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视中国之耻，而卒发神宗皇帝之大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而其实则欲籍天下之兵，尽归于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强也。括郡县之利，尽入于朝廷，别行封椿以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输之法，惟恐商贾之不折也。罪无大小，动辄兴狱，而士大夫缄口畏罪矣。西北两边，至使内臣经画，而豪杰耻于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见兵财之数既多，锐然南北征伐，卒垂圣意，而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大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势而安石竭之，不遗余力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元佑绍圣，一反一复，而卒为金人侵侮之资，尚何望其振中国以威四裔哉！南渡以来，大抵遵祖宗之旧。虽微有因革增损，不足为轻重有无，如赵鼎诸臣固已不究变通之理，况泰桧尽取而沮毁之，忍耻事雠，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其罪可胜诛哉！陛下愤王业之屈于一隅，励志复雠，不免籍天下之兵以为强，括郡县之利以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无五年之积，不重征税，而大商无巨万之藏，国势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库之财，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罢，冀中兴日月之功，而以绳墨取人，以文法事，圣断栽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条令，而百司逃责，人才日以茸。臣恐程文之士，资格之官，不足当度外之用也。艺祖经画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尽用。今其遗意，岂无望于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开社稷数百年之基，而况于复故物乎？不然，维持之具既穷，臣恐祖宗之积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试令臣毕陈于前，则今日大有为之略，必知所处矣。夫吴蜀，天地之偏气，钱塘，又吴之一隅，当唐之衰，钱以闾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独立，常朝事中国以为重。及我宋受命，以其家入京师，而自献其土。故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间，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东南，及建炎绍兴之间，为六飞所驻之地。当时论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张形势，而事恢复矣。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以讲礼乐于中，其风俗固已华靡，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上下晏安，而钱塘为乐国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镇压，且五十年山川之气，盖亦发泄而无余矣。故谷、粟、桑、麻、丝、木台之利，岁耗于一岁，禽、兽、鱼、鳖、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为异也。公卿将相，太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几下，场屋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异，已足以称雄于其间矣。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时，楚用以虎视齐晋，而齐晋不能屈也。及战国之际，独能与秦争帝，其后三百余年，而光武起于南阳，同时共事，往往多南阳故人。又二百余年，遂为三国交据之地，诸葛亮由此起辅先主，荆楚之士，从之如云，而汉氏赖以复存于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抗邓艾、羊，皆以其地显名。又百余年而晋氏南渡，荆雍常雄于东南，往往倚以为强梁，竟以此代齐，及其气发泄无余。而隋唐以来，遂为偏方，下州五代之际，高氏独常臣事诸国。
本朝二百年之间，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民居稀少，土产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国者，如晨星之相望，况至于建炎绍兴之际，群盗出没于其间，而被祸尤极，以迄于今。虽南北分画交据，往往又置于不足用，民食无所从出，而兵不可由此而进，议者或以为忧，而不知其势之足用也。其地虽要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气，五六百年而不发泄者，况其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以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是以形势消长之常敷也。陛下慨然移都建业，百司庶府，皆从草创，军国之仪，皆从简略，又作行宫于武昌，以示不敢宁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师，为金人侵轶之备，而精择一人之沈鸷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则国家之势成矣。石晋失卢龙一道，以成开运之祸，盖丙午、丁未岁也。明年，艺祖皇帝始从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后契丹以甲辰败于澶渊，而丁未戊申之间，真宗皇帝东封西祀以告太平，盖本朝极盛之时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实以丁未岁即位，国家之事，于此一变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为靖康之祸，天独启陛下于是年，而又启陛下以北向复雠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间耳，天道六十年一变，陛下可不有以应其变乎？此诚今日大有为之机，不可久安以玩岁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驱驰四方之志，尝数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论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间，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伯王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雠，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于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时，讲究立国之本末，而方扬眉伸气以论富强，不知何者谓之富强乎？陛下察之而不敢尽用，臣于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属志复雠，足以对天命，笃于仁爱，足以结民心，而又明足以照临群臣一偏之论，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笼络小孺，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臣不胜愤悱，是以忘其贱而献其愚。陛下诚令臣毕陈于前，岂惟臣区区之愿，将天地之神，祖宗之灵，实与闻之。书奏孝宗，赫然震动，欲朝堂以励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将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为，惟曾觌知之。将见亮，亮耻之，垣而逃，觌以其不诣己不悦。大臣尤恶其直言无讳，交沮之，乃有都堂审察之命。宰相临以上旨问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贬，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诣阙上书曰：恭惟皇帝陛下厉志复雠，不肯即安于一隅，是有大功于社稷也。然坐钱塘浮侈之隅以图中原，则非其地；用东南习安之众以行进取，则非其人；财止于府库，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有无；兵正于尺籍，则不足以兼天下之智勇。是以迁延之计遂行，而陛下大有为之志垂矣！此臣所以不胜忠愤，斋沐裁书，献之阙下，愿得望见颜色，陈国家立国之本来，而开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大有为之机，务合于艺祖经画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闻焉。臣恐天下豪杰，有以测陛下之意向，而云合响应之势不得而成矣。又上书曰：臣妄意国家维持之具，至今日而穷，而艺祖皇帝经画天下之大指，犹可恃以长久，苟推原其意而变通之，则恢复不足为矣。然而变通之道有三，有可以迁延数十年之策，有可以为百五六十年之计，有可以复开数百年之基。事势昭然，而效见殊绝，非陛下聪明，度越百代，决不能一一以听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称旨以问，臣亦始取其大体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其一曰：二圣北狩之痛，盖国家之大耻，而天下之公愤也。五十年之余，虽天下之气销铄颓惰，不复知雠耻之当念，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振作其气，以泄其愤，使人人如报私雠，此春秋书卫人杀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国家之规模，使天下奉规矩准绳以从事，群臣救过之不给，而何暇展布四体，以求济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烂委靡，诚可厌恶，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气而养之，使临事不至乏才，随才皆足有用，则立国之规模，不至戾艺祖之本旨，而东西驰聘以定祸乱，不必专在武臣也。臣所以为大臣论者，其略如此。书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归，日落魄，醉酒与邑之狂士饮中戏为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尝为考试官黜亮。亮不平语数侵澹，澹闻而之，即缴状以闻，事下大理笞掠，亮无完肤。诬服为不轨。事闻，孝宗知为亮，尝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划其牍于地。遂得免。居无何，亮家僮杀人于境，适被杀者尝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由亮闻于官，苔榜僮死而复苏者数不服，又囚亮父于州狱，而属台官论亮情，亮情重下大理，时丞相准知帝欲生亮，而辛弃疾，罗点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复得不死。亮自以豪侠屡遭大狱，归家益厉志读书，所学益博。其学自孟子后，惟推王通尝曰：研穷义理之精微，辩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杪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面盎背，则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现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亮意盖指朱熹、吕祖谦等。云高宗崩，金遣，使来吊简慢，而光宗由潜邸判临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视形势，复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后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计，举常事以应之者，不待知者，而后知其不济也。秦桧以和误国，二十余年，而天下之气索然无余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又二十余年，天下之志始知所向，其有功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