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她吓了一大跳，她的德语卷子从书包里掉了出来！
弗兰西丝卡决定马上去教师办公室交作业。尽管她并不期望别人会相信她，但她还是光着脚，穿着睡衣，嘴里含着一块甘草糖走了出去。她一分钟也没有耽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敲响了教师办公室的门。是谁给她开门呢？
不是别人，正是维克托·朗格本人！
他正留在办公室里批改考卷。她感到非常狼狈，一声不响地把卷子交给了目光疲倦的老师。
维克托·朗格没说一句话，他接过卷子，微微地向她点了点头，然后就关上了门。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后来，她领回了卷子，就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她得了个甲等。
然而使她更加感到幸福的是，维克托·朗格老师对此事再也没有提起过。
他没有对任何人提起。
也包括对她本人。
“维利，请把刀子给我好吗？”
“不给，我也要削土豆皮。”
“刀子，叉子，剪子，灯……”
“……小小孩子不能动。”
“好孩子，现在该把刀子给我了吧？”
“不给。”维利倔强地握着带尖的刀子。
我心里害怕死了。在这种情况下，父母杂志《成才与堕落》是怎样建议的呢？当然是引开他的注意力了。以游戏的方式先把孩子的注意力引开，然后，作为替代，把适合孩子玩的玩具塞到他手里，比如积木、图画书什么的。
“快看，维利，妈妈这里有一个用好多好多颜色搭成的积木塔。”
“我不想要。你自己玩吧，我现在要削土豆皮。”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正要决定继续耐心地哄他时，电话铃响了。维利扔下刀子，扭着包着尿垫的屁股踉踉跄跄地跑向客厅。我捡起刀子，把它放到维利够不着的柜子上，然后跟着他走进了客厅。
“喂？”维利对着话筒说，“衷心祝贺。”
“谁打来的电话？”我问道，想去抓话筒。
“不知道。”维利遗憾地说，把话筒紧紧地贴到自己的耳朵上。
“把话筒给我。”我亲切地说。
可维利就是不给我话筒。那意思就像在表示，刚才我打扰了他削土豆，现在至少要让他安安静静地打电话才对。妈妈总是这么叫人讨厌！
他倔强地用力抓着耳朵旁的话筒。
“妈咪在削土豆。”他告诉对方说。我弯腰凑到儿子抓着的话筒旁，想知道打电话的是谁。
“你刚才在干什么呢？”我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
是埃诺·温克尔。
“我在打电话。”维利说。然后他准备一分钟不说话，欣赏地转着那只脏玩具兔的耳朵玩。
我一边兴奋地喊马上就来接电话，一边奔进厨房，给小维利冲了一瓶牛奶。
“你好吗？”当我把奶瓶递给维利的时候，温克尔先生耐心地在电话的另一端问道。
“不错。”维利说，一边欣赏地把奶嘴放到自己的嘴里。
“你叫什么名字？”
“维利。”维利说。
“这名字很好听啊。”埃诺·温克尔逗他说，“你把电话给妈妈好吗？”
“妈咪在削土豆。”维利说，他没有上埃诺的当。
我觉得维利简直做得太过分了。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在他旁边跪了整整一分钟了，一直在哄他把话筒交给我。
我友好又坚决地抓起了维利的手臂，把脏兔子和奶瓶递给了他。他马上不知所措地松开了话筒（哈哈！上当了），并高兴地向我的律师告别。在我儿子的吵闹声中，我抬高了嗓门询问有什么新的情况。
温克尔先生对我教育孩子的能力有点担忧。不管怎么说，他不再有兴趣问维利正在干什么了。他在电话中一次又一次地喊，我丈夫对我的离婚申请显得很惊讶！
“就这些？”我一边把使劲挣扎的孩子搂到身边，一边大声喊道，“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现在迫切需要您的笔记！”埃诺叫道，“没有您的笔记，我们手里可什么材料也没有。”
他说的在理，也完全对。
“明白了！”我叫道，“可是您听到这儿正在乱折腾了吧！”
温克尔先生现在很同情我的处境。
“您自己抽时间吧，亲爱的、尊敬的赫尔…格罗斯克特尔夫人。我完全理解您的境遇，可是您要想到，您越早把笔记交给我，我就可以越早地办理您的事。”
“那房地产的事怎么办？”我这位亲爱的、尊敬的赫尔…格罗斯克特尔夫人打断了他的话。
“我会给你办的！我眼睛里有东西了！”
“太好了！”我说。
维利已经安静下来，心满意足地吸着牛奶。这一时的寂静给人一种难以形容的舒服感。
“您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了，亲爱的、尊敬的律师先生？”
“只要事情一定下来我就马上告诉您。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妈妈，”维利插进来，“为什么亲爱的律师先生眼睛里有东西？”
