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莅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谕，谓之通行。大率胥曹剿袭旧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姓耳。至于参谒有禁，馈送有禁，关节有禁，私讦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华靡有禁，左右人役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更之。上焉者何以表率庶职？而下焉者何以令庶民也？至于文移之往来，岁时之申报，词讼之招详，官评之册揭，纷沓重积，徒为鼠蠹，薪炬之资，而劳民伤财，不知纪极，噫、弊也久矣！
唐、宋以前，不禁本地人为官，如朱买臣即为会稽太守。宋时蔡君谟，莆人，而三仕于闽。我国家惟武弁及广文不禁，其外则土官与曲阜令耳，然亦不闻以乡曲故，法令不行也，不知文职何故禁之？永乐中，邵圮以浙人巡按两浙，则知国初尚无此禁也。南赣开府，兼制闽、广，然蒙慎以广人，余从祖杰以闽人，皆尝为之。蒙不知云何，从祖当时已有称不便者。一二骄恣家奴且挟势不避监司矣，不如引嫌之为愈也。又河道总督制及浙西，而潘季驯以浙西人为之，每行文移于监司守令，常有格不行者。古法之不可行于今，此其一端也。
地方若省冗官，十可去其二三。居官若省冗事，十可去其六七。京师之民最繁杂，事最猥琐，而官常有余闲者，虚文省也。只以人命一事言之，京师有杀人者，地方报之，巡城御史行兵马司相视其情真者，即了矣。有疑不决，然后行正官检视，狱成上疏，下之法司，一谳而毕矣。外藩则不然，地方报县，先委尉簿相视，情真而后申府。府有驳，再驳而后申道。道有驳，再驳而后详直指。其间一检不已，再检不已，比至三检，所报分寸稍异，又行覆检，遂至有数县官会问者，数司理会问者，数太守会问者；而两造未服，争讼求胜，自巡抚中丞，直指使者，藩臬之长，守巡二道，隔邻监司，纷然批行解审。及至狱成，必历十数问官，赴十数监司，而上人意见不一，好作聪明必吹毛求疵，驳问以炫已长。迨夫招成不变，而死者已过半矣。况转详又有京驳审录，又有矜疑恤刑，至部又纷纷告辩，卒有元凶未正典刑，而中正亲属相望告毙者。至于官徇私而曲断，吏受赇而寝阁，优柔不断者，动必经年，迁转不常者概行停止，其害又难以枚举也。嗟夫！一事如此，他事可知。故不省虚文，而望事集民安，此必无之事也。
国家于刑狱一途，倦倦留意，不啻三谳五覆，而往往有负屈以死者。如往岁荷花之冤，甚与宋墨庄所载沉香事相类。此皆初问之官不能用心细察而草草下笔，其后遂一成而不可变耳。又有人作聪明，专以平反为能者。如山西赵思诚，初任莱州司理，雪一冤狱得名，拜谏议，后出为监司，一应强盗杀人之狱，皆以为诬，悉纵之，此则以意为轻重者也。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应笞一百者止九十七，杖亦如之。此虽仁心，亦近于戏矣。我国家绞之上有斩，有凌迟，而自流罪以下，有《大诰》者减一等，盖当时颁《大诰》于天下，欲人人习之故也。后世相仍，一概减等，而遇热审尺恤刑之期，又减一等。每岁决狱，多时降旨停免，故以诖误，陷大辟者多老死园土中，此亦法中之仁也。
为守令者，贪污无论，已上者，高谈坐啸，而厌薄簿书，此一病也。次者，避嫌远疑，一切出内，概不敢亲，此亦一病也。而上之人，其疑守令甚于疑胥役，其信奸民甚于信守令，一切钱谷出入，俱令里役自收，而官不得经手，此何里役皆伯夷，而守令尽盗跖也？事有违道以干誉者，莫此为甚焉。
为令者有八难：勤瘁尽职，上不及知，而礼节一疏，动取罪戾，一也；百姓见德，上未必闻，而当道一怒，势难挽回，二也；醇醇闷闷，见为无奇，而奸驵蜚语，据以为实，三也；凋剧之地，以政拙招尤，荒僻之乡，以疏逖见弃，四也；上多所喜，多见忌于朋侪，小民所天，每见仇于蠹役，五也；茧丝不前，则责成捆至，苞苴不入，则蒌菲傍来，六也；宦成易怠，百里半于九十，课最易盈，衔蹶伏于康庄，七也；剔奸厘弊，难调驵侩之口，杜门绝谒，不厌巨室之心，八也。至于郡守礼貌稍殊，白黑难溷，虽百责攸萃，数令稍易，然时有漏纲于吞舟，而负冤于覆瓿者，此仲翔、敬通所为仰天长叹也。
监司之臧否属吏，盖亦难矣。粉饰者见赏，则暗修者弗庸；迎合者受知，则骨梗者蒙弃；搏击者上考，则长厚者无称；要结者得，则孤立者无誉；畔援者承旨，则寒微者自疏。至于资格一定，则舍豺狼而问狐狸；意见稍偏，则盼夜光而宝燕石。故下吏之受知长官，有难于扣九阍者。昔王荆公为幕职，读书达旦，犹不为韩魏公所知，况其他乎？
