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样“恬静”，那样襟怀冲淡。他1735 年，应“博学鸿词”科没有考上。1751
年，已经是61 岁的老头儿了，又到北京去应“经明行修”的考试，结果又没
有考上，而且颇有些悻悻然，写了一封“南归留上海宁陈相国书”①，说这两
次考试都取的人很少，这位“陈相国”没有讲话，违背清朝皇帝的求贤之意，
并最后以古人“身在江湖，心存魏阙”自比。这哪里像小说中的庄绍光那样
潇洒自得呢？《儒林外史》的后一部分还写了一个萧云仙。他虽是武人，却
读过史书。他镇守边疆的时候，鼓励居民开垦田地，并动用钱粮来兴水利，
开沟渠。然后是建立先农坛，行祭祀之礼，并且开办学堂，教居民的孩子读
书识字。这个人物好像就是为了实现迟衡山的全部理想“礼乐兵农”而描写
出来的一样。然而，迟衡山的古礼古乐也好，虞博士的以德化人也好，都一
点也不能挽救当时的封建社会的腐败，而且最后这些人物也不能不风流云
散，销磨殆尽；萧云仙的“兵农”也不见重于当世，只是落得了一个破产赔
偿筑城费用，满怀抑郁——作者大概自己已经感到了这样一类理想的幻灭
吧？
杜少卿对庄绍光、迟衡山等人是很敬重的，但他却应该算作第二类。杜
少卿原来是一个豪华公子。他很重视孝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就
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他瞧不起科举，说“这学里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
他又轻视金钱，人家向他求助，以至欺骗他，他都慷慨地“大捧出来给人家
用”。因此，他很快就把田产卖光了，移家南京。他又藐视当时的某些礼教
和风俗，醉后携着他妻子的手游清凉山，使得两边的游人不敢仰视。巡抚荐
他入京见皇帝，他却装病不去。他对他的妻子说：“放着南京这样好玩的所
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什么要送我到
京里去？”后来贫穷到“卖文为活”，但却“布衣蔬食，心里淡然”，满足
于“山水朋友之乐”。这个人物，向来认为是以作者自己为模特儿来写的，
在生活经历上的确很像。书中对这个人物是很赞赏的，有一个人说他“品行
文章是当今第一人”。这样的人物已经和庄绍光、迟衡山有些不同了，按照
严格的封建主义的正统派思想看来，他已经多少带有一些离经叛道的气味
了。作者在书中还写了几个世家公子，虽然个性各有不同，在某些地方是相
近的。最早出现的蘧景玉，就是一个轻科举、重孝道的浊世佳公子。由于县
里的风俗非常势利、“激而为怒”的虞华轩也是一个“文行”都好的大家子
弟。我们可以说，比起庄绍光、迟衡山来，作者是更爱杜少卿、蘧景玉这样
的人物的。
①
据《清史稿·大学士年表一》，乾隆十六年（1751）大学士中有陈世倌。陈世值是年三月重入阁，四月
为文渊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九月，管礼部。任职至乾隆二十三年。又《清史稿·列传九十》：“陈世倌
字秉之，浙江海宁人。”此陈相国当即陈世倌。
还有第三类的人物，他们本来是“儒林”之外的市井小民，然而作者却
给予了他们以正面人物的地位。牛浦郎开小香蜡店的祖父牛老儿和间壁开米
店的卜老爹，作者以爱抚的笔触把他们写得忠厚淳朴，而且把他们之间的友
谊也写得很诚恳动人，牛老儿死后卜老爹常常想念得流泪。戏子鲍文卿在封
建社会里的地位是异常卑下的，然而他却有正义感，爱惜人才，并且很有操
守，拒绝说情受贿，说“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书中人物向太
守说他“颇多君子之行”，说那些中进士做翰林的不如他，这就是作者写这
样一个人物的用意。这部名为“儒林外史”的小说，并非以“儒林”中人结
束，而是最后写了四个市井之间的“奇人”。一个是写字的，一个是卖火纸
筒的，一个是开茶馆的，一个是做裁缝的。特别是最后那个做裁缝的荆元，
他居然敢于把他的“贱行”提到了和读书识字、弹琴做诗平等的地位。这样
的描写，是和写王冕靠卖画为生、鲍文卿靠卖艺为生、杜少卿靠卖文为生一
起，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吴敬梓的一种很可宝贵的思想的。他显然认为，靠自
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才是最高尚的，而且用这来反对那些靠出卖灵魂来取
得地位、权力和财富的“儒林”中人。这样的思想，就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当
时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的观点了。
