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被称为“天鹅之歌”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基斯洛夫斯基让《蓝》、《白》、《红》中的男女主角都出现在海难幸存者中，当瓦伦婷和与瓦伦婷一街之隔的邻居—法律系大学生出现在幸存者中时，影片在两人对视中定格。
我们无法武断地为影片的寓意作结，按照导演关于被切成两半的苹果的比喻，瓦伦婷和法律系大学生是否正该是合在一起的苹果的两半呢？他们同住在一个街区，彼此相见而错失，一个被所爱的人背叛，一个有爱的人却不得，一个要逃离爱的灼伤，一个要奔赴爱的怀抱。一场海难使他们终于相识，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灵与肉的结合即将开始？影片的暗示是意味深长的。
中国人最讲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缘分的奇妙处就是一切看似不可能的事都存在着可能。它的最大特点是可遇而又不可求，爱的缘分也无非如此：你以为得到了爱，也许正是一种错失，你以为失去了爱，也许正是一种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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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的宿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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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桑在《大卫的机遇》中，写了一个名叫大卫·斯旺的青年。他步行去波士顿投奔当商人的叔叔，一路劳顿，途经覆盖着浓荫的泉眼边饮水休息时睡着了。这期间，一对丧子的富绅夫妇恰巧经过，想认这个陌生的小伙儿为子，并让其继承家产；一个大百货商的美丽女儿来泉边喝水，面对这英俊的青年而芳心萌动；两个手执匕首的强盗曾准备下手打劫，因见一条狗跑到泉边饮水而放弃。三次祸福不同的机遇就这样与甜睡中的大卫擦肩而过，大卫什么也不知道，他醒来后跳上了一辆路过的马车消失在烟尘中了。霍桑的文章意在说明一切的幸运或险象的际遇是难以把握的。用中国的俗话说就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比《大卫的机遇》更加现实也更加深入，基斯洛夫斯基用电影也书写了他对机遇的思考，这就是拍摄于1982年的《盲目的机遇》（BlindChance，又译《机遇之歌》、《三生三世》、《极可能的偶然事件》），影片表现的也是不同的机遇对不同人生的根本性影响。
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叫麦克的年轻人的生活故事，这个充满激情的小伙子每天要匆匆赶乘那班定期开出的火车。
第一次，他跳上了已驶出月台的火车，在列车上邂逅了一个虔诚的共产党员，在这位共产党员的影响下，他从此成了革命的积极分子，在某一次共产党员的聚会中，他与一位美貌并有着不同世界观的女人相恋。一天，为了参加在国外举行的国际共产主义会议，他必须坐飞机出国，可惜因国内的罢工而无法成行。
另一次，他在追赶火车时没有顺利赶上火车，却撞上了铁路警卫，因为冲突，结果他被判刑劳教。受因同样事件被关在一起的一个对社会不满分子的影响，他也成了不满分子，与一群为自由及理想打拼的人一起奋斗。他成了一名虔诚的教徒，信仰上帝，然后与一位漂亮的犹太女郎交往。在他要上飞机参加国外举行的天主教会议前夕，却被当局以印刷非法读物为名，拒发护照而无法成行。
再一次，他没有赶上驶出月台的火车，但却与一个女同学意外相逢，他找到了爱情，结了婚，还在大学学医，当了医生。他成了一位令人羡慕的好丈夫、好父亲、好医生，并坐上医学院高级主管的职位。有一天，校方要求他出国参加一个国际医学会议。他欣然与太太、儿子和同事告别，正当他的生活像此次飞行一样前程似锦时，却意外遭遇了空难……
三次拼命追赶已驶出月台的火车，导致三次不同的结果，影片通过三种可能的生命结局，展示了基斯洛夫斯基对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
显然，不断重复的上火车，是一种象征，表现了个人在生命进程中的各种可能性。缓缓开出的火车如同一个被赋予某种政治色彩的国家，你别无选择地要乘它。当麦克像一个上足了发条的电动玩具，飞奔着追赶不断加速的火车时，他伸出的双手与火车拉手之间往往只有瞬间的距离，就是这瞬间的距离决定了一切，缩小它和拉大它，其结果完全不同。影片将这瞬间的距离隐喻为个人与命运的关系，任何可能性都是极其偶然的，是社会政体所难以左右的，人的生命的历程由无数偶然邂逅组成，决定你成为什么样的人，是你预先所难以设计的，当生命终结时，人的生命的链条才完成了他的必然。
霍桑的《大卫的机遇》和他的其他文章一样具有神秘、宿命与无奈。大卫经过的三次幸运和险象都是在睡乡之中，一切曾有的可能他都浑然无知。霍桑强调了宿命的不可知的力量，冥冥中的机遇既然是在我们无知的情况下匆匆而过，那么所有的慨叹也无从说起。这就削弱了作品的深刻力度，我们不是上帝，无法确知曾有什么样的机遇与我们失之交臂。因此，我们谁也不会为自己根本不知道的机遇而遗憾，正如我们无法对着虚无去“感时花溅泪”。
当初我读到《大卫的机遇》时，首先感慨的是我们实在是太缺少机遇了。现实生活中让人怅恨不已的是数不尽的大好机遇眼睁睁被有权有势的人和他们的子女亲属占有了，剩下一些少得可怜的机遇，又或者因高不可攀，或者因智力低下、方法不当等多种原因而痛失。
