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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连队，我正式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对我来讲，机关与连队的不同或许就在于：它不再需要我怕谁会在夜里跑出去，不再需要我担心晚归司机的安全而无法入眠，不再需要我每天午夜起来去查铺查哨，不再需要我惦记着给“副场长”带点肉骨头，不再需要我常常安慰或是训斥我的士兵……妈的，我不再需要一天到晚地去为谁操心了。我轻松，轻松得有些沉重。
一个月后的四月四日，星期六的早晨，我正在睡觉，电话响了。主任通知我立刻到会议室开会。我急匆匆地赶到时，会议室已经坐了好几位领导，居中的上校我见过一次，是军政治部保卫处长，他旁边的少校则是保卫处刑侦干事。此外，还有两个穿便装的陌生人。
王股长，政委问我，你是汽车连出来的，知道有个叫张建军的兵吗？
知道。我莫名地紧张起来。
是这个人吗？一个穿便装的陌生人递给我一张一寸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头发很长，穿着件领口松垮垮的T恤，嘴角挂着幼稚的冷笑。
是他吗，是张建军吗？处长焦急地追问。
是。
那就没问题了。他们相互交换眼色，处长说。
这个兵……妈的，他根本不能算是兵……平时表现怎么样？政委问我。
很好。我说。我想起不久前自己亲手给他换上中士肩章时，他浮现出的腼腆笑容。
这小子一九九四年涉嫌在北京参与了一起抢劫杀人案。杀死一个出租车司机，抢了两百块钱。之前没有前科，作案以后他就回了老家。其他人继续呆在北京。同案犯前段时间入室盗窃被捕，把他供了出来。
我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这时我才知道那两个穿便装的陌生人，是北京某公安分局的刑警。然后，大家开始研究抓捕方案，而我的脑子却乱成了一锅粥，晃的全是张建军那双尼古拉斯·凯奇式的眼睛。
听听王股长的，他带的兵。他们商议着诸如拒捕、自杀、脱逃等可能出现的情况，众口纷纭莫衷一是，最后政委又点我的名。
我不知道说什么。似乎过了好久，我才开口。我说，不用那么多人，我一个人就够了。
扯淡！你是零零七？出了这事，团长必定觉得很没面子，言语间火气很大。
让这个小伙子说完。处长摆摆手制止了团长。
他一个人住在车场，你们把车停到门口，我一个人进去就行了，他即使要跑，也跑不了，而且，我相信他不会跑，也不会拒捕。
你凭什么这么认为？处长问。
他是我带的兵。
让他跑他也跑不了，刑侦干事说，戈壁滩没地方跑，再说我们还带着枪。
对，如果要跑，就先打腿。副政委补充道。
我默默地听着，心中充满了厌恶。对他们来说，张建军不过是一本卷宗一个名字或者一张照片，还他妈不是彩色的。而对我来说，他却是我的士兵，我的兄弟，是我一天天把他从列兵带到中士的。他们不明白这一切。
那就这样。王股长，你马上给连里值班干部打电话，就说军里来人突击检查节假日情况，让他们全部呆在连里，任何人不允许外出。处长看着我说道，打电话的时候一定要自然，明白吗？
是。
接电话的是新任指导员。当我说到务必让张建军呆在车场准备迎接检查时，他却问我，张建军是谁？
你们的车场值班员。我说，那个瘦瘦的兵。
噢，好像是有这么个人。他嘻嘻地笑着，我认人认得慢，现在光能叫得上几个干部的名字。
挂了电话，我又直接给车场打了过去，这次用的是免提。张建军听到我的声音显得很兴奋。
你什么时候来连里啊。张建军说，这么久不见你，我真不习惯。
马上。我说。
当张建军问我要不要准备纸杯和茶叶时，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紧张地盯着我，我觉得自己快窒息了。
不用，你准备报告就行了。说完这句话，我立刻挂了电话。我明白，处长赞成我的想法是因为他不想把动静搞得太大，最好在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把张建军带走。而我这么做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我对面的几个人正在检查武器并把锃亮的子弹压进弹匣。张建军来连队的时候是完好无损的，他走的时候，也应该完好无损。
你有把握吗？处长问。
我点点头。
还有什么问题吗？处长问。
他是不是会判得很重？我问。
什么意思？你心软了？处长逼视着我，这不是心软的时候。你要觉得不行，就换别人。
没有。我冷冷地说，我只是想知道他能判多重。
这个不好说，看法官了。处长缓和了口气，这种情况我们还没有遇到过，他是入伍前作的案，所以应该移交地方司法机关处理。不过他作案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不适用死刑。所以枪……处决肯定是不会的。处长看着我说。
五分钟之后，我开车到了车场。张建军果然很听话地呆在值班室里。我推门进去的时候，他立刻起立，立正，敬礼。
上尉同志，雷达团汽车连副班长张建军正在值班，请指示！报告完毕，他咧开嘴笑道，指导员，我这么报告可以吧？
我默默地注视着他，无法回答。
你怎么了指导员，脸色这么难看，身体不舒服吗？他吃惊地问，仍称呼着我从前的职务。