“亲爱的律师先生眼睛里有了房子！”我亲切地对维利说，然后又感激地冲着话筒喊道：“很好，好极了！您最近身体怎样？”
埃诺笑了。“我是说您感情上现在如何？我指的是现在，在您大胆地朝自己的独立迈出决定性步子的时候。”
“他为什么眼睛里还有房子？”
我仿佛看到律师先生就在我面前，正惬意地坐在皮沙发上，面前的写字台上摊放着他母亲今天早上充满爱心地为他准备的三明治早餐。
“亲爱的律师先生，”我有些调侃地说，并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我已经独立了，多年以来就是独立的了，虽然我只是一位整天把时间花在孩子身上的妇女！”
“为什么他眼睛里有房子？”
“我亲爱的、尊敬的赫尔夫人……”
“对不起了！煮土豆的水开了！”
“为什么他眼睛里有房子？”维利生气地嚷着，把他的玩具兔摔到我的身上。
“就这么说的！”我对他吼道，“咱们一起到厨房去，我解释给你听！”
“祝您愉快！”就在我把话筒放下之前，埃诺又喊道。
弗兰茨现在定期去市森林旁的新幼儿园了。维利也常到几个适合儿童玩的幼儿班去，这样，社会环境对他就相对稳定了。我经常开车跑来跑去，这当然使我很恼火，可我对自己说，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不久就要搬到好地方去了。毕竟，埃诺眼中已经有一所房子了。
在做妇幼体操时，一位长得非常标致的女士同我打招呼。上次在一起时，她已经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她经常穿着烫得平整的绣花衬衣和非常突出女性特点、包到小腿的百褶裙，同孩子们一起在蹦床上蹦蹦跳跳。她那细心烫过的短鬈发在蹦跳中几乎没有紊乱的痕迹。所有女士看起来都这样高雅。不管怎么说，在这个高贵的圈子里，没有一个像我这样寒酸、失业并带着两个没有爸爸的孩子的女演员。
我本人倒觉得，不管在哪里，同孩子们在一起时穿牛仔服和短袜要更切实际。毕竟，有一个小时你总得扶着孩子，在上课结束后还要定期愉快地为孩子们做伸展运动示范。
这位保养有方的女士一边让她的拉法埃尔在秋千上荡来荡去，一边用温柔的声音和我说话。她说，我应该抽时间去拜访她一下，因为她的拉法埃尔很愿意和我的弗兰茨玩耍。我看了看那个正在荡秋千的孩子，他还不到四岁，显得弱不禁风。我心里在问，这么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孩子怎么非要同我那粗胳膊粗腿的弗兰茨在一起玩呢？这位女士又说，如果我觉得合适，可以约个时间到她家去一下，喝杯咖啡。她本人认为，尼古拉日去比较合适。另外，她叫苏姗娜，这位烫着鬈发的女士好意地说，在她们这个圈子里，大家都直接用“你”称呼。
她的这番话立即勾起了我对早先做妇幼体操时认识的另一位苏姗娜的回忆。当时，这一地区的体操馆已经使我疑虑重重。首先，孩子们得涉过一堆瓦砾碎片才能来到破旧的大门；另外，混凝土块垒成的墙上很久以来就涂满了难以辨认的口号。自从在那里出现＃字标志和犹太人的星形标志以后，我心里就打定主意，立即叫我的孩子到一个好一些的地方去锻炼身体。还有比市森林这一片更好的地方吗？再说，我们反正就要搬到这儿来了。
这另一位苏姗娜有一头天生的黑发，长长的，没有梳理。她身上总有一股轻微的健康母亲特有的汗腥味，身上从不穿戴那么多累赘的东西，如胸罩什么的，这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苏姗娜五年来不停地给两个孩子喂奶，她的一个乳房就再也没有从这天生美好的哺乳中恢复过来，但至少伤寒或其他什么传染病在她两个流鼻涕的女儿身上没有出现过。贫困和坎坷在这双出生在大城市的苦难儿脸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有一次，我送给另一位苏姗娜一块尿垫时，我们搭上了话。她很不愿意用我的尿垫，可她没办法，因为在她的旅行背包中再也找不到一块干燥的尿垫了。另一位苏姗娜憎恨别的父母强迫孩子使用塑料尿垫和一切人造的、对环境有害的东西。她喜欢自然天生的东西，如果能在所在的地区找到无花果叶，她一定会用这种天然的东西把她的女儿包裹起来的。
另一位苏姗娜在做妇幼体操时也邀请我到她家里坐坐，因为她女儿想和我儿子玩。她的家位于一块不时用来做马戏场或游乐场的农田旁边，是一套两居室的社会福利房。孩子的爸爸是一家左翼激进周报的自由撰稿人，与苏姗娜分居生活。他偶尔也照看一下两个女儿，这时的苏姗娜就到一家新妇女书店打打临时工。
另一位苏姗娜是一位很不错的人。有一次，我见到了她那位蓬头散发、戴着一副无边眼镜的孩子的爸爸，看到他垂着肩，背着一个装满燕麦片、啤酒和报纸的挎包走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