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把阳光卷起，暴雨般倾盆而下，很快，整个小城都被冲刷得一干二净。笼罩在大街小巷多日的寒冷与潮湿一下子全部烟消云散。马路上冒出一层白茫茫的光。
我趿着鞋，从房间里走出。阳光落在脸上、肩上、胳膊上、大腿上，暖暖和和。心情便随这阳光慢慢漾开。我微眯上眼，浑身每个细胞隐隐约约渗出一丝丝惬意。说真的，人其实与挂于橱内的衣服差不多，都需要不时拿出来晒晒阳光。这样，不仅对得起别人，也对得起自己。
在身后这个阴郁的房间里，我确实呆了太久，也想早点走出来，可天气一直太冷了，我又找不到其他能够允许我住下来的地方，所以不管这套房间有多么讨厌，我还是咬着牙关忍受了这么久。不过，惭愧的是，有时夜里醒来，慢慢打量着在屋子里恍恍惚惚飘动的一些影子，我的牙齿却又咬得不那么咯吱咯吱响了。
我刚离婚，屋子还残留着太多我前妻的气味。我曾把床单扔入洗衣机里前后洗过三遍，但床缝里还是能不时发现几缕长发，黑色的、卷曲着的。它们就像小草，生命力极其顽强，最后我彻底失望了。我实在找不出什么法子把这张床也放入洗衣机里。有一段时间，我怀疑自己有病，可病这种东西并不能把它从脑海里掏出来放在桌上研究，再加上我也不是干医生这行，对如何治病无甚心得，更没丁点儿兴趣。何况再好的神医也常治不了自己的病，于是我找出个办法，如果说我能证明活着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儿病，那么我是否有病不仅不必大惊小怪，而且它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我挠着头，咬着笔，在一大叠白纸上飞快写着，我想若小时读书时能有这么勤奋认真，北大清华的校长早开着卡迪拉克专程来迎接我了。于是，写完最后一行证明文字，我便得意洋洋跳起来，在地板上打了几下滚。地板很硬，把脊梁烙得很痛。但我很开心。亚历山大皇帝挥剑劈开那个死结时，心里也一定很开心。
我的前妻长得很漂亮。床头垃圾筐内还有她一张相片。我很想把它扔掉，可把这个筐拿去倒时，它总粘紧在筐底，我又不想伸手碰它，只好仍把它带回家，每天晚上不停往上面扔水果皮，废纸屑。说实话，我很为这张相片可惜，它本来应该在墙壁上，粘在最显眼的地方。这真是有点儿委屈它了。
它现在的样子着实很脏，可上面那女人并没有发现这点，还是很灿烂很妩媚地对我笑。她的眼睛像勾子，专勾男人鼻血。有好几次我曾没来由地想，若相片上的她没穿衣服，我再拿去扫描几万张沿街叫卖，不出半年，怕是比尔盖茨先生也得向我借点儿银子周转了。美女就是生产力嘛。不过，我马上就意识到这个想法有多么卑鄙，简直比靠墙喝粥的老太婆还要无耻下流。我便狠狠赏给自己几个嘴巴，把原本瘦削的脸打胖一点。我用的劲很大。空气也在一边叭叭地拍着巴掌。我对着床头镜子里那个稍显好看了的自己，微微一笑，然后在床铺上躺下，翻来覆去。小时候念过一首诗，叫关关雎鸠。里面的男主人公整夜也“辗转反侧”，但我明白，我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是，他盼着明天，盼着早点天亮，而我却不盼望，什么也不盼望。
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她的味道，这很让人伤心。我曾把夏天没用完的杀虫剂在屋子内狂喷过好几次，可还是不能解决这问题，这让人不得不怀疑起该公司的产品质量。于是，我打电话进行投诉。他们说，他们的产品只负责消灭蚊虫，对于其他事物爱莫能助。我不服气。我说，我是害虫，我是害虫，谁怕谁……我的意思本来是想告诉他们，我就是一只虫子，为何这杀虫剂就不能消灭我？可见其质量有何等低劣。可惜他们的智商太低了，我还没把歌唱完，他们就嘟囔了声，匆匆挂断电话。他们仿佛说了点什么，仿佛是在嘀咕神经病什么的。我不高兴了，继续打电话，这次接电话的是个女人，声音软软的，很好听，像一张松软的床，让人恨不得立刻跃上去蹦几下。所以我便尽可能地把语气放温柔，把语速放缓。我告诉她，我已充分证明了“人都是有病的。”为何刚才那个男人要说我是神经病，而不说他自己是神经病？莫非他真以为我是一个神经病？
女人便吃吃地笑。于是我们开始聊天。从有病说到没病，从蚊虫的习性说到蚂蚁的天敌，从埃及艳后的男人说到盗墓迷城的僵尸，从西施姑娘的大脚说到还珠格格的弱智……最后，我猛地发现这不是800对方付费电话，我连再见都来不及说，先是手好像被蝎子刺了口，然后心脏蓦然一痛，我赶紧把电话往地上一扔，用脚踩住。我喘着粗气，盘算着如何应付下个月的电话账单。说来惭愧，我前妻把我所有的钱都席卷一空。我是个大男人，又怎么好意思她斤斤计较这问题？所以当她在屋子里翻来挑去，嘴里不停说着“这个东西你用不着，我带走”时，我也只有尽力配合她的工作不断点头。我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点头的频率比鸡啄米还要快。为此，我非常满意。
