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现实主义诗人阿拉贡领导的共产党文学周刊《法兰西文艺报》发表了一篇
标题为《克拉维钦科的书是怎样出笼的》文章。文章说，《我选择了自由》
一书完全是美国情报部门一手策划，用以诋毁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取
得的巨大成就。文章还说克拉维钦科其实是一个酗酒成性的酒鬼，他所以“选
择自由”完全出于无奈，因为他的贪污行为已被发现，即将被检察官逮捕。
克拉维钦科阅读此文之后，聘请了抵抗主义运动著名知识分子乔治·扎
伊尔做辩护律师，于。。 1948年。。 1月正式向巴黎法院提起诉讼，指控《法兰西文
艺报》犯了诽谤罪。
该案由巴黎法院第十七轻罪庭审理。
1949年。。 1月。。 24日星期一，克拉维钦科诉《法兰西文艺报》诽谤案在巴
黎法院开庭。
由三名法官共同审判这次案件，迪尔凯姆上庭负责主持整个法庭辩论。
在被告席上，坐着《法兰西文艺报》的主编克洛德·摩根和新闻记者兼
评论家安德列·维尔塞姆，紧挨着他们的是《法兰西文艺报》为此次诉讼组
织的强大律师阵容。首席律师若埃·诺德曼以辩才而著称，协助诺德曼工作
的马拉塔索、布吕迈及布律尼埃也都非等闲之辈。在被告的对面坐着维克
多·克拉维钦科和他的律师乔治·伊扎尔和埃兹曼。
克拉维钦科首先站了起来，不紧不慢地念道：
“美国给了我自由，拯救了我的生命。现在我请求法国的法官们主持公
道，确认我这一作法的正义性。。”
“主持公道的法国法官将确认你这一作法为无耻的叛徒行径。我们将在
法庭上揭穿你虚伪的嘴脸。”克拉维钦科的发言还未念完，便被维尔塞姆的
反唇相讥打断。
克拉维钦科勃然大怒，恨恨地用拳头敲击桌面。迪尔凯姆庭长迅速插话，
以控制局势：
“双方当事人，请控制自己的情绪，法庭不是吵斗的场所。你们各自有
什么事实和证据可以提出来吗？”
被告的首席律师若埃·诺德曼请求传讯自己一方的证人。
第一批出庭作证的全是法国人。首先讲话的是路易·马尔丹·肖菲埃先
生。他回顾了自己在集中营的遭遇：
“我们。。 40多个人被关在一间漆黑的小屋里，屋里遍布跳蚤和臭虫。我们
每天被迫干。。 14个小时的活儿，而仅得到几乎不够维持生命的少量食物。那时
我们唯一的寄托便是一台偷偷藏起的小收音机，我们用它收听苏联红军的广
播。最后苏联红军打到了德国东部，我们被解放了并且受到了良好的对待。
最后，终于死里逃生返回了法国。在这里，我要大声宣布，我将一辈子感激
解救了我的苏联红军。。”
解救了我的苏联红军。。”
“克拉维钦科的书只会对德国有好处。他不仅背叛了自己的祖国，而且
背叛了所有的盟国。他试图分裂他们。在战争期间，他的行为是在为德国人
帮凶，在战争胜利后的今天，他的行为是在破坏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
共产党议员、前部长弗尔南·格雷尼埃接着发言，随后作证的是皮埃尔·德
布雷，《基督显现》报社的记者。他说：
“我不是克拉维钦科的政敌，但我准备以事实和理性对他的书进行历史
的批判。凡是看过《我选择了自由》一书的人都不难发现，书中充满了赤裸
裸的恶意和怨恨，它完全无视苏联人民的伟大建设成就，完全忽略了苏联在
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卓越贡献。书中的荒谬与偏见是一看即知的，它完全
不顾历史事实地将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与法西斯德国相提并论，这难道不是
在刚刚获得和平的世界上散布仇恨与敌对的种子吗？我们有理由相信，凡是
一个具有健全理性、热爱和平的人都不会写出这样一本偏颇的书来的。。”
1949年
1月
26日第三次庭审，史学教授让·巴比把听众引入这次诉讼
的真正意图中：克拉维钦科是书的作者吗？巴比先生语言坚决地断定：
“这本书没有一行是出自克拉维钦科之手，俄国文学中从未存在过这样
的体裁，它属于美国民间风格。”
原告的律师乔治·伊扎尔起身抗议：
“请问巴比先生凭什么断定此书不是俄罗斯风格呢？我请求法庭对如此
毫无根据的武断不予以考虑。”
“为什么书中的女性全是美丽的？俄罗斯人是不喜欢如此夸耀自己的女
人的，陀思妥也夫斯基、果戈里等伟大作家善于揭示人性的丑恶。这是典型
的美国风格！而且书中有黄色甚至色情的描写，这绝对不是俄罗斯风格。。”
被告方面的另一位法国证人埃马吕埃·达斯蒂埃紧接着发了言。他的话
正好击到了克拉维钦科的痛处：
“让我们回忆一下克拉维钦科‘选择自由’的时间吧！他在祖国遭受危
难的时候背离了祖国。在我看来，这种行为无异于犯罪和叛变。说到他的书，
