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了她的桌子边。那是在一个清静的角落里。
“你好，”她招呼了我。
“我该没有叫你久等吧。”
“说实在的，你倒还是早到了，”她答道。
“这言下之意就是你到得还要早，”我说。
“我看这是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巴雷特先生。”她粲然一笑。“你是自己坐下呢，还是要等我说一声请？”
我就坐了下来。
“你这是喝的什么？”我指指她杯子里橘黄色的饮料，问道。
“橘子汁，”她说。
“还加些什么呢？”
“就加冰块呗。”
“没有别的了？”
她点点头表示是这样。我正想问她为什么饮食这样节制，可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呢，一个侍者已经出现在跟前，看他招呼我们的那副眉眼腔调，竟像我们是天天光顾这里的老吃客似的。
“哎哟二位，今天晚上可好啊？”
“好。有什么时鲜的好菜吗？”我受不了这种装出来的“花功”
，就赶紧问他。
“我们的扇贝最好不过了……”
“那可是我们波士顿的看家菜。”我一下子忽然在吃喝上成了个地方主义者。
“我们的扇贝可是长岛的特产，”他回答说。
“好吧，倒要看看你们的扇贝口味行不行。”我就转过去问玛西：“要不要试试这种本地出产的冒牌货？”
玛西笑笑表示同意。
“那先来点什么呢？”侍者望着她问。
“莴苣心浇柠檬汁。”
这一下我可以肯定她是个模特儿无疑了。要不又何必要这样节食，苦了自己呢？我却要了意式白脱奶油面（“白脱要加得愈多愈好”
）。我们那位热情的招待于是就鞠躬退下。
这就剩我们两个人了。
“好，我们又见面啦，”我说。（说句老实话，这开场白我已经排练了整整一个下午了。）
她还没有来得及应一声“是啊，又见面了”，却又冷不防跑出一个侍者来。
“请问喝什么酒，先生？”
我征求玛西的意见。
“你就自己点点儿什么自己喝吧，”她说。
“你连葡萄酒也不喝一点？”
“酒我是涓滴不沾的，”她说，“不过我倒可以向你推荐，有一种默尔索干白葡萄酒Ⅰ是很不错的。你赢了球不喝点美酒就未免有些遗憾了。”
Ⅰ默尔索干白葡萄酒产在法国的勃民第。默尔索是勃民第下属的一个教区名。
“就来默尔索吧，”我对掌酒的侍者说。
“可能的话，要一瓶66年的，”倒是玛西显得很在行。侍者走了，于是又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你怎么一点酒也不喝？”我问。
“不是因为有什么道理。我就是想保持清醒的头脑，可不能有一丁一点的糊涂。”
这话可到底该怎么领会呢？在她的心目中到底是哪些不能有一丁一点的糊涂呢？
“这么说你是个波士顿人啦？”玛西说（我们的谈话可也不是漫无边际的）。
“是的，”我说。“你呢？”
“我可不是波士顿人，”她答道。
这话是不是在暗暗奚落我呢？
“你是搞时装业的吧？”我问。
“那也干一点。你呢？”
“我这一行经手的是人家的自由，”我回答说。
“是剥夺人家的自由，还是给人家以自由？”她脸上的微微一笑，倒叫我说不准她这话里是不是有一丝挖苦的意思。
“不能让政府有枉法的行为，这就是我的工作，”我说。
“那可不容易呢，”玛西说。
“是啊，所以干到现在还没有多少成效。”
掌酒的侍者来必恭必敬地替我斟上了酒。于是我就自己喝了起来，佳酿源源不断流入了心田，话也分外多了起来。话题就是进步的律师眼底下都在忙什么样的大事。
老实不瞒你说，跟……跟年轻姑娘在一起，我已经连话都不大会说了。
因为，那种所谓“约会”，我已经有多少年没干了。我自己也意识到，我一谈自己的事，人家就觉得没味。（过后姑娘八成儿就会在“小姐妹”面前说我：“那个自大狂！”）
因此当时我们谈论的话题──确切些说应该是我一个人讲话的话题──就是沃伦Ⅰ的最高法院在个人公民权问题上作出的一系列裁决。你问伯格Ⅱ这班大老会不会对宪法修正案第四条继续增补条文？那就要看他们选择谁来填补福塔斯Ⅲ遗下的空缺了。你有宪法文本的话可要好好保存起来啊，玛西，恐怕很快就要买不到了呢。
Ⅰ沃伦（1891─1974）：美国最高法院第十四任首席法官，1953─1969年在任。民权扞卫者。他在任内最重要的两项裁决是：一、刑案被告请不起律师时可由公家指定律师，费用由公家开支；二、刑案嫌疑犯在受警方审讯之前，应先告以按照宪法他有权先请律师后受审讯。
Ⅱ伯格（1907─）：美国最高法院第十五任首席法官，1969年起在任。下文所说的宪法修正案第四条，规定对公民不得非法搜查逮捕。
