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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帝俄时代对三、四等文官才尊称“大人”。
②即保罗一世，一七九六至一八○一年的沙皇。
③“格拉夫”的意思是伯爵。
虽然我不能说，我能够回忆起来的童年时代的事情特别多，况且我有许多哥哥姐姐，在我还什么都不会做只会听听、瞧瞧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念书了，但我的脑子里毕究还保存了一些相当鲜明的印象。我还记得从课桌旁不断传来儿童的号哭声；记得一群女家庭教师，她们一个接着一个，怀着现在的人无法理解的残忍心，挥舞拳头，乱打学生。我记得。父母对此无动于衷。好象做梦似的，在我面前闪过了卡罗丽娜·卡尔洛夫娜、亨利塔·卡尔洛夫娜、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以及法国女教师达兰别尔莎，这位法国女教师什么课也不会教，却老是喝香草酒，象男子那样骑着马到处跑。她们打起学生来简直没有一点人性，连我们那严厉的母亲都管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她是莫斯科一个德国皮鞋匠的女儿）叫做泼妇呢。因为她在我家教书的时候，孩子们的耳朵经常是伤痕累累。
我童年时代所处的环境，就卫生、整洁和营养方面来说，是没法称赞的。虽然我们家里宽大、明亮、空气流通的房间有的是，但那是正房；孩子们却经常住得很挤：白天呆在一间不大的课室里，夜里一齐睡在同样狭窄的、天花板低矮、到了冬季又被炉火烤得闷热难当的儿童卧室里。卧室里面摆着四、五张小床，地板上、毡毯上睡着保姆们。臭虫、蟑螂、跳蚤，自然少不了。这些虫子倒象是我们家里的朋友，人类具有歼灭力量的手只是偶尔触动它们一下。当这些虫子扰人太甚的时候，人们便把床抬出去，用开水四处烫一烫；对付蟑螂的办法则是在冬天把它们冻死。
夏天，在新鲜空气的影响下，我们还多少有点生气，可是到了冬天，我们却被紧紧地封闭在四堵墙壁中。我们呼吸不到一点儿新鲜空气，因为宅子里没有装气窗；在生炉子的时候，开了窗子，房间里的空气才变得新鲜一点。平常照例是不让我们乘雪橇到外面去玩的，只有在礼拜天，才有一辆带篷的马车把我们载到离家五十来沙绳①的教堂去望弥撒，可就是在那儿，我们也还是被裹得严严实实，透不过气来。这种教育使人变得柔弱不堪。很可能就是因为受了这种极不卫生的条件的影响，我们所有的孩子，后来都很消瘦、虚弱，而在对生活中的意外事件进行斗争的时候，往往不太顶得住。有一种生活，它的全部过程不外是接踵而至的苦难，这种生活是可悲的；然而，还有一种生活，活着的人自己对它似乎毫不关心，这就更其可悲。一个人，带着病态的灵魂、忧郁的心情、羸弱的躯体，整个儿沉浸在他自己所臆造的虚无缥缈的幻境中，而现实生活展示在他面前，他却视而不见，也就不能从中得到半点实际的乐趣。什么叫幸福？是什么构成内心的宁静？为什么内心的宁静可以使生活充满欢欣？是哪一种恶毒的魔法使这充满奇迹的大千世界对他一个人来说却变成了荒漠？——这就是经常摆在他面前的问题，他将徒劳地寻求答案。
①一沙绳合我国六市尺多。
根本就谈不上整洁。我刚才已经提到过，孩子们住的房间里到处有臭虫、跳蚤一类的小虫，而且经常一连几天都不打扫，因为谁也不关心这种事儿；孩子们穿得不好，衣裳多半是用各种旧衣服改的，或者把大孩子穿不下的给小孩子穿；衬衣很少换洗。再加上穿着又脏又臭、打着补丁的破衣裳的奴仆，您便可以想象出贵族子弟早晚在其中厮混的那并不美观的环境了。
至于饮食，也可以用同样的话来说：又差又少。我们家的家风与其说是吝啬，不如说是聚财心切。拿进来的，永远嫌少；拿出去的，总是怕多了一点儿。一戈比—戈比地积攒，凑足了十戈比，又想攒成一卢布。“你想过财产是怎样积少成多的吗？”这句话从早到晚响彻在各个角落里，使所有人的心跳得更快，给全部日常生活增一添色彩和内容。这是一种大家无条件地服从的信条。连家奴们听了这聚财之道的金玉良言，也不仅不憎恨，而且还怀着一种景仰的心情；虽然主人一文一文地积攒的钱财其实是从他们身上刮去的。