从吴敬梓的心目中的这些肯定人物看来，他的正面的理想是既有保守的
部分，也有民主主义的部分的。他把礼乐这一类封建教条，孝弟这一类封建
道德，庄绍光、迟衡山这一类基本上是抱着封建地主阶级的正统派思想的人
物加以理想化，并且用它们来和当时的封建社会的丑恶的现实以及那些在嘴
里或者八股文里喜欢讲一些封建大道理、但所作所为却完全相反的封建地主
阶级的知识分子对立起来，这就是前一部分。这一类的理想本身是并不高明
的，是保守的。然而，中国古代的作家常有这样的情形，他们找不到属于未
来的新生的理想的时候，就只有凭借这一类带有复古色彩的理想化的封建思
想来批判当时的现实。这种情形在吴敬梓身上也仍然可以看到。但吴敬梓更
为倾心的是那些更为尊重自己的个性、并且多少带有一些离经叛道的色彩的
人物。这种人物也是由来已久的，并且在封建社会里时常出现的。他们普通
也被称为隐逸，但他们既不是儒家的道不行然后退隐的处士，更不是以隐居
为做官的捷径的山人，而是根本对当时的政治不满，因而带有牢骚不平、愤
世嫉俗的特点。吴敬梓把下层的市井小民写得比当时的达官贵人可爱可敬，
就正是表现了他的牢骚不平，愤世嫉俗。当然，这也由于他中年以后坠入贫
困，接近了一些下层的人民，从实际的生活中发现他们具有许多美德，因此
他就更加唾弃那些精神堕落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人物，而把赞扬给予了这些自
食其力的小民。这种赞扬对于他所隶属的阶级来说，是一种大胆的叛逆性的
思想。但应该指出，在他的赞扬中也仍然未能完全摆脱他的阶级的偏见。他
所推崇的鲍文卿的“君子之行”，除了以上所说的那些特点而外，还有一条，
就是鲍文卿坚守他的“卑贱”的身分。他所歌颂的荆元等人，也并非仅仅因
为他们以劳动为生，而且因为他们虽是市井小民，却会弹琴吟诗，下棋画画，
爱读古书，有了这样一类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的文采风流，然后
取得了“奇人”的资格。这是他的时代和他所从出身的阶级给予他的限制。
但是，他生在两百年以前，却能够在《儒林外史》中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社会
的丑恶的事物，提出了尊重个性的思想，并且认为靠劳动养活自己才是光荣
的高尚的事情，而且在艺术的表现上达到了古典作品中的很高的水平，这就
仍然是十分杰出的贡献了。
（四）
如我们在开头所说的，吴敬梓本来是一个诗人。在他的《文木山房集》
中，是有一些有情致的短诗的。在《儒林外史》中，我们也间或可以读到一
些有诗意的片段。比如，第一回所写的王冕，就是被安放在一种带有田园诗
情调的背景里面。第八回的末了，写到娄家两位公子回家的时候，有这样一
段文字：
两公子坐着一只小船，萧然行李，仍是寒素。看见两岸桑阴稠密，禽鸟飞鸣。不到半里多
路，便是小港。里面撑出船来，卖些菱藕。两兄弟在船内道：“我们几年京华尘土中，那得见
这样幽雅景致。宋人词说得好：‘算计只有归来是。’果然，果然。”
看看天色晚了，到了一镇人家。桑阴射出灯光来，直到河里。两公子道：“叫船家泊下船。
此处有人家，上面沽些酒来消此良夜，就在这里宿了罢！”
这不很像一首古代的优美的短诗所描写的情景吗？娄三公子、娄四公子虽然
昧于知人，忠厚而有些胡涂，因而后来碰到了一些扫兴的事情，也是轻视功
名富贵、慷慨好帮助人、并且心怀牢骚不平的有真性情的人。所以作者在这
里带着同情和赞美去写了他们。吴敬梓写他的肯定人物时，常常是用一种抒
情的或者是爱抚的笔触去写的。所以我们说，他的诗人的情怀，也是在“儒
林外史”里面比在他的韵文里面表现得更多更好。从这点上说来，讽刺小说
之名是还不能完全包括这部书的内容的。然而，正如对丑恶的事物的批判是
它在思想内容上的主要的成就一样，讽刺的确又是这部小说在艺术作风上的
一个突出的特色。它的卓越的成就是和这个特色分不开的。
和世界上别的卓越的讽刺作家一样，吴敬梓描写中国18 世纪的封建社会
的卑鄙和黑暗的现实的时候，是混合着痛苦的憎恶和明朗的笑的。这种明朗
的笑，像光一样照亮了丑恶的事物的面目，而且在读者的心中唤起了一种藐
视它们的力量。
混合着痛苦的憎恶和明朗的笑，这是《儒林外史》作为讽刺小说来看，
达到了很高的成就的标志。在我国的文学历史上，《儒林外史》是第一部显
著地具有这种标志的小说。鲁迅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
心，指敗北祝嫠颍仍谑苛郑黄湮挠制荻苄常穸喾恚挥谑撬�
部中乃有足称讽刺之书”。鲁迅所说的“戚而能谐”，也就近似这样的意思。
鲁迅又曾十分正确地认为讽刺就是对于生活的真实的描写。《儒林外史》的
讽刺正是这样。在当时，正如鲁迅在《什么是“讽刺”》中所说的，“它所
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