你在北京打过工吗？我死死地盯着他，问道。
刹那间，张建军眼中的光亮熄灭了。他瘦削的脸变得像纸一样苍白，看上去像秋天的树叶一样伤感。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凋落。
短时间的沉默后，我从裤兜里摸出了手铐。张建军呆呆地望着我，嘴唇不停地颤抖着。那一刻，我突然涌起了一种强烈的愿望。我希望他像上次一样拿出匕首架在我的脖子上，或者，干脆就刺入我的心脏。然而，什么也没发生。我只是看着他慢慢地向我伸出双手，那双冻疮尚未痊愈的手。
最后，我摘下了他的领花和肩章，这是我替他戴上去的，我不想它被别人狠狠地撕掉。这个过程如同一个缓慢摇动的镜头，在我的记忆里显得漫长而忧伤。张建军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站着，眼泪流得满脸都是。我正想对他说点什么，门开了，张建军被带了出去。
我呆立在车场值班室，这小小的房间在一瞬间变得辽阔而空旷，我能够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在苍茫的戈壁中回响。
责编 石一枫
豆沙包
傅爱毛
傅爱毛；女，大学本科毕业。２０００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当代》、《北京文学》、《青年文学》、《长城》、《天涯》等文学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一百五十万字左右。其中有多篇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刊物转载；小说《小豆倌的情书》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的《二十一世纪小说年选》，并获河南省第二届“红旗渠杯”文学奖。现为河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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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初六是儿子亚杰的生日。离生日还有整整一周的时间，一家人就开始讨论这件事情了。亚杰十六岁，读高一，还是个孩子。一个孩子要过生日，按说只是小事一桩，没必要特别隆重。但，这件事还是被摆在家庭议事日程上，商议了好几次。因为牵涉到亚杰的同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学校里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谁过生日都要请要好的同学们撮一顿。别人请过自己，轮到自己了却不请别人，这说不过去。
按亚杰的意思，要父母到酒店里定一桌，到时候他和同学们去吃喝玩乐一番，既省事又体面。两口子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否定了这个意见。因为，亚杰提出来：要去酒店，至少也得是三星级以上的。最不济也要定在金海港。否则的话，他在同学们中间没面子。因为同学们请他的时候也都是在星级酒店里：帝豪、国都、金鑫，哪一家都是响当当的。
“帝豪”和“国都”这一类的酒店，他们肯定进不起。能考虑的只有金海港。金海港在他们所居住的城市里属于一个中等酒店，对儿子来说已经迁就到不能再迁就的程度了。但，消费一桌少了一千块钱也下不来，而且还不算酒水和其它费用。一千块钱是个什么概念呢？简单地说，相当于他们两口子整整一个月的收入呢。自从下岗以后，两口子就在胡同口摆了一个卖菜的小摊子。卖一些辣椒、西红柿、小白菜什么的。卖掉一斤菜，也不过挣个毛儿八分的。青菜这东西，卖不上钱还不经放，一过了夜，不是烂就是蔫。把不能卖的扔掉，赚头本来就小，再加上这税那费，起早贪黑地忙活，一个月满打满算也就是落个千把块钱的样子。现在，过个生日就要花掉一千块，两口子无论如何不会同意。不是他们不想让儿子体面，实在是没有那个经济实力。
一说不能去酒店，儿子满脸的不高兴。同学们的家境似乎每一个都比他好。他们穿名牌运动鞋，玩进口的ＭＰ３，腰里揣着几千块钱的手机。自己却什么都没有。他在同学们面前原本就自卑，现在，连去酒店里请同学们过个生日都不能，他怎么会高兴呢？不高兴也没办法。谁让自己生在穷人家里呢？经过苦口婆心地再三做工作以后，儿子最终同意：在家里过这个生日。好的星级酒店去不起，差的呢，又太丢面子。在自己家里过，既亲切，又别具特色。当然，最重要的是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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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家不大，也决然说不上豪华，但却干净整洁。为了不给儿子丢脸，妈妈素梅跑了几趟商店，买了新桌布、新沙发巾，还买了一盆海棠花。水果盘和茶具也换了新的。把客厅布置得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