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出版方面的事情，它既没什么文学价值，也无积极的社会
意义。它是一桩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是为迎合某些别有用心的势力而做的肆
无忌惮的宣传，说它是一件纯粹的宣传品也毫不过分！”
诉讼第四天，克拉维钦科的证人开始出庭作证。
首先出庭的奥尔加·玛申科夫人略微有些激动地叙述了自己的遭遇：
“革命后，我被认定为富农，从前的剥削阶级，因而失去了投票表决的
权利。一天，他们把我逐出家门，赶进冰天雪地中，查封了我的家，当时我
已怀孕八个月。。”
接着出场的是基伊诺先生，他用平静的语调叙述着自己的事情：
“我是一名工程师。。1938年
5月
10日，秘密警察逮捕了我，指控我
参加一个反革命的布哈林组织。我从未涉足政治，可横祸依然莫名其妙地落
到头上。直到后来我才搞明白，当时时兴用这个罪名来铲除异己。我曾经两
次被打得昏死过去，由于我拒绝在检察长填好的声明上签字，被列入了‘审
讯无结论’名单。两个星期中，警察不分昼夜地轮番审讯我，不让我合眼。。
最终，他们失去了耐性，威胁要逮捕我的两个年幼的孩子。于是我被迫签字
认罪，承认是一个布哈林——托洛茨基联盟的成员。。对我的正式审判在半
夜
夜连
20分钟都没用到，出庭的只有法官、预审法官和秘密警察
的头目。我申辩自己不是罪犯，是在酷刑下签的字，不过没有人听我的话。
经过
6分钟的会议，我被判处在‘特别营’服刑
18年。在我那间牢房里，满
满地关着
136人，我们只得轮流睡觉，1/3的人睡在地上，其余的人靠墙站
着，等待轮到自己。。2月，我被装进了一节火车，送往西伯利亚。火车到
达目的地后，我们被士兵押送着徒步去集中营，一共走了两天的时间。掉队
的人一律就地枪决。。我被分配到用桦树做枪托的大队。这项工作真是可
怕，清晨
5点钟起床，穿着木拖鞋，走
12公里的路到森林去。天是那样的寒
冷，身上的汗水都结了冰。。”
“终于有一天，人们向我宣布，我的案件已经复查了，我没有罪，我自
由了。这真像是一场恶梦。”
这时被告方面马拉塔索律师急不可耐地站了起来，大声喊道：
“我必须提醒法庭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克拉维钦科先生的所有证人都是
在红军到达乌克兰时出走的，因为他们曾经与德国占领军合作，害怕可能会
遭到的惩罚。因此，他们相当于
1944年盟军解放法国时逃离法国的自卫队士
兵和德国合作者。他们的证词是片面的，不可信的，我请求法庭认定这一点。”
1949年
2月
2日，又轮到被告方面的证人出庭作证。
美国记者阿尔贝·卡恩直截了当地切入整个问题的实质：
“克拉维钦科是个叛徒！他的煽动性的书属于一个巨大阴谋的一部分，
这个阴谋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诞生后不久便已出笼，并且给世界人民带
来了无数的痛苦。。”
阿尔贝·卡恩接着回忆了自己在苏联作为战地记者采访时的经历：苏联
红军是如何英勇地抗击德国法西斯，苏联人民是如何默默地忍受战争的痛
苦。最后，他激动地说道：
“克拉维钦科个人只不过是一粒沙子，或者说是一粒尘埃，但他竟变成
了一个具有国际意义的象征。他所代表的东西不仅对苏联人民，而且对美国
人民、法国人民以及世界和平都是危险的。他的书属于一种战争宣传。”
克拉维钦科气得面色通红，他忍无可忍地高声喊道：
“卡恩先生谈到阴谋，但他丝毫没有讲共产党的阴谋！他提到了法西斯
的恐怖，可他一点儿不涉及共产党的恐怖！正是因为不喜欢在自己的祖国内
发生着的恐怖，我才勇敢地站到了这儿进行这场诉讼。”
法庭上的交锋开始白热化，双方的律师都站了起来，激辩随之发生。
“一个记者曾经写道《我选择了自由》一书的作者是尤金·莱昂。”诺
德曼先生喊道，“为什么克拉维钦科从不追随他呢？”
“那是另一个问题。你应当很清楚，《法兰西文艺报》断言书是一些流
亡俄国人写的！”伊扎尔反驳说。
“你为什么选择在法国进行这场诉讼？”诺德曼目光炯炯地盯着克拉维
钦科的眼睛，直截了当地质问。
“因为法国共产党值得警惕。”克拉维钦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
大厅里迸发出支持的掌声。然而被告席上，人们也不无欣喜。克拉维钦
科刚才过于冲动说的一番话不正是招供了他的反共阴谋吗？
1949年
2月
9日，星期三，诉讼第七天。
克拉维钦科的前妻戈尔诺娃夫人出庭作证：
“我最伤心的回忆，便是想起克拉维钦科曾是我的丈夫。我同他结婚时，
刚
刚
克拉维钦科用手指着前妻，叫嚷起来：
“别听信她的鬼话。她父亲是沙皇军队的旧军官，在大清洗中被抓了起
来，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