我忽然想起那则比较有名的笑话，便急忙躺在床上，等待着她把我装入衣箱带走。她来到我身边，掀起床单，把底下那包还没来得及拆封的避孕套装入衣箱，她的记忆可真好，让人佩服。她对我笑，“走了。”我也笑，“好走。有空记得来回坐坐。”她说，“那是一定。”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孩子怎么办？”她说，“孩子跟你姓，当然归你了。”
我琢磨了下，觉得她说的不无道理。若是我跑到派出所把孩子的名字改成跟她姓，这活估计不仅麻烦而且很难，派出所的副所长是她表哥，原来见我不把我肩膀拍疼绝不撒手，前天偶然遇上，脸色黝黑、胡子铁青，手不停地去摸裤腰上挎着的某种鼓鼓囊囊的东西，就仿佛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犯人。我心虚地低下头，在这种饱含专业素质的目光的逼视下，我知道自己错了。前些天有人骑车撞着一个老头儿，我在旁边看见了，仅仅只扔下几百块钱，就匆匆跑了。我应该把老头儿送进医院。但这世上并没有后悔药吃。所以我只能蹑手轻脚从他身边走过。我是一只老鼠。一只老鼠与一只猫狭路相逢，老鼠还能说什么？
我前妻又说，“孩子一直是你妈带着的，有了感情，若我把孩子带走，你妈会很难过的。”她这话让我很感动，到了这种时候，她仍然不忘为我妈着想。可惜我是个男人，否则定要嚎啕几声，以示我的感激之情。过了几秒钟，她走了，我仍躺在床上。我仔细地数着她的脚步声。1234567。然后，就没有了。
天花板一片雪白，于是就好像有一些雪花从上面飘下来，白茫茫大地可真干净。我在床上耸耸肩。我觉得自己这个动作比好莱坞大片中的那些男人更有绅士风度。可惜的是，房间里没有观众。我对着屋子里的镜子龇牙咧嘴一笑。屋里有很多面镜子，摆满各个角落。我的脸在镜子里被不断重叠。光线把我渐渐扔远，镜子里的那个人仿佛离自己有无限远。我皱皱眉，从枕头下拿出一个巴掌小的镜子。这是我前妻在我们俩还恩恩爱爱时买的，说是要帮助我认识一下她的皮肤有多么好。所以上面现在还有着她的一根长发。
我把我前妻的相片放到鼻尖，用力地嗅了嗅。我本来想说一声好臭，可嘴巴嗫蠕了好久还是无法说出来。它确实香。虽然她已离开我，爱上了别的男人。虽然当年她曾哭着喊着说要与我一生一世，但我应该理解明白她现在的选择。何况，据说科学家已证明所谓爱只是一些激素，当激素停止分泌，爱情也就告以段落。我不懂科学，也不懂爱情，不过若有人勒令我，餐餐都得吃我现在最喜欢吃的红烧肉，我想自己也会大倒胃口，而且事情有发生，也就应该有结束，爱情亦不例外。我不能因为爱情离开了而昧起良心说这根头发很臭，而事实上，在过去的很多个夜里，我只有闻着她头发上传来的香味儿才能睡上一个好觉。
对吃红烧肉，我倒有点儿心得，但这并不能证明我就是一个有生活常识的人。坦率说，我缺乏常识，曾读过有个叫“一人”的某篇文章，他在那里说，“我一直生活在幻觉中，歌声拎起我的脑袋不停地往墙上砸。”我觉得他与我一样，都属于是没有常识，换而言之，也就是笨蛋加白痴。
可能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常识是什么。遗憾的是，我也说不清。我只知道，人要活着，拥有常识比拥有知识、智慧、才华要强十倍、百倍、千倍、万倍、亿万倍。请原谅我使用这么夸张的语气。这确实是我付出惨痛代价换来的教训。我老觉得自己有义务提醒一下别人，不要再掉进这么一个大坑。我想这种脾性也很可能是我前妻离开我的原因之一。我太喋喋不休了。我不应该老念叨她穿得太暴露会招惹一些狂蜂浪蝶。我的前妻选择离开我，我觉得她做得很对。不谈什么天赋人权，人人都有选择自己生存方式之类的大道理，我敢肯定，我的前妻若继续留在我身边，一定是在糟蹋她的天生丽质。漂亮是种资本，不仅能换钱当硬通货使用，它更能有助于人们的梦想实现。马丁路德说的好，我有一个梦。我又有什么权利去苛责她的梦？
我给不了她所想要的，我就得尊重她的决定。
硬通货总是在不断流通过程中。
记得那位一人先生还说过两句话，一是，我们可以不尊重生命，但不能不尊重硬通货，它比我们的意义更大一点儿或者说它给了我们意义；二是，没有资格的人对硬通货所谓的尊重，毫无例外，皆是对它极端恶劣的侮辱。
他说得很有趣。所以我能很快地明白他的意思。同样是一个“毫”字开头的成语——毫无疑问——我现在已经属于那群没有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