宋刘亻冉为陕州参军，居官贫甚；及归，卖所乘马为粮，跨驴而归。魏野赠以诗云：“谁似甘棠刘法掾，来时骑马去骑驴？”及真宗封禅，求野著作，得此诗，即拜亻冉为京官。噫，今之小官如亻冉者，难矣。然不可谓无其人也。但送行之诗，多浮其实，有如野之不阿所好乎？而贝锦一成，泣血剖心，上人终不见信，如宋真宗者，今监司千万中无一人也。
古人长官之待僚幕，真如父子兄弟，绝无崖岸之隔。如晋时庾亮登楼，共诸从事踞床啸傲，桓宣武直入谢太傅室中，至为狂司马所逼，入内避之。然此犹远事也。宋欧阳公在西京幕职，与诸名士终日游山，时钱思公为守，至携酒，遣歌伎迎劳，何尝稍以势分自居，而亦何尝失时废事也？今太守二千石下，视丞判司理已如雕之挟兔，而琐屑脂韦之辈，趋承唯诺，惟恐不及，虽云同寮，已隔若殿陛矣。况上而藩臬，又上而部使者乎？上下相临，俨若木偶，鱼贯而进，蒲伏而退，其有赐清坐，假颜色者，即诧以为国士之遇矣，敢与之抗是非，争可否哉？礼文进退之节，平反出入之间，一失其意，朝白简而夕报罢矣。故仕路相戒：“天子之逆鳞易犯。而上官之意指难违。”古人所谓善事上官，无失名誉者，亦有激其言之也。
藩司之职，即行中书省之别名也。臬司则汉之刺史，宋之提刑也。但昔之权重可以巡历黜陟，二千石以下皆得易置。国朝自有巡按御史之设，而提刑之权轻矣。其分司于外者，虽时一举行，不过循袭故事耳。其后以藩司分辖各郡为分守，臬司辕者为分巡。盖藩臬之长，以地遥不能周知。而岁时复有祝厘入觐之役。迁徙事变之故，非分司不足用也。自万历壬辰以后，天听稍高，铨补之牍，不时得请，藩臬十七空署，事多兼摄，而民愈不便矣。
宋枢密使最尊，其事权、礼遇与宰相等。当时文事出中书，武事出枢密，谓之两府。国朝兵部，仅在六卿之列，而永、宣之朝，大司马如马公文升、刘公大夏，时与辅臣同参密议，盖虽与相臣有间，而其权亦与冢宰埒矣。但既为宰相，自当兼管文武，乃与枢密分权，此宋制之失也。
六卿之序，唐则吏、礼、兵、民、刑、工，贞观改吏、礼、民、兵、刑、工。宋初以吏、兵、户、刑、工、礼为坎，至神宗始定吏、户、礼、兵、刑、工，盖用《周礼》之序也。今虽沿宋制，而清贵之秩，吏之下则礼，礼下则兵，兵下则工，工下则户，户下则刑，至于都察院，虽居六卿之下，而权势与吏部埒。百年以前，尚无定序，今则一成而不可变矣。
太祖诛胡惟庸后，罢丞相不复设，而以九卿分治，凡事可否，听自上裁，当时岂有内阁，及票本之事哉？永乐初，以万机多故，于词臣中选数人入阁办事，军国重事，面与商确，而当时九卿，亦召预议，不独阁臣也。其后稍倦勤，遂令票拟以进，习以为常。三杨当英庙之初，主少国疑，权由已出，天下遂以相名归之，而实非也。夫以大学士为相，则学士不过词林殿阁之职，秩止五品，非相也；如以处百僚之上，则其尊多由兼官，或六卿，或宫保，非本等职业也。票拟不过幕宾记室之任，可否取自朝廷，何权之有？而其后如分宜、江陵之为者，如猾吏之市权，窃之也，非真权也。唐、宋宰相，礼绝百寮，坐中书堂行事，自九卿而下，进见皆省吏高唱，鞠躬而入揖；及进茶，皆抗声赞喝。待制以上，见则直言某官，皆于席南横设百官之位，不迎不送。其尊如此，黜陟予夺，无一不自己出。如申屠嘉廷辱邓通，苏良嗣笞薛怀义，赵普按诛陈利用，韩琦立召任守忠，此宰相之权也。今之权皆已散而归之大小九卿，而阁臣之门欲笞一人而无｛楚｝，每日坐容膝之地，晨入酉出，啄息不休，退居邸第，丞郎皆与抗礼，迎送仆仆，安在其为宰相也？但去天尺五，呼吸可通，大小万几，悉经心目，上之礼眷，殊于百辟，于是人始以为天下事无一不由阁臣定者，而不知阁臣票拟悉据九卿之成案，不敢增一毫意见，不敢逾尺寸成规者也。夫无宰相之实而冒宰相之名，不能行宰相之事而天下必责以宰相之业，故今之为阁臣者，亦难矣。愚尝谓永熙宣弘之朝。若三杨刘谢等。得君行道，言听谏从，是以阁臣而做宰相之功业者也。嘉、隆以来，若分宜、新郑、江陵等，广布爪牙，要结近侍，是以阁臣而假天子之威福者也。至于今日，主上神圣威福，既不可窃，而上下否隔，功业又不可就，且议论繁多，动辄掣肘，其不以身为射的，则幸矣。救死之不赡，而何暇治天下哉？
史称姚崇为救时之相，夫救时之相岂易得哉？世衰道微，主德不聪，奸究潜伺，几务业脞，百姓流亡，即以伊、周处此，亦不过成得救时二字耳。相之治国，如医之治病也。其人强壮无疾，则教以珍摄保养，无所事事之方；若病势已深，急当治标，虽有卢、扁，亦必针石汤炙之剂；可谓其非神医，而仅为救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