Ⅲ福塔斯（1910─1982）：美国最高法院法官。1965─1969年在任。1968年由约翰逊总统提名出任首席法官，遭到参议院反对，未几即因被控受贿而辞去公职。
我正要把话题转到宪法修正案第一条上，却冷不防窜出个侍者来，把长岛的扇贝送上来了。是啊，味道果然不错呢。不过总还不及波士顿的扇贝好。好，回头再来说这修正案第一条──其实最高法院作出的裁决本身就是前后矛盾的！他们既然在《奥布赖恩诉联邦政府》一、案中裁决说焚烧征兵卡的举动不能视为代表演讲，又怎么能在《廷克诉得海因市》Ⅰ一案中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倒裁决说臂缠黑纱参加反战示威“与发表演讲毫无二致”呢？哎呀你倒说说，到底哪个算是他们真正的立场？
Ⅰ得梅因市是衣阿华州的首府。此案是因一群学生臂缠黑纱参加反战示威受到教育当局处分而起。
“你还会不知道？”玛西倒反问我一句。我还没有来得及琢磨她这是不是隐隐有嫌我话说得太多之意，侍者却又过来了，这回是来问我们“末了”还来点什么。我要了奶油巧克力和咖啡。她只要了茶。
我心里倒渐渐感到有点不安了。我是不是该问问她呢，我怕是讲得太多了吧？是不是还该道个歉呢？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她真要嫌我讲得太多，当场就可以打断我呀，不是吗？
“这些案子全都是你辩护的吗？”玛西问。（是明知故问？）
“那哪儿能呢。不过眼下有一件新的上诉案子，倒正是我给当的顾问。承办这件案子的律师需要引证材料明确一下，怎样的人便算是出于信仰上的原因，可以不眼兵役。我以前辩护过一件《韦伯诉兵役局案》，有个判例，他们正用得着。另外，我还经常尽些义务，去给……”
“你好像从来也不知道该歇歇的，”她说。
“这个嘛，吉米·亨德里克斯在伍德斯托克Ⅰ说得好：‘社会风气实在糟糕，这世界真应该彻底洗刷洗刷才好。’”
Ⅰ伍德斯托克是纽约州东南部卡茨基尔山下的一个小镇，1969年曾在此举行夏季摇滚音乐节，有数十万青年蜂拥而来参加，历时三天。音乐节主题是“和平与博爱”。吉米·亨德里克斯为参加演出的着名黑人摇滚歌星。
“你也去参加那次音乐节了？”
“没有，我是看《时代》杂志才知道的，晚上睡不着觉，就翻翻《时代》权当催眠药。”
玛西只是“噢”了一声。
她这一声余音袅袅的“噢”，是不是表示她对我失望了？还是觉得我絮絮叨叨可厌呢？我这才想起，这一个钟头来（不，有一个半钟头了！）尽是我在唠唠，她还没有捞到个谈谈的机会呢。
“你在时装行业里做什么具体工作呢？”我就问。
“跟改善社会风气可不相干。我在宾宁代尔公司。就是有许多连锁店的，你大概知道吧？”
这家连锁店公司生意兴隆，财源茂盛，谁不知道？一些爱摆阔的顾客视之为提高身价的好地方而趋之若鹜，谁不知道？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只要她透露出了这么一丁点儿消息，我心中也就有了些底了。
这家红极一时的公司能有纳什小姐这样一位办事人员，那真是最理想不过了：长得那样漂亮，性格那样坚强，体态那样曼妙，布林·玛尔学院Ⅰ培养的谈吐又是那样迷人，便是一条鳄鱼到了她手里，怕还会买上一只手提包呢Ⅱ。
Ⅰ《爱情故事》里已经介绍过，布林·玛尔学院是一所著名的女子大学，在宾夕法尼亚州。
Ⅱ说鳄鱼买手提包，有调侃意，因为鳄鱼的皮正是做提包的绝好材料。
“我是不大做这种销售方面的工作的，”我还是很不知趣地一个劲儿问她，她就回了我这么句话。我原先还当她是个颇想有一番作为的见习销售主管呢。
“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我问得更直截了当了。在法庭上撬开证人的嘴巴就是靠的这种办法。只要不断变换措辞，把内容基本上相同的问题翻来覆去死钉着问就是了。
“嗨，你就不觉得再听下去这儿要受不住了吗？”她一边说一边还点了点自己细长的脖子，表示喉咙口已经快把不住关了。“老是谈人家的工作，你不觉得怪腻味的吗？”
她的意思是够清楚的了：我老说这些，太讨厌了！
“我只怕我夸夸其谈，尽谈我的法律，会让你听得倒胃口呢。”
“没有的事，说老实话，我倒觉得那挺有意思的。就是有一点：
我想你要是能再多谈谈自己就更好了。”
我还能谈些什么呢？想来想去，恐怕还是把自己的情况如实相告是最好的办法。
“倒不是我不愿意说，只是说起来实在不大愉快。”
“怎么？”
沉默了一会。我的眼睛直盯着咖啡杯里。
“我有过一个妻子，”我说。
“那也是很平常的事嘛，”她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