早上，通常给我们每人喝一杯加牛奶的茶，那牛奶照例是去了油脂的，有些发青，尽管牛棚里养着三百多头母牛。每人还给极小一块家里烤的白面包，就着菜吃；吃了这些就不再开早饭，所以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两点（午饭时间），孩子们简直吃不到一点东西。午饭的食物主要是隔夜的残羹剩菜。有时间得出它们的馊味。我们特别不喜欢吃腌家禽，因为夏季里，怕它们完全坏掉，几乎每天拿这种东西喂我们。食物由妈妈分给孩子们，但是每个孩子分到的那份饭菜却少得可怜（母亲的宠儿除外），以致那些靠月粮①养家活口的女仆，出于怜悯，常常在围裙下面藏几个奶渣饼和麦饼，偷偷塞给我们吃。我现在还记得制订菜单的情景。在女仆室里，饭桌上摆着隔夜的食物，包括薄粥汤在内。妈妈和厨子在这里商量怎样将那些剩菜“加加工”，供明日午餐之用。若是昨天剩下的食物不够，那么就添一点新鲜的食品，到了明天，没吃完的新鲜食品又会得到同样的处理。也就是“加加工”，供下一天午餐之用。以此类推，天天如此。只有运到大节日，或者来了贵客，才不再吃残羹剩菜。有几种好一点的食物保存在地窖里，那是为不速之客而特地准备的。不速之客登门时，家里人就跑到地窖里去，拿出一点鱼冻肉冻，或者稍为热一下就能上席的食物，仿佛要以此表示；瞧，这是我们的家常便饭！
①有两种供给家奴伙食的办法。有些家奴（只限于在院子里干活的家奴，在内室伺候主人的家奴不在此内），地主允许他们用主人的饲料养一头母牛和两只绵羊，并划出一小块地给他们种莱。还按月发给他们每人一定数量的面粉和糁子，这叫做月粮。其余的家奴在下人食堂吃饭。前一种家奴认为自己比较幸运。我还记得发月粮的事；但是，因为这种供给办法被认为不很上算，所以后来我们家里索性取消了它，让所有的家奴一律到下人食堂吃饭。我现在还记得他们因为这一做法而怨声载道，甚至落泪的情景。——作者
但是，每个礼拜天，当我们看到端给神甫和神职人员当点心吃的包子时，连我们这些没吃过饱饭、没尝过美味的孩子也感到纳罕。这种包子的馅儿用一周间积存的各种剩菜拌成，使下人食堂里充满了发臭的咸牛肉特有的味儿。因此，这种包子就叫做“神甫包子”。此外，吃点心用的食器也是很特别的、专供神甫用的；灰色的斑驳的盘子、用钝了的刀子、折断了的叉子、蹩脚的玻璃茶杯和高脚酒杯。不过，说句公道话，我们那位神甫也实在特别，正如当时人们说的，就是那么一种胚子。
尽管如此，妈妈在家的时候，伙食方面好歹还能凑合过去；可是当她上莫斯科或者到别的田庄去一段时期，留下父亲当家的时候，我们就倒了大楣。在这种时候，母亲通常留给父亲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供各项开销之用，又把教堂执事叫来，吩咐他，如果留给老爷的钱不够花，就从教会经费中借一点给他。父亲为人并不吝啬，但是他想讨好母亲，便竭力保住交给他的这张钞票，不去兑开。因此，他节省到了不近情理的程度。邻里们都知道这个，所以母亲不在家时，他们决不上我家串门。这种努力节省的结果几乎总是带来辉煌的成绩：父亲成功地把留给他的钞票原样交还给母亲，因为即使有急用，他也宁肯从教会经费中借支一点儿，而不愿把那一百卢布的钞票兑开。不过，我们虽然饿着肚皮，却也得到了一种补偿：我们可以在父亲面前大发牢骚；可是在母亲面前，说一句极其轻微的不满的话，马上就会遭到残酷的报复。
营养不足对儿童身体的发育固然有害，但是，那分配食物的办法，从精神方面来看，对儿童的影响更其有害。这方面完全不按一视同仁的原则办事，而由偏心所支配。在我们家里（不过，我这里主要指一家之主的母亲），孩子们被分为两种：可爱的孩子和可恶的孩子，而且，由于生活中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吃喝，所以“可爱的孩子”比“可恶的孩子”所占的优越地位便主要表现在饮食方面。母亲分配食物，给“可爱的孩子”挑大块的、新鲜一些的，给“可恶的孩子”的总是回过锅的、风干过的硬块儿。有时，她给“可爱的孩子”挑完了食物，便对“可恶的孩子”说：“你们自个儿拣吧！”她的话刚落音，饥饿的“可恶的孩子”们便你抢我夺，丑态百出。
母亲一面向盘子俯着身子，一面皱眉蹙额盯着孩子们，看他们闹成个什么样儿。这时，多半会有一个“可恶的孩子”感觉到妈妈凝神注视的目光正落在自己身上，同时意识到所谓自由挑选食物，不过是猫儿耍弄老鼠的把戏，他便自我牺牲地拣了一块最坏的。
“你怎么不挑一块好一点儿的呀？喏，旁边那一块，你瞧，多肥啊！”母亲用假情假意的亲热声调对那个“可恶的孩子”说；泪水快要从这个不幸的孩子的眼睛里夺眶而出了。
“好妈妈，我不饿！”那“可恶的孩子”回答，竭力装做满不在乎的样儿，还神经质地嘻嘻笑着。
“不饿！那你干吗撅着嘴巴？你给我小心点儿！我可看透了你，你装老实！”
但是有时候，“可恶的孩子”不幸起了逞逞勇气的念头，竟然拿叉子在莱盘里戳来戳去，想找一块好一点儿的。