《盲目的机遇》以独特的电影视角向我们揭示了人在社会大背景下本质中的偶然性，表现了机遇（或者说邂逅）的宿命与无奈。尽管不情愿，又不能不去做。含蓄地嘲讽了那些试图以宏大的社会理想去取代个体的独特命运，以及以某种主义的“美好”共性去抹杀现实生活的徒劳努力。
基斯洛夫斯基告诉我们的其实是每个人时刻都在体会的常识：我们每天都可能会邂逅死亡，而我们却浑然不觉。作为具体个人，谁也无法清晰地把握自己的命运，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机遇在等着自己。在情感的世界里，人可以有较大的自由，但在社会生活的范围里，每个人都大大地受到未知机遇的主宰。
我想，在构思和作品布局上《盲目的机遇》也许受到了霍桑《大卫的机遇》的启发和影响。基斯洛夫斯基的不同凡响之处，是他以卓越的电影才能，将一个看似简单的可能意想，结构出耐人寻味的三段式故事，不仅赋予了哲学的深度，且更加现实和逼真地展现出来，并从多种角度探讨了人类共同面对的简单生命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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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的宿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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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下，作为一部大师的杰作，《盲目的机遇》因其敏感的政治性，曾被波兰当局查禁，直到五年后的1987年才在戛纳电影节上以《一种注目》的单元亮相。这部独特的电影影响了无数后来的导演，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国际影坛备受注目的《疾走罗拉》等影片都是向该片致敬的作品。
机遇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它的偶然性和意外性，它可能会如霍桑所写的仅仅在浑然无知中就悄然流失掉了，但更多的时候，确实是像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所展示的，我们可能把握机遇，但无法完全左右它，正像我们无法左右命运一样。偶然性和意外性中有必然性和规律性，它实际上是时时都在出现或可能在出现着。因此，陆游《感兴》诗云：“诸将能办此，机会无时无。”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恶时辰》里说，生活就是不断地给人些机遇，好让人活下去。
机遇就像灵感既是无处不在的，又是可遇不可求的，她当然会钟情有准备的人，但要确实捕捉和把握她，仅有准备是不够的。
美丽的机遇一闪即逝，无穷的麻烦纷至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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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昧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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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夜将临，出租车司机让努兹和妻子去教堂做弥撒，在拥挤的教堂里，他见到了分手多年的旧情人爱娃，爱娃幽怨而炽热的目光令让努兹心中忐忑不安。对让努兹来说，那段旧情已属于历史，这个温馨的平安之夜他应属于自己的家人，但爱娃的出现如“风乍起”“吹皱了”他已平静的心，他了解爱娃，担心她搅乱了自己与家人的团聚之夜，回家之后就先扯断了住宅的电话线。然而，爱娃却站在楼下按响了让努兹家的门铃……
爱娃可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女子，她有平和、温情的婚姻生活，却并不满足，她渴望更加刺激、铭心刻骨的情爱，她设计要把让努兹从他家里骗出来，就是要他陪自己度过这孤寂而伤感的平安夜。
是离家抚慰昔日情人、还是安坐家中与妻儿双亲共享天伦？在短暂的犹豫之后，让努兹还是选择了前者，撒谎说自己的出租车被盗，以找车为由离开温暖的家，与爱娃在冰天雪地的城市四处漫游。在让努兹眼里，妻子和家是自己最温暖的港湾，而爱娃则是自己生命历程中已经逝去的过眼云烟，他也知道，无论如何携手漫游也不可能找回昔日的感觉，在真诚与虚伪的交锋中，他既不能选择真诚也不能选择虚伪。他是被所谓命运的手推动着去赴约，他和爱娃从心理到行为都是处在一场无法逃避的暧昧不明的情境中。
这是基斯洛夫斯基《十诫》之三的故事，名字叫《黑夜漫游》。在这个短短的故事里，大师以他的独特视角，通过出租司机让努兹无奈的“黑夜漫游”，极其传神地诠释了现代人进退维谷的困境。由此再回味他丰富的电影情境，就会蓦然发现他在多部作品里都殊途同归地展示了现代人无法摆脱的尴尬：连绵无尽的暧昧。
《十诫》里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了关于暧昧的问题。除了《黑夜漫游》，特别突出的还有“第九诫”中的主人公罗曼，当他发现自己性无能后，一方面希望妻子能到外面找个情人以填补自己不能实行的“人道”，满足妻子的性饥渴，另一方面他的内心又不能控制复杂的嫉妒之心，忍不住要偷窥妻子的“婚外情”……在第十诫中，兄弟俩继承了父亲的珍贵遗产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