举其大意耳，其先后之序，固亦不能尽定也。
唐德宗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与上巳同时，欲以二月名节，自我作古。李泌请废正月晦，以二月朔为中和节。可见唐以前，正月晦寒食，皆作节也。夫晦为穷日，寒食禁烟，以之宴会，皆非礼之正。而二月十五，自有花朝节，足敌中秋，何邺侯不引此，而另作节名？宜其行之不久也。按道经，以二月一日为天正节，八日为芳春节，蜀中以二月二日为踏青节，则安得谓二月无节也？
秦俗以二月二日，携鼓乐郊外，朝往暮回，谓之“迎富”。相传人有生子而乞于邻者，邻家大富，因以二月二日取归，遂为此戏。此讹说也。大凡月尽为穷，月新为富，每月皆然，而聊以岁首举行之故，正月晦送穷，而二月二日迎富也。即如寒食禁火，托之介子推，五日竞渡，托之屈原，皆俗说耳。《福州志》。载闽中以五月四日作节，谓闽王审知以五月五日死，故避之。考《五代史年谱》，审知则以十二月死，非五月也。志乘犹不可信，而况其他乎。
唐、宋以前，皆以社日停针线，而不知其所从起。余按吕公忌云：“社日男女辍业一日，否则令人不聪。”始知俗传社日饮酒治耳聋者，为此，而停针线者，亦以此也。
《养生论》曰：“二月行路，勿饮阴地流泉，令人发疟。”此不可不知也。
仲春之月，雷始发声，夫妇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大凡雷电晦冥，日月薄蚀而交合者，生子多缺，盖邪之气所感也。然《周礼》又以仲春令会男女，圣人岂不知愚民之易犯。而故驱之耶？可为一笑。
唐时清明有拔河之戏，其法以大麻ㄌ，两头各系十余小索，数人执之，对挽，以强弱为胜负。时中宗幸梨园，命侍臣为之，七宰相、二驸马为东朋，三相、五将为西朋。仆射韦巨源、少师唐休，年老无力，随ㄌ踣地，久不能起，上以为笑。夫此戏乃市井儿童之乐，壮夫为之，已自不雅，而况以将相贵戚之臣，使之角力仆地，毁冠裂裳，不亦甚乎？《秦京杂记》载寒食内仆司车与诸军容，使为绳橛之戏，今亦不行。今清明、寒食时，惟有秋千一事，较之诸戏为雅，然亦盛行于北方，南人不甚举也。
先王之制，钻燧改火，虽云节宣天地之气，然亦迂矣。寒食禁火，以为起自介子推者，固俗说之误，而以为龙星见东方，心为大火，惧火之盛而禁之，则尤迂之迂也。今之俗不知禁火，亦不知改火，而四时之气，何尝不宣？岂可必谓古之是而今之非乎？
《周礼》司ピ氏，仲春以木铎徇火禁于国中，注云：“为季春将出火。”此亦今人谨慎火烛之意，非禁烟也。禁烟不知起何时，至唐、宋已然。改火之不行，似已久矣。诗人吟咏之词，未足据也。杨用修谓不改火，出于胡元卤莽之政，此真可笑。使今日必行之，则闽、广之地，安得榆、杏，而齐、鲁之地，安得檀？使民走数千里而求火种，亦不情之甚矣！
北人重墓祭。余在山东，每遇寒食，郊外哭声相望，至不忍闻。当时使有善歌者，歌白乐天寒食行，作变征之声，坐客未有不堕泪者。南人借祭墓为踏青游戏之具，纸钱未灰，履相错，日暮，坟间主客无不颓然醉倒。夫墓祭已非古，而况以蒿凄怆之地，为谑浪酩酊之资乎？
琴操谓介子推以五月五日死，文公哀之，令民不得举火，今人以冬至一百五日为寒食，其说已互异矣。《邺中记》载：并州为介子推断火，冷食三日；《汉书·周举传》谓太原以介子推焚骸，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至魏武帝令，又谓太原、上党，冬至后百有五日，皆绝火，讹以传讹，日甚一日。至唐时，遂有“普天皆灭焰，匝地尽藏烟”之语，则无论朝野贵贱皆绝火食。故曰：“日暮汉宫传蜡烛。”谓至是始举火也。然此犹之可也，至于民间犯禁，以鸡羽插入灰中，焦者辄论死，是何等刑法耶？国朝之不禁火，其见卓矣。
三月三日为上巳。此是魏、晋以后相沿，汉犹用巳，不以三日也，事见《宋书》。周公谨《癸辛杂志》谓上巳当作上巳，谓古人用日例以十干，恐上旬无巳日。不知《西京杂记》，正月以上辰，三月以上巳，其文甚明，非误也。但巳字原训作止，谓阳气之止此也；则巳恐即是已字，但不可以支为干耳。
《田家五行》曰：“三月无三卯，田家米不饱。”
《月令》：“四月靡草死。”靡草，荠、｛艹尼｝、葶、苈之属，非一草也。荠、｛艹尼｝似人参，冬水而生，夏上而死。麦秋至，麦至是熟。凡物之熟者，皆谓之秋耳。今俗指麦间小虫为麦秋，可笑也。亦犹北人指七月间小蜻蜓为处暑耳。
四月十五日，天下僧尼就禅刹搭挂谓之“结夏”，又谓之“结制”，盖方长养之辰，出外恐伤草木虫蚁，故九十日安居。释苑宗规云：